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体系是城乡规划法律法规体系的支撑,它既是编制城乡规划的基础技术依据,又是依法规范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行为,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规划制定与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广义来说,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包括“显性标准”与“隐性标准”两部分(图1)。显性的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为现有的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与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体系中涉及开发区规划的相关标准与指标,包括开发区规划中使用的城乡规划标准、开发区规划的专用技术标准及开发区规划过程中常用的相关指标。隐性的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则暗藏于和技术标准相关的规划体系、规划价值观及常用的经验做法中。
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包括技术标准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其中,“走出去”的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规划文本、合同中有明确依据的标准应用;二是虽然没有明确的应用依据,但在规划编制的方法、内容中实际使用了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理念与指标。此外,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技术传播与开发区规划研究的知识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国内外学者在开发区规划技术上的交流及国际组织、会议的关注与借鉴也促进了相关标准的应用传播。在规划技术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开发区的“隐性标准”与“显性标准”以不同的形式拓展。“显性标准”的拓展方式包括在规划文本、合同中列入规划依据与条文的、有明确依据的拓展应用,以及规划实践中确定的规划指标与常用指标;“隐性标准”的拓展通过学术活动、人才培养等环境建设推广,并在规划的博弈、交流学习与规划实践项目中传播,并以帮助所在国家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相关标准等方法进行拓展。
总体来看,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拓展经历了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内化升级国内标准和境外实践带动应用的不同阶段,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与优化。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访谈与网络收集的方法,以48个国家级和省级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及分布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区域的9个国家的47个境外国际合作园区为样本,结合国内外学者、国际组织对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变化,对1994年来境内外国际合作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应用进行了梳理,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图2)。
1.国际实践经验初步引入国内(1994~2002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际性城市”与“城市国际化”等城市规划战略的兴起,国际合作园区也通过政府合作与企业合作的不同形式进入我国,越来越多的西方规划技术与理论被引入中国。在实践应用方面,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作为国家间政府合作园区,首次将先进的境外开发区规划技术带入我国,开启了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引进来”的通道。在此阶段,学习应用境外先进技术标准是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国际化的主要方式。以苏州工业园的规划建设为例,在规划技术理念等“隐性标准”中融合了新加坡与国际先进的城市规划经验,规划设计了以商业、社会服务为议题的邻里中心,还在环保与公共服务的指标选择上参考应用了新加坡与国际标准,在此标准下建立的循环回收“共生系统”使得园区的整体环境质量通过了ISO14000认证。在科研交流方面,开发区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巨变吸引了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在全球化与工业化的背景下研究开发区对中国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国际合作园区这一新形式园区的出现也使得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跨国园区的合作模式研究成为海内外热点。
2.“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2003~2013年)
2003年以来,随着塞拉利昂国基合作区的建立,我国开发区走向海外,伴随着中国园区与基建的“走出去”,开发区规划技术在实践中走向国际,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进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的时期。在实践研究方面,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园区从规划伊始便注重国际合作,如浙江省商务厅颁布相关政策,推动全省范围统一培育,打造了一批以国际标准、国际理念建设的具有国际服务、国际形象的专业园区。我国与新加坡、芬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等国合作在境内建立了众多应用国际规划标准的合作园区,其中科技部推进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中芬(丹阳) 数字生态园区等围绕中国开发区面临的人口、交通、产业与节能等实际问题,结合国际经验,运用发达国家园区规划技术标准,推进生态园区适宜性技术等规划技术在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发挥示范作用,推动了国际生态园的规划合作。
此外,在“走出来”方面,建立于2003~2013年的40个境外国际合作园区中有25个园区使用了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并逐渐应用于不同规划体系的国家中,尝试与当地规划技术标准相结合。例如,海防—深圳安阳工业区结合中国标准与《越南建设规划国家技术标准》(QCXDVN01:2008/BXD[S]) 编制了《越南一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暨海防一深圳安阳工业区1/2000详细规划》;位于格鲁吉亚的华凌第比利斯国际经济特区,其规划编制由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城市总规划师主持,中方设计团队和当地设计院合作,在园区的统筹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中均在采用格鲁吉亚标准的基础上协同应用了中国标准。在科研交流方面,海外学者从国际关系等领域研究境外合作园区的目的与定义,并聚焦非洲地区,研究中非国际合作园区的发展模式与实施情况,以及跨国空间治理与区位选择经验等,促进了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的对外推广与传播。
3.“国际化传播”与“就地化转译”结合(2014 年至今)
随着国际合作经验的丰富,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国际化由应用实践走向吸收转化。在实践方面,国家与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国内开发区规划标准建设,吸收国际先进园区规划技术标准,优化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如商务部联合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国瑞士镇江生态产业园、中奥苏通生态园、中法合作沈阳生态园、中法成都生态园、中意海安生态园、中意宁波生态园和中芬北京生态园等开发区,以国际生态园区环境控制指标体系为基础,聚焦开发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指导性标准体系,制定《国家级经开区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参考指南(2014)》,对接国际规则,建设符合面向国际合作的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提升园区规划建设品质。
此外,开发区规划技术标准的境外拓展也由“显性标准”的应用向标准转化与“隐性标准”的传播转变。在应用实践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规划设计单位落地境外,融入当地规划行业,规划技术标准的传播逐渐呈现出市场化特征,如云南省建筑科技研究院与老挝国家质检中心合作为当地编制行业标准。在科研交流方面,中国生态园区的转型及《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标准》的相关指标体系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国际组织与团体的关注也推动了开发区规划技术的国际化,如2019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维也纳总部举行国际产业园区指南专家咨询研讨会(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Industrial Parks),与联合国工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印度、加拿大等国的专家一起交流了中国开发区规划、运营、评价的经验。此外,商务部主办的“2016欧亚非商务官员考察活动”及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培训学院举办的“2016发展中国家商业流通与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研修班”等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将中国开发区规划发展的经验展示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国家,为我国开发区规划技术向海外拓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