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领域取得为世界瞩目的巨大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各项规划以其客观性、系统性和前瞻性保障了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发挥了统筹引领的作用。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继续发挥好规划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本刊组织著名学者专家,围绕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聚焦规划管理组织体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等治理体系的调整和完善,共同讨论我国规划的作用及如何保障规划作用的切实实现。从9月23日开始,《》杂志公众号将陆续为大家呈现此精彩的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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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燕菁 (1962-),男,中国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教授。
【修改日期】2019-09-01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9期
【doi】10.11819/cpr20190906a
1、引言
过去70年,中国城市化从历史的低谷(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0.6%,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16.0%,将近宋朝20.0%的一半[1]),急剧攀上历史的高峰(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考虑到巨大的人口基数,如此巨量的城市人口增加,是世界城市史上任何时期都不曾达到的,与之相对应,中国的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唯一性。
2、第一阶段(1949—1978年):资本窒息下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缺少高水平分工所需要的货币。在实物货币时代,人人都接受(具有流动性)的商品才能成为货币的锚。经济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具有流动性的商品就越稀缺,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不足。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贵金属和外汇。中国政府只能以实物物资做准备,发行有限的货币,并借鉴苏联采用低货币依赖的计划经济模式启动工业化进程。由于与苏联相比,中国的货币更紧缺,整个计划经济期间,中国都未曾达到苏联曾经达到的城市化水平(1982年就已达到64%)。
在资本有限的前提下,中国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要城市化还是工业化。中国当时的战略是先行工业化——把使用货币分工较少的农业部门和必须使用货币分工的工业部门分开,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城市的工业化积累资本。为此,就必须限制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消耗有限的货币,进而将有限的资本全部投放到基础工业。按照这一战略,“低城市化”是“高工业化”的前提。以过去的剩余作为获取启动资本的主要积累手段,必定要压缩消费。这意味着高积累下的工业化必定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因为作为消费部门的家庭必须轻资产。
而两个今天看来“错误”的战略选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的痛苦。
第一个战略选择是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化道路。资本与劳动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两大基本要素,所有的资本不足都是相对于劳动过剩而言的。大量的劳动本应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但当时仍处于战争威胁下的中国,不得不仿效二战前的苏联,强行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尽管当时选择这一战略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今天看来,其后果是进一步放大了中国资本和劳动的缺口。
第二个战略与城市关系密切,就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孰先孰后之间,中国选择了优先工业化。这一选择源于当时对城市本质及作用的落后理解。在当时的理论认知中,城市被视作单纯的消费,而工业才能承担生产。在强调积累的“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指导下,城市化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就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得出的城镇化战略。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城市化不仅不是工业化的对立面,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反,城市化就是工业化的一部分。所谓“城市”乃是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集合,这些“公共服务”乃是各产业发展的共同需要,但自身提供却成本巨大的部分,比如,道路、电力、运输等基础设施,每个企业、家庭都需要,但分别自我提供则成本巨大,多数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城市”提供,成本则可以大幅降低。换句话说,城市就是为所有产业提供共享的“重资产”,通过“集体消费”分摊固定成本,使得这些产业可以“轻资产”运行。
因此,城市化必定是资本极其密集的过程,而中国缺少的恰恰是资本。现在看来,去城市化的工业化不仅没有推动工业化,反而进一步迫使企业“重”资本化,自我提供昂贵的基础设施,消耗更多的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必定是大型的、能重资产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大型国有企业。
1949—1978年的也脱离不了资本窒息这一大的背景。尽管针对北京的规划有“梁陈方案”这样伟大的思想,但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限制“非生产性”的城市投资,仍然是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实际上都是在“资本-货币”双缺口约束条件下的一系列被迫选择。现在看来非常“先进”的规划思想(比如“梁陈方案”),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并不合时宜。
当时影响巨大的“九六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根据苏联的经验,提出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要达到9m2,据说,这一标准是根据人的肺活量计算的。据周干峙先生说:“这个9m2,我们当时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原则,叫‘对人的关怀’”[2]。但由于按照的原理,这一标准是所有城市用地和基础设施估算的基础,这一指标一高,意味着与其相关的所有规划指标都会上去。因此,这一标准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国家计委的反对,理由是财力上无法支撑。用周干峙先生的话讲:“你用9m2就画大了,画大了要修的马路就多了,搞的下水道也多了,我搞的了吗?当时搞一个下水道很困难的,不像现在。所以就出现了‘九六之争’”[3]。周先生回忆说:“1953、1954年搞的规划,大概执行到了1956、1957年的时候,就因为‘九六之争’,出现了‘反四过’运动“①。“‘反四过’运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缩小规模,缩小开发。”“跟现在完全相反,现在就怕你不高、不大、不快”[2]。周先生这句话,凸显了不同阶段截然不同的目标取向。
这一阶段成果的典型代表就是北京。从“梁陈方案“的提出到被否定,从单中心扩张的城市结构到限制城市人口规模政策的出台,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都是资本短缺。脱离资本-货币不足这一大的背景,当时的理论和实践就会显得匪夷所思。
处于资本约束下的与其说是“发展城市”的规划,还不如说是“限制城市”的规划。不是在解决“最优增长”问题,而是要解决在有限资本条件下,优先选择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问题,类似于经济学中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问题。作为那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周干峙先生指出:“从历史来说,‘基本建设被压缩’是在压缩城市啊,工业并没有被压缩,至少不是那么大的压缩”。[2]
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大部分建设项目投资来自于中央,中央规划机构经常扮演“监军”的角色,监督工业投资和地方政府城市建设投资是否“合理”,是否“挪用”了生产性资金,是否可以“更节省”一些,成本能否进一步降低。一句话,严格控制各类投资的“非生产”部分。而地方政府的部门,除少数特大城市外,大多附属于建设部门,甚至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3、第二阶段(1979—2008年):资本积累下的城市规划
中国的大转型,始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城市存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00km2左右暴增到2015年的51498km2。短短30年时间建成区面积暴增8倍!如果算上工矿区,面积更是达到10万km2!②
▲ 图1 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及其占中国和美国GDP的比重(2000—2017年)
Fig.1 China’s surplus in commodity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GDP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0 to 2017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
4、第三阶段(2009—2019):资本充裕下的
正如前文所述,资本充裕的另一面必定是劳动相对不足,这会导致长期过剩的劳动价格开始上升。在劳动密集产业不断转移的同时,中国也前所未有地开始了向资本密集的产业阶段的升级。短短十年之内,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先后超过德国、日本、美国等这些世界上最顶尖的制造业大国⑤。表明中国制造业增长中,资本的比例在上升,劳动的比例在下降。
在巨量资本的支持下,中国城市化资本增长阶段迅速完成,城市增长目标才开始出现分化。那些进入资本相对过剩阶段的城市和其他发达国家城市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相似,经济虚拟化、资本密集化、劳动成本上升。现金流不足(社保、养老金缺口)正取代资本不足,成为城市未来发展更为迫切的议题。由于劳动变得短缺,争夺劳动将比争夺资本更重要,那些不能吸引劳动的城市,甚至人口净流失的城市,都将在新一轮增长中出局。的目标,将从如何限制人口转变为如何吸引人口。进入新阶段的面对着越来越多与上一阶段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城市发展目标。
如何创造可持续的税收,将取代创造一次性的资本,成为城市化运营型增长阶段更重要的目标[6]。在这一背景下,为投资增长服务的空间规划变得不再重要。怎样将已经形成的城市存量资产转化为稳定的收益流,成为未来规划新的重心和焦点。与此相适应,也要从其原来的服务对象——负责城市增量的建设部门,转移到新的服务对象——负责城市存量的自然资源部门。
在新的增长阶段,以创造增量为目的的,开始切换到以盘活存量为目的的。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不再是传统的形式,以前围绕建设编制的规划,将转变为围绕管理的规划。强化规划的刚性,不再是强调图纸不能更改,而是要强调规则不能更改。尽管在过渡阶段,对增量空间规划依然会有巨大的需求,但那些能够为委托方带来现金流的规划工具会越来越多地进入规划市场,并最终淘汰传统规划工具。
5、结语
这不是由于规划学科进步了,更科学了,而是由于所处环境的经济变量不同了。也正因如此,不能用前面三十年(资本窒息下)的,否定后面三十年(资本积累下)的。更不能用最近十年(资本充裕下)的,解释前六十年(资本窒息下和资本积累下)的规划。只有正确解释中国城市的演进历程,才能理解最近10年的转型,才能把握未来中国的演进趋势。
沿着资本-货币的逻辑,规划就有可能透过政策性的宣示,判断城市背后的真实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规模。第一阶段提出“大跃进”的城市都失败了;第二阶段吸取第一阶段的教训,提出要限制城市规模,限制大城市甚至上升为国策,但丝毫没能阻碍第二阶段中国城市规模的全面扩张。理解了资本-货币这条增长主线,就能在规划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被委托方的一厢情愿的政策“愿景”所迷惑。过去70年所有成功的案例,都是那些遵循了市场逻辑的政治意志的结果。
中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而资本-货币从稀缺到剩余,就是这一条线索中最核心的那一条。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未来资本-货币形态的变迁,就依然会对中国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那些嘴上大喊要控制人口的城市,资本将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诚实——资本-货币逻辑会驱动城市的本能继续吸收人口,东京如此,伦敦如此,汉城如此,中国的那些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也会是如此。而那些不能留住人口的城市,将会在资本剩余的阶段被淘汰。
过去70年,中国的很大程度上是在被动适应资本-货币制度的变迁,未来新的国土空间规划如果能主动将资本-货币因素纳入规划的范畴,就有可能从被动接受经济制度转变为主动影响经济制度。就有可能借转型国土空间规划的机遇,再一次开启它的伟大新生!
注释
参考文献
微信改版后
好多人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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