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7-0083-09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711a
【作者简介】
李 浩 (1979-),男,博士,中国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师,注册城乡规划师,中国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
【修改日期】2019-06-2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478439、51378476、50978236)。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7期
精彩导读
【摘要】 在广泛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一五”初期八大重点的编制背景和过程、规划内容和主要技术特点等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八大重点的编制内容,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当代初创时期的科学技术特征。通过以八大重点城市为代表的规划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保障了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为八个城市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作者,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并对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新中国事业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s the background, process, content and mai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ning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he planning contents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embod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represented by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on the one hand, it guarantees the smooth progress of large-scale industri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lays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ight c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train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rban planners, accumulates valuable urban planning experience, and explores planning theory and method under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e method has played a foundational role in the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KEYWORDS: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156 Projects; new industrial city planning; Soviet Union Planning Model
引言
▲ 图2 156项工程在各城市的分布(按实际投资额统计)
Fig.2 Distribution of “156 Projects” in cities (according to actual investment amount)
注:图中数据系根据参考文献1统计,行政区划为1952-1953年全国行政区划情况。
八大重点的编制过程与
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编制工作大致是1952年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以后着手准备,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后全面展开,1954年9月前后完成了上报审查的规划编制成果(图3)。
▲ 图3 八大重点编制成果封面(部分)
Fig.3 Covers of the planning result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par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从组织方式看,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编制工作突出体现出如下特点:(1)苏联专家指导。规划工作是在苏联专家的亲自参与和全面指导下进行,对规划工作进行指导的主要是穆欣、巴拉金和克拉夫秋克等3位苏联专家;(2)多方援助。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规划设计力量十分薄弱且分布不平衡,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编制工作大多是在建工部城建局(1954年10月成立中央城市设计院)的帮助下进行,同时不同地区之间也进行了相互支援,如洛阳的规划工作即得到程世抚、谭璟等一批来自上海的工程师的参与;(3)以地方为主。在规划工作组织协调、人力物力投入、重要规划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地方各个城市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且各城市均有到北京集中工作的情形,这一工作方式既便于和有关部门、苏联专家以及总甲方的设计单位等及时沟通联系,也有利于各个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和经验借鉴。
从1954年10月10日开始,在刚组建成立的国家建委的主持下,建工部和其他一些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对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编制成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审查。经过审查,于1954年12月11日和17日率先批复了西安、兰州和洛阳等的初步规划。1955年11-12月,国家又批复了包头、成都和大同的初步规划。太原和武汉的初步规划因情况较为特殊,未在“一五”时期获得正式批复。
八大重点的主要内容
八大重点以国家计划部门提供的工业项目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各地区和各城市提出相应的配套项目,再由国家计划部门进行综合平衡,确定具体的工业建设项目清单之后,就成为编制方案的主要依据。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工作性质,又被称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而各个城市中以“156项工程”为标志的重点工业项目情况,也就基本上决定了其城市性质和主要职能,八大重点城市均被确定为新工业城市(表1)。
▲ 表1 八大重点城市的重点工业项目和城市性质
Tab.1 Key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urban designated function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注:由于一些工业项目分期建设、统计口径不一和保密等原因,156项工程的具体名单存在一定的争议。本表所列名单系依据较权威的参考文献1进行整理。
▲ 表2 八大重点城市现状及各规划期的人口规模一览
Tab.2 Population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at present and three planning periods
注:本表中包头和大同两市数据采取1955年5月版规划说明书,其他城市均采用1954年10月上报审查版规划说明书。
▲ 图4 包头市初步规划的用地布局结构
Fig.4 Preliminary land use structure planning of Baotou
注:工作底图为1958年包头市现状图,图中部分文字为笔者所加。
▲ 图6 大同市郊区规划
Fig.6 Suburb planning of Datong
对八大重点工作的
在八大重点工作过程中,包括重点工业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等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得以广泛参与,规划成果在上报审批过程中大都经过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多次研究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听取了西安等市的规划工作汇报。规划编制的工作过程,也是传播基础知识和科学理念,进而不断统一规划观念、取得规划共识的过程。通过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在社会各方面初步建立了规划观念,不仅为工业项目建设提供了直接的配套服务,也加强了城市建设的计划性,克服了城市建设中的盲目、分散、混乱现象,保障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对城市远景发展的谋划和安排是八大重点的根本立足点,在城市的功能布局、用地划分、内外部联系,对自然环境的结合、利用和再创造以及城市整体的建筑艺术水平等方面,八大重点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譬如,洛阳市规划保留旧城,在西部的涧西区建设新的工业区,被誉为避开旧城建新区的“洛阳模式”并载入城乡规划教科书;西安市规划避开汉唐遗址,形成以旧城行政和商贸居住区为中心、两翼发展工业的格局;兰州市规划沿着黄河谷地把城市划分为4个片区,形成带状布局、组团发展的独特空间结构,60多年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基本上仍未突破首轮总规所确定的城市发展格局(图8)。
▲ 图8 兰州市1954年初步规划的现状(上)、规划(中)及2010年的现状(下)
Fig.8 The status quo (top) and planning scheme (middle) of preliminary planning in 1954 and status quo (bottom) in 2010
八大重点工作的技术团队具有“苏联专家+儿童团”的特点,一大批刚跨出校门的青年学子是规划工作的主力,通过八大重点工作的实际锻炼,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作者得以较快成长起来,并逐渐能够相对独立地承担规划任务。表3为中央城市设计院(中规院的前身)参加八个重点工作的人员情况,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方规划人员也参与了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编制工作,如兰州的任震英、武汉的鲍鼎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五”末期时,全国从事的工作人员已达到5000多人[7]147。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续我国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骨干性作用。
▲ 表3 中央城市设计院参与八大重点工作的人员情况
Tab.3 Personnel of the Central Urban Design Institute participating in the planning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通过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规划工作者在基础资料搜集、设计、规划审查和审批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并由此而逐步建立起一些规划编制、审批等的基本制度。譬如:国家计委于1954年9月颁发《关于新工业审查工作的几项暂行规定》,对规划审查工作做出相对明确的要求;1954年10月22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办理中重大问题协议文件的通知》(五四计发酉116号),通知明确“因关系到许多部门的建设问题”,“在规划设计及审批过程中应由城市与各有关部门取得协议文件,与报审草案同时上报”,这一部门规划协议制度的建立,为保障较强的实施性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正是在八大重点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规划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1956年7月,国家建设委员会颁布《编制暂行办法》,该办法对工作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规划程序、成果内容和技术要求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堪称新中国最早的“法”。
在当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八大重点工作的技术方法主要借鉴自苏联规划理论。尽管如此,参与规划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仍然是中国本土的一些知识分子,规划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与中国现实国情条件相结合的问题。譬如,采取初步规划的工作方法,对基础资料、技术图纸、规划深度等方面的编制要求进行适当简化,作为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变通和代替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苏联的规划标准加以相应调整,如将苏联9.0m2/人的人均居住面积规划定额,调整为近期4.5m2/人、第二期(15~20年后)6.0m2/人和远景9.0m2/人的分步骤实施方案;针对国民经济计划年限只有5年、确定城市远景发展依据存在困难的情况而提出“经济假定”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国的一个创新②。
尽管在我国事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必须承认的是,八大重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偏重于大工业,未对城市发展作全面安排。以洛阳为例,“规划只着重于安排大工业,对全市的发展未作全面分析,对大厂的附属企业和全市性的中小型工业企业未进行安排”,“近几年[1954-1960年]来城市发展证明了对整个城市的发展作充分估计是必要的”[8];(2)城市建筑艺术设计方面投入很大精力,但作为规划工作核心任务的土地使用规划却往往“无能为力”。这主要是由于重点工业项目的厂址选择主要由工业部门主导,且大多在规划工作之前进行,以包头为例,规划中考虑城市布局建筑艺术较多而对城市的根本问题考虑不够,原因正在于包钢与二机部厂址确定在先;(3)一些规划理论思想存在着偶然性和不自觉性。譬如避开旧城建新区的“洛阳模式”,其实是在联合选厂的过程中,由于地下文物探查、保护与城市建设活动存在客观的制约性矛盾而形成的,并非方面十分明确的思想观念所主导[9]。另外,就具体的方案而言,八大重点也存在一些缺陷之处,如武汉、太原的城市发展被铁路分割,洛阳涧西区的居住区位于工业区的下风向,太原市居住用地的四周被工业所包围,等等。
进一步分析,八大重点的一些缺点之所以存在,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以铁路与规划的矛盾为例,即有“现状存在”、“计划不周”以及“本身的经济利益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等多种情形[5]。概括起来,八大重点工作受到当时的技术力量、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现状条件、规划工作时间的紧迫及行政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时,不同的规划原则或规划目标之间也常常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以用地布局为例,集中、紧凑的节约土地原则与分散、隔离的防空和卫生要求即是相悖的;兰州市由于主导风向(向西)与河流流向(向东)的冲突,造成相应的排水困难和卫生问题,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调和的固有矛盾。这些,也反映出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作的“初创”特征。
结语
对于八大重点究竟应作如何评价?应当依据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是规划理论思想的先进性或独创性、规划技术方法的科学性,还是的前瞻性?通过对八大重点工作的历史回顾,笔者认识到,对规划工作的科学评价,正确的评判标准,首先需要对相关的城市发展条件和社会背景因素作深入的考量,必须清晰认识到规划工作的时代使命与责任——这其实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极为有限的时代条件下,规划工作的内在使命在于为极具国家战略意义的工业项目建设提供配套服务,包括制定出作为核心规划内容的空间协调方案(规划总图)在内。就此而言,八大重点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必然都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杰作!
注释
参考文献
1 董志凯,吴江. 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2 李浩. 八大重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研究[M]. 第2版.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3 洛阳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委员会. 洛阳市涧西区总体规划说明书(1954年10月25日)[Z]. 北京:中国设计研究院档案室,案卷号: 0834.
4 大同市规划委员会. 大同市郊区规划图[Z]. 大同:大同市城建档案馆,1955.
5 规划处. 关于参与建委对西安等十一个城市初步规划审查工作报告(1954年12月20日)[Z]//1953-1956年西安市总结及专家建议汇集. 北京:中国设计研究院档案室,案卷号: 0946:36.
6 太原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委员会. 山西省太原市城市初步规划说明书(1954年10月5日)[Z]//太原市初步规划说明书及有关文件. 北京: 中国设计研究院档案室,案卷号: 0195.
Urban Construction Committee of Taiyuan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Preliminary Urban Planning Instructions of Taiyuan City,Shanxi Province (October 5, 1954)[Z]//Preliminary Planning Instructions and Related Documents of Taiyuan City. Beijing:Archives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file number: 0195.
7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3.
8 洛阳市规划资料辑要[Z]//洛阳市规划综合资料. 北京:中国设计研究院档案室,案卷号: 0829:16.
9 李浩.“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J]. 国际,2015(3):106-116.
LI Hao.“Liang-Chen Project” and “Luoyang Mode”: Comparison and Inspiration on the Planning Pattern of Constructing a New Town Near the Old Cit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5 (3): 1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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