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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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庭伟 (1946-),男,中国学会海外顾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系荣休教授,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顾问、首任主席。
【修改日期】2019-09-02
【doi】10.11819/cpr20190904a
从1949年到2019年的七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在这段丰富多彩而跌宕起伏的历史中,重要的一章是城市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城市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的变化,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及政治的变迁,而则是具体落实经济政治意愿的政策工具和抓手。本文仅就七十年间的理论建设及规划工作的目标问题做一点讨论。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间,理论似乎并没有引起规划界太多的讨论,甚至没有明确提出过“构建中国规划理论”的课题。因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似乎都已经解决:是国家建设计划的延伸;的基本功能是在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基础设施规划上落实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给定的项目及指标;城市建设的主要职责是为发展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服务;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社会主义必须把历史遗留的“落后的资本主义消费性城市”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性城市”。这些观念成为当时规划界、政府及社会的基本共识。所以,当时规划工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地方城市落实中央的计划指标,即规划的落实、实施、物质性建设。而什么是?为什么需要?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样一些涉及作为专门学科安身立命基础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初期,面对经济底子薄、必须尽快打下工业基础的客观现实,又处在决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对作出这样的定义、建立这样的目标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事实上,当年的工作为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基础、建立城市体系都有功不可没的重要贡献。当然,这些认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由此带来不少弊病,例如把仅仅当作安排土地使用和空间布局,把规划设计仅仅当作描绘未来不变的蓝图等。一些片面认识延续颇久,迄今仍然留下影响。
1980年代初开始,从经济领域起始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的国际条件,使中国进入史所未有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及高速度的城市化,既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城市发展对产生极大的需求,同时城市发展的规模、速度、投资的多元化也给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带来巨大挑战。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发展实践中,中国规划师们迫切希望在国际上找到可以仿效的先例,也希望有可靠的理论作为参考指导。但是现实中这两者都让中国规划师失望。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建设规模巨大,建设进度快速,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城市可以仿效,也没有现成的规划理论可以提供指导。何况19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自身正在转型的过程中,各有各的问题,难为楷模。在规划理论上,美欧国家的规划理论界同样正经历着演变,没有不变的权威,莫衷一是,难见定论。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在规划界内外都引发争议。唯一的共识是:归根结底,中国的城市发展及规划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构建中国自己的规划理论”于是成为大家的呼吁。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规划理论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对此仍然有不同的评价。很多规划师认为理论的发展跟不上城市的发展,现有理论难以回答实践提出的很多问题,而且关于理论的讨论也没有带起更多在第一线工作的规划师的参与。由于对“什么是规划理论”的看法存在差异,相当一部分规划师认为当前规划理论建设的主要危机是理论的空心化。他们认为规划理论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但是缺乏规划学科自己的核心理论。在一些规划学者看来,所谓规划自己的核心理论,应该建立在规划设计及空间规划上。我过去也曾经同意类似的观点。但是深入回顾国际规划理论的演化,尤其是三十余年来实地经历着美国规划工作的变化及规划理论的演化,认识到根本而言是一门应用学科,故规划工作及规划理论都必须随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城市发展的阶段是自变量,规划工作及规划理论都是因变量。当然与作为大背景的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制、社会变化、生态环境等因素相比,城市发展阶段又是因变量。在以物质建设为城市发展主要需求的时期,规划设计及空间构筑无疑是规划的核心,那时的理论研究虽然也借鉴一些其他学科,例如涉及认知心理学范畴的环境-行为研究(E-B Study),但是核心必然围绕着土地规划及空间设计。然而,当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增量空间的开发减少、存量空间的改造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时,规划工作的中心理应转向存量空间中建成社区居民的服务,以及已有空间的更新。无论提供社区服务或进行空间更新都涉及利益的分配。由于利益集团是多元的,故以存量空间中的人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当代规划工作,必然借鉴人文学科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而不仅仅停留在物质性的规划设计层面。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很大,当前具有多样的规划理论研究恰恰也反映了各地城市发展阶段的多样性——有增量空间的设计,更有存量空间的改造。特别是,国家城市发展的政策也在演化,例如2019年开始推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就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的规划理论其实是“多心化”而不是空心化,这些“多心”的规划理论,围绕着因为人和空间的关系而赋予空间的不同内涵——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空间的生态环境影响、空间的社会作用等等,从而丰富了规划理论。相比之下,单纯的土地使用规划理论反而显得单薄所以减少。规划理论这样的“多心化”,也反映了当前不同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理论指导的现状,所以有其合理性、必然性。
自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规划师和各级决策者认识到,是落实经济发展及政治意愿的有效政策工具和抓手,而规划工作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城市社会的全面发展。现代不仅关注用地及空间,更关注空间中的人。二十多年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普遍强调的口号。如果真正认同规划必须以人为本,那么规划应该更多强调“服务”作用,服务于全体居民,尽可能提供宜居、便捷、安全、健康、自尊的生活环境。虽然规划师无法让所有城市居民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条件,在现实中所谓的公平城市(justice city)往往是一种空想,但是起码在公共空间中,让每个人一样地享受良好的空间环境是完全做得到的。无障碍设计、老年人友好设计、儿童友好设计、社区花园都是实例。当前,“城市治理”成为一个受关注的课题。治理当然重要,但是治理和服务不应当有矛盾,因为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一个宜居、便捷、安全、健康、自尊的生活环境,是为了服务居民。所以服务才是治理的根本目的。随着科技进步,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等所谓“大智移云”在中的应用成为热点。由于可以掌握人们活动的大量数据,了解人的生活规律甚至精准预测人的活动然后施以影响,这些新技术无疑有助于治理城市,但是这些技术更多的应用应该是提升服务的水平而不仅仅为了治理。人类智能(HI)和人工智能(AI)的结合能够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服务于城市,造福于人类,作为公共政策的应该作出贡献。
微信改版后
好多人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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