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1949-1978年时期,实践中摸索经验 宏观背景: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下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家从经济、土地、社会等方面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有计划地推进国土及新城的开发。中国1949-1978年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变化 规划工作重点:围绕生产建设新城市在学习苏联规划理论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摸索各类工程技术经验;工业城市实践经验最为丰富。 规划实践及典型案例:围绕生产建设新城市→ “一五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选址计划与规划携手生产力布局:“一五计划”是以156项建设为核心,以9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董志凯,吴江,2004)。156项工程在选址过程中,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为指导,考虑国防安全、接近原料地和交通干线等基础,以“联合选厂”的方式,利用现有的城市设施,成就了一批中西部重点城市,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和城市建设的基础。→“包头模式”包头模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工厂卫生防护、住房多样供给、小街坊密路网、直行车通勤距离、500米公园网络。人民公社规划分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层次。总体规划主要解决农林牧业、工业交通水利以及居民点的分布等问题;详细规划主要以居民点布局为核心,涉及人口发展、村庄合并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第二阶段:1978-2000年时期:围绕市场经济体制 借鉴欧美规划理论 宏观背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土地开发建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分税制改革(1994年)等国家宏观经济制度改革促使了区域层面的城镇体系规划的开展,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1988年之后)、住房商品化改革(1980-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等以城市土地有偿使用为主的制度决定了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和规划编制重点。 规划工作重点:围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城市土地的规划管理制度规划工作的目标从以专业技术支撑城市建设转变为以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来实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规划实践及典型案例→ 城镇体系规划:区域层面各类要素的配置与组织在这个层面上的理论探索包括陆大道先生提出点轴理论、周一星先生提出大都市连绵区、崔功豪先生提出城镇密集区等,结合中国规划实践,形成了以“三结构,一网络”为核心内容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各项规划管理工作的龙头;统筹城市各项事业发展的综合性空间规划;发挥对城市空间资源统筹的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全局性作用。1984、1996版深圳总规? 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土地市场不断完善下的快速成长城市的典型代表? 多中心治理结构、弹性生长框架? 战略性空间预留,如盐田港、深圳机场等 对于中心区的管控与城市设计→ 控制性详细规划:借鉴了美国区划法规、香港法定图则,在此基础上总结形成;规范了城市政府的土地开发行为,指导了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开发建设部门提出招标条件和具体规划及建设要求的管理行为。 新建城区强制性内容:主要以定性质、定总量、定结构方式表达。具体坐标在深化过程中可调整;同时在编制成果的文本、图例中注明需要在下位规划中深化落实、准确“落地”的强制性要求。 已建城区强制性内容:对现状内容以定坐标方式表达,对需增加的内容以定总量、定结构方式表达。 规划理论与方法探索在这个阶段我国将一批世界知名规划大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引入国内,将有机疏散、田园城市建设、邻里单元等将经典城市空间模型引入规划。随着中心城市规模扩张,由此带来交通压力、环境污染和生活品质下降的“大城市病”,这个时期一些新兴产业将选择城市边缘地带、交通条件较好的郊区布局,并向区域中的中小城市延伸,由此形成都市圈。
第三阶段:2001-2012年时期:城市与区域加快发展时期 宏观背景:随着中国加入WTO, 形成了“三驾马车”经济局面,推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发展进入“黄金十年”,达到红利峰值。入世带来经济发展红利,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加速向沿海聚集或倾斜;但2008金融危机带来巨大波段,中国靠大规模基建对冲危机;城镇化快速扩展时期,中心城市成为各类资源快速聚集载体,城镇群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七大)。中国2000-2012年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变化 规划工作重点:全面接轨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规划管理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化开放格局,战略规划成为中国城市竞争力导向下的规划新思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加注重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要求,“三区四线”等管理规定的出台是对城市总规编审制度的完善;为了应对城市大规模开发建设项目,在该时期还积极推进了近期建设规划。 规划实践及经典案例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提出国家城市体系,探索资源环境承载力下的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战略规划该时期是中国城镇空间扩张最快、经济增速较快时期,城市空间结构从原有的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多中心治理的理论在国内逐步转化落地。* 广州空间战略(中规院方案)研判广州在全球化中的新定位;谋划具有国家或区域战略意义的重大功能、设施在区域中的布局(南沙)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由于经济推进土地的快速开发,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镇与村庄的融合发展态势逐步显现,面临的交通、环境等问题日益严峻; 探索城市-区域的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水、大气等资源承载能力确定城镇的人口与产业发展规模; 推进了第一部省级层面的区域规划立法;确立的“九类管制区”,区域绿地等管制区促进了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立法; 强化了轨道等交通设施对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并延伸出区域绿道网规划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网规划图 规划理论与方法探索开始注重区域规划与城镇群研究、城市设计、城市景观、生态城市等领域专家学者研究。全球城市体系理论及中国本土化萨森的GaWc全球城市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了全球的金融、贸易网络、文化旅游目的地、交通与信息枢纽等因素的综合排名。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关系拓扑图中国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以系统论和复杂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该理论发展了整合人居环境核心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并发展了区域协调论、有机更新论、地域建筑论等学说。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公交城市等生态理念在中国开始逐步推广并得到示范落地。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交通部等部委从各自主管领域的角度出发,采用“试点”模式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先后批准了16类具有生态城市性质的试点。
战略规划该时期是中国城镇空间扩张最快、经济增速较快时期,城市空间结构从原有的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多中心治理的理论在国内逐步转化落地。* 广州空间战略(中规院方案)研判广州在全球化中的新定位;谋划具有国家或区域战略意义的重大功能、设施在区域中的布局(南沙)
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由于经济推进土地的快速开发,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城市、镇与村庄的融合发展态势逐步显现,面临的交通、环境等问题日益严峻; 探索城市-区域的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水、大气等资源承载能力确定城镇的人口与产业发展规模; 推进了第一部省级层面的区域规划立法;确立的“九类管制区”,区域绿地等管制区促进了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立法; 强化了轨道等交通设施对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并延伸出区域绿道网规划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网规划图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及其理论框架以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为目标,以系统论和复杂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建设原则、层次和系统,该理论发展了整合人居环境核心学科──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并发展了区域协调论、有机更新论、地域建筑论等学说。
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公交城市等生态理念在中国开始逐步推广并得到示范落地。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交通部等部委从各自主管领域的角度出发,采用“试点”模式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先后批准了16类具有生态城市性质的试点。
第四阶段:2012至今时期:十八大、十九大确立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对于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宏观背景:宏观经济进入“换挡”减速期,国内外矛盾交织时期经济进入新常态,“三驾马车”动力失速;劳动力顶峰到来,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矛盾。“一带一路”、京津冀等新对外开放格局、区域战略相继出台。 规划工作重点:生态文明导向的规划制度建构时期重构规划体系: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区域协同-区域多中心治理-城市精细化治理重视城市的品质提升:以人为本的规划方法与技术 规划实践及经典案例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合一”,实行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管控,开发与保护的管理边界清晰。德清“多规合一”德清县通过建设用地“六梳理”和非建设用地“四梳理”,划定了185平方公里的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559平方公里的生态控制线以及193平方公里的城乡建设用地开发边界。北京总规(2016-2035) 北京总规(2016-2035)是第一个获批的国土空间规划 2035年主要发展指标体现:减量、提质、人民群众获得感。 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减量,从2015年的2921平方公里压缩到2035年2760平方公里。北京总规的主要指标区域协同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在区域整体配置继续优化的过程中,将触动或损害部分主体的利益,即从“帕累托最优”转向“卡尔多改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解决大城市病的区域治理方案 推进四网融合(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文化网络) 建立“一核双城、两翼多支点”城镇总体格局国家级新区确立新区在国家城镇体系版图上的地位,国家重大产业植入载体,面向区域的综合性枢纽及开放的门户。总体城市设计:北京 古都味:保护与传承灿烂深厚的历史积淀 国际范:鼓励与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时代潮流 东方韵:延续与发扬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与哲学思想“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海岸修复、绿地修复、水体修复、山体修复、功能修补、文脉修补、交通修补公众参与&共同缔造以社区为空间治理单元,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治理体系。明确政府和社区职责边界,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保障战略规划的有效实施。 规划理论与方法探索对于城乡规划体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充分借鉴德国、英国、荷兰、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规划体系;对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的人本主义规划、精细化治理方法等进一步学习与吸纳。进入存量发展时代,进一步认知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城市复兴工作。智慧城市、精明城市、零碳城市等研究成为当下的热点。
德清“多规合一”德清县通过建设用地“六梳理”和非建设用地“四梳理”,划定了185平方公里的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559平方公里的生态控制线以及193平方公里的城乡建设用地开发边界。北京总规(2016-2035) 北京总规(2016-2035)是第一个获批的国土空间规划 2035年主要发展指标体现:减量、提质、人民群众获得感。 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减量,从2015年的2921平方公里压缩到2035年2760平方公里。北京总规的主要指标区域协同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在区域整体配置继续优化的过程中,将触动或损害部分主体的利益,即从“帕累托最优”转向“卡尔多改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解决大城市病的区域治理方案 推进四网融合(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文化网络) 建立“一核双城、两翼多支点”城镇总体格局
北京总规(2016-2035) 北京总规(2016-2035)是第一个获批的国土空间规划 2035年主要发展指标体现:减量、提质、人民群众获得感。 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城乡建设用地实现减量,从2015年的2921平方公里压缩到2035年2760平方公里。北京总规的主要指标
区域协同发展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在区域整体配置继续优化的过程中,将触动或损害部分主体的利益,即从“帕累托最优”转向“卡尔多改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解决大城市病的区域治理方案 推进四网融合(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文化网络) 建立“一核双城、两翼多支点”城镇总体格局
小结:70年中国规划理论与实践? 目标:由关注单一经济增长目标的规划任务转向生态文明主导的规划任务;? 体系:由关注规划技术体系转向规划公共政策属性、规划制度体系建构;? 范围:由关注城市“一点”转向区域“一片”再到国土空间全域; 技术:由关注生产力下的规划功能布局技术转向以人为本、城市精细化治理方法。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 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 C之内,同时认识到这将大大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并以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式增强气候复原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
2019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 气候变化及气候灾难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失去生计,被迫离开家园; 水和耕地的盐碱化问题正在危及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 不同国家、族群之间的资源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气候移民给多个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六大领域的气候行动:一是加快气候融资;二是加快能源转型;三是推动产业转型;四是出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五是在不同地域、城市层面加快减缓和适应行动,重点包括:加快低排放建筑建设,完善公共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穷人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六是推动全球努力应对和管理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有三项主要目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公正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产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公约》于1992年6月5日在里约热内卢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签署,并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截至目前,《公约》共有193个缔约方。根据公约,政府承担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义务,政府必须发展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将这些战略和计划纳入更广泛的国家环境和发展计划中,这对林业、农业、渔业、能源、交通和城市规划尤为重要。 关注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重要问题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措施(包括空间规划)
《2011—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五大战略目标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 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管理及保护自然生境(包括森林)、渔业,控制污染,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减少气候变化或海洋酸化 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以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现况; 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带来的惠益; 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发展加强执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