GDP高速增长期之后我国进入经济增长放缓期;相应地,经历了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增量扩张,城市也从外沿扩张式增量开发转为内涵提升式存量更新。习近平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将当前命名为“新常态”阶段。面对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学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城市规划领域或将面临基础理论的范式变革,也有人认为仅是规划工作方式的顺势调整和修正。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在借鉴国外同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同时也在尝试创新(图1)。
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企业型政府、城市竞争力、城市经营等追求效率与利润的理念在推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在政策、价值及公众等方面对我国规划行为产生一些误导。并且,新常态背景下复杂而多元的利益格局造成日益尖锐的社会分配问题,增量式的、效率导向的空间性规划难以解决。随着粗放型增量规划时代的结束,倡导对人及社会本质诉求的回归的精细化城市经营开始出现。
在此背景下,价值观等规划理论本源问题成为讨论核心。学者意识到理性与平等、公平与正义等价值理念能够为规划价值回归提供路径选择。例如,根据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平等主义下的正义观,或借鉴西方国家作为政府干预手段的规划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经验(如土地空间资源分配理念),提出兼顾社会平等与市场效率以指导城市规划利益还原。学者也意识到美国过度政治化、社会化的规划理论难以落实到空间与实践上,因而在价值导向上需要兼具空间性与社会性的多元平衡,使理论落地。
至于实际操作手法,有学者试图引入社会网络、正义机制等概念来探索倡导型规划的应用,或归纳出监督、自治、权威3种社区协作模式,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下构建依赖多方参与、协调的规划激励机制;又或推动制度设计正义和利益分配程序正义的第三方力量参与。也有学者探讨在操作过程中人的职能与作用,如在美国政体理论(The Regime Theory) 的基础上提出规划过程的4个阶段,强调规划师、政府部门、规划管理者及规划教育研究者等多种规划参与者的协调职能,体现规划的协调本质。也有人通过回顾西方百年规划发展历程来引入规划社会综合改良的理念,并呼吁当代规划师对社会精神与责任的回归。需要注意的是,规划既要强调多元与开放,又要防止过度多元主义下公共利益退变为公众利益。
在该阶段还可见智能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补充。因为单一、静态、管制型传统理性规划已经难以应对新常态下庞大多变的城市系统,需要从智能理性入手解决城市巨系统的新问题,并通过云数据、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信息技术来推动传统规划模式的转变。智能理性的一种应用方式是将人工智能的计算分析、可视化和深度学习等应用到规划的全过程;另外一种是通过众筹规划、智慧城市实现规划的部分开放共享、循环交互及动态调整。然而,也需要认识到基于数据分析、经验学习的智能规划仍属“纯理性”范畴,缺乏人类价值观及差异化需求的考量。“城市规划根本上是人的价值观问题”,因此新技术的运用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理性规划的局限与弊病。
新常态下,在对可持续发展的新解读中一些当代城市规划及相关理论被引入,这些理论多在气候能源、生态环境、安全健康和社区活力等维度拓展既有研究。
(1) 韧性城市。该理念约于2005年以后出现在欧洲城市研究学术界。广义的韧性可以理解为统筹利用生态智慧(即通过知识与伦理准则来指导行动)这一系统框架来构建韧性城市;或是城市规划中的刚性与弹性的辩证统一;或是分为基础、附加韧性两层面加强城市综合防灾能力;或是基于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并结合价值导向确定发展方向,强调规划的底线与弹性框架。抑或引入资本、能力、行动和秩序四大要素,提高城市的恢复性、连通性、适应性、繁荣性、灵活性和可转型性。
(2) 收缩城市。新常态下中国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城市收缩现象,一些学者在借鉴国外收缩城市研究成果后提出可将城市收缩分为趋势型、透支型和调整型收缩3类。也有人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资本流动与城市人口、经济收缩的发展关系,并总结了4 种收缩城市模型,引导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向城市更新、精明收缩等方向转变。
(3) 低碳城市。作为复合多元的城市发展理念,低碳城市包含了能源发展、气候调节、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等多个层面的内涵。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如何通过各种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实现低碳。例如,英国学者提出通过发展节能技术或改变人类行为模式来促进低碳减排。也有学者基于行为的模型框架,研究反弹效应和需求侧管理对于城市能源系统改造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讨论了历史建筑保护与节能减排的关系,认为可以通过适度调整历史遗产价值观和审美观达到低碳减排的目的。
(4) 生态城市。目前的研究集中在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加强生态防御等方面。例如,有学者引进城市微气候质量评价体系,作为判断城市生态宜居性的关键指标。在生态保护方面,美国的绿道规划及尼泊尔缓冲区划定原则为中国城市生态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借鉴思路。国际上从实证和对策两个层面探讨城市空间增长与生态风险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学者据此提出了一种加强区域生态风险防御能力的规划调控方法模型。
伴随着乡村规划、乡村振兴的提出,有学者也从国际上寻求经验以完善乡村规划体系。这些经验多源自社区、生态、产业等角度,一般而言,欧洲乡村转型兼顾“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东亚如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及韩国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建设关注公众参与、社区营造。学者还从规划法规与政策、土地综合整治、乡村保护与发展、公众参与等方面总结他国乡村治理经验。
中国日趋明显的城乡一体化现象推动了《城市规划法》在2008年被修订为《城乡规划法》。在中国规划理论国际化的第3阶段,城乡一体化已进入乡村城镇化、郊区化阶段,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生态矛盾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区。20世纪30年代城市边缘区概念被提出后,西方学者尝试从社会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重视角不断丰富概念内涵。21世纪后,由于人们越来越关注生物群落、生态系统的衰退现象,西方不少国家提出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视角下的管控规划理念。美国的绿图计划、英国的绿带及荷兰的绿心战略都力图在城市边缘区规划绿色开敞空间进行绿色保护、卫生隔离、空间抑制与土地的多功能利用,这对中国农业地区开放空间保护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基于中西方城乡边缘地区既有研究成果的比较,有学者强调以生态学为核心构建多学科融合的城乡规划理念;或是通过城乡互动因子和互动机制研究来指导城乡边缘区的建设;或将其作为综合性空间规划体系,促进多功能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协调城乡关系均衡发展。
由于近年来尺度(Scale)概念在空间研究领域日益重要,中国规划理论国际化的第3个阶段还可见理论研究的两个趋势:一个是微观的街道尺度的研究;另一个是广域尺度下的全球城市或城市区域研究。在存量内涵发展期,贴近居民生活的街道等公共空间成为更新改造的主要对象。19世纪以来街道规划和设计就是西方规划研究的重点,涉及多重视角。在街道美学和社区活力上,有学者提倡关注街道的民主与活力。在工程技术上,有人基于紧凑城市理念,强调街道开发的紧凑式布局、复合式功能及人性化感知;或从街道雨水管理出发,借鉴美国的绿色街道理念,为我国海绵城市的建设提供思路;或是根据西方居住区街道模式及规划理论的演进规律,提出“融合与共存”的发展理念对中国城市街道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一批区域城市经济体被赋予了全球性经济战略地位,这些经济体被学者命名为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等。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部分国内的发达城市也提出了向全球城市迈进的战略目标。学者们分析了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市地区规划的实践经验,如芝加哥的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法国的基于文化资源优势提升巴黎在全球城市中的竞争力的策略;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等。这些研究的重点都放在提高大都市地区的全球竞争力上。具体做法为:可以借鉴区域联合跨界合作或跨国境合作机制,提高地区整体核心竞争力,也可以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反思传统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通过创新来发展世界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