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约旦河对面的家
第一章 芝加哥贫民窟的画像
第二章 红楼与白楼
第三章 想捉哪儿就捉哪儿
第四章 战士
第五章 市长的临时住处
第二部分 卡布利尼·格林·哈勒姆·瓦特·杰克逊
第六章 卡布利尼·格林的说唱
第七章 聚集效应
第八章 这是我的生活
第九章 信仰引领我们向前
第十章 恐怖如何发酵
第十一章 丹特雷尔·戴维斯路
第三部分 土地上的轮回
第十二章 卡布里 泥芥末和格林甘蓝
第十三章 如果不是这里……又该去哪儿?
第十四章 变革
第十五章 老城,新城
第十六章 他们来自于这个项目
第十七章 人民的公共住房局
第十八章 未来的芝加哥社区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短暂的融洽。
威尔森夫妇是1956年入住的第一批家庭。他们搬进了19层的卡布里尼大厦。他们被分配了14楼的一套公寓,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新鲜的气味。恰如CHA的广告一样,她舒展着身体,躺在他们称之为斜坡的地方享受着微风,而她的孩子们则在她身边玩耍。这里没有苍蝇和蚊子,也没有街道上的噪声,她开始为之前地下室的邻居感到难过。
她和丈夫有了自己的卧室,儿子们、女儿们分别睡在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冰箱、灶台、供应冷热水、配有地采暖,屋顶是平的,墙壁是耐火砖垒砌的,而他们只付一小笔固定的水电费,以及基于他们年收入计算的月租金。房屋由政府所有,一旦房屋出现问题,可以向市政机构报修,有24小时服务的工程队上门服务。有工人维护花坛和草坪。
所有高层的家庭都经过了仔细筛选,大多是一对夫妇组成的完整家庭。人们夜不闭户,会串门、借牛奶、互相照顾孩子,多洛雷斯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妈妈一起带孩子出去大操场上玩耍,或者步行去西沃德公园(Seward Park)、伊沙姆基督教青年会(Isham YMCM)或是先锋市场(Pioneer market)。
早晨,人们从高楼中出去上班。许多人在零售巨头蒙哥马利·沃德,在西沃德公园对面的火腿工厂,以及沿河和林荫道的各种工厂找到了工作。附近有一个一座有80年历史的建筑,由城市福利委员会资助,叫北下中心。当卡布里尼扩建工程竣工时,它被重建刷了红色外檐,配有教室、托儿所、会议厅和健身房。CHA的房客们在那里用缝纫机学习服装制作,接受了公务员考试的辅导。
多洛雷斯的老公休伯特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也辞掉了很多工作。只有一次她从一个季节性的建筑工作中被解雇后,威尔森夫妇才考虑过申请福利。但他们担心在他们获得福利资格之前,他们会被迫失去他们的车和公寓资格。所以,他们在多洛雷斯的父母那里借了一点钱,好在休伯特很快又找到了CHA看门人的工作。
多洛雷斯的一个新邻居也是卡布里尼最著名的居民之一。杰里·巴特勒,灵歌歌手,被称为"冰人", 1939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向日葵县,三岁时,他的父母离开三角洲,到芝加哥的战争工业区工作。他们一开始住在离弗朗西斯·卡布里尼联排住宅一个街区之隔的地下公寓中,恰是CHA《一个贫民窟画像》调研报告中所描述的地区。新建的高层公共住宅对被原址拆除的贫民窟居民给与优先资格,他们就也搬入了1117N大楼。
那时,意大利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并肩生活了几十年,大部分是和平生活.但有时不是。1935年,意大利的一个房地产业主协会主动将4700名黑人承租人从近北侧驱逐出去。
圣贝尼西教区的吉安巴什蒂亚尼神父为这些非法行为辩护说:“地主们有权保护他们的财产价值。”尽管他所代表的西西里人是体力劳动者或店主,但他们来到了城市,并接受了美国拥有财产的梦想。芝加哥第一代意大利人的房屋拥有率是本地白人的两倍。
当CHA为建设卡布里尼联排住宅清理40年代的小地狱贫民窟时,一群意大利房主拒绝出售。他们不想为了政府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最初,卡布里尼联排住宅将覆盖55英亩。从芝加哥大街一直延伸到分区街,但是由于CHA无法向周边社区保证安全,规模不得不缩小到16英亩。
尹丽莎白·伍德领导下的CHA主席是一位非洲裔美国建筑师及商人,名叫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他是市政府为数不多的黑人官员之一,曾帮助南侧建立了一个储蓄和金融机构,这是芝加哥罕见的向少数族裔借款人提供住房贷款银行机构。他认同伍德的观点,即整合公共住房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需要,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25万芝加哥家庭缺乏安全、卫生的住房,最大的需求来自该市被隔离的黑人社区。
联邦法律规定:新的公共住房开发不能改变现有的社区结构,只能保持原状。CHA最初遵循了这种规定。该机构接手的两处新政时期的遗产位于白人社区的空地上,第三处房产则属于少数几个黑人家庭,他们被安置在建筑群的一个角落里,有自己独立的楼梯。当卡布里尼联排完工后,周边地区80%是白人. 20%是黑人,保证了原比例不变。该机构接手的两处新政时期的遗产建筑位于白人社区,第三处房产则属于少数几个黑人家庭,他们后来被安置在建筑群的一个角落里,建了独立的楼梯。用这样一种方式,保证原比例不变。
黑人、意大利儿童在公园和基督教青年会一起玩耍,就读同样的学校。不同种族的邻居一起参加街区聚会和圣贝尼齐节。“在一个整合的项目中,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一位白人联排住宅的住户在《公共住房是天堂》里回忆道。《卫报》更是刊登了封面照片:一个黑人四口之家在餐厅吃饭,两位卡布里尼社区的邻居,一个黑人母亲,一个白人母亲,共同参加一个孩子12岁的生日聚会。
吉安巴什蒂亚尼神父在卡布里尼住宅的落成典礼上做了一个祷告。然而,几周之内,他写信给伊丽莎白·伍德,抱怨那里的社会实验失败了,因为黑人 “被安排在与白人在同一个水平上”,所有人都很不满,他还补充说:我也不喜欢。意大利裔房地产业主游说房屋中介将非洲裔美国人租房者隔离到项目的西南角,“以保护邻里的特色和价值”。
露出真面目的吉安巴什蒂亚尼神父开始明目张胆地宣传圣贝鲁奇教会学校是完全的白人学校,公园也为白人和黑人儿童划出了不同的游乐区。社区里一些意大利人开始效仿他们的父辈帮派,叫自己“黑手”(Black Hand)并攻击他们的邻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布里尼的警察人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芝加哥住房项目。
卡布里尼联排住宅南边是芝加哥大道,西边是蒙哥马利·沃德的加尔甘图,这座200万平方英尺的仓库在芝加哥河弯,形成一个弧形。在它东侧,
卡布里尼几座七层和十层的高层建筑,就像一个个象棋,摆放在不大于一个方形街区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四面围合的防护墙,包围中间的公园。许多联排住宅的居民并不把这些高层建筑看作是他们社区的延伸,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地方。而这不仅仅与设计有关。
到1950年,为卡布里尼扩建腾迁出的25个街区的人口黑人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年长的意大利人搬出去了,年轻的家庭搬进来了。CHA的报告中说其中一栋高层是国际大厦,里面由262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平相处。但总的来说15座高层建筑的1900个家庭中,约90%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中大多数像威尔森夫妇和巴特勒夫妇——工人阶级的双亲家庭,急需充足的住房。那时,在多洛雷斯的楼里,她只知道一个白人家庭,女主人与她同名,常去医院卖血赚一点外快。
由于人口变化带来的不安全感,许多白人租户退出了他们的联排住宅,很多人搬到西郊。一位白人母亲说:“卡布里尼的气氛在下降。她一家人住在联排住宅,直到第1座高层建筑开放。”她说。“我目睹了这里从一个理想的小社区变成了一个你想离开的地方。”他们不再给战争工作者、老军人或退伍军人优先权,CHA觉得有必要将那些超过收入限额的家庭赶出去。“该为搬出去而自豪,这样低收入家庭就可以拥有你曾享有的帮助,”伊丽莎白·伍德对被迫搬迁的家庭说。
但问题是,该机构很难找到其他白人租户来取代那些离开卡布里尼联排住宅的租户。CHA已经微微提高了低层开发区允许黑人住户的占比,并满足了其他住户的要求,保留了这一排房子内部是同一种族。伍德甚至让该机构打印了数万份卡布里尼联排申请表,并将它们分发给潜在的白人居民。小册子上印有白人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在低层联排住宅外的荡秋千的照片。而且该地位于市中心,价值不菲。
但这些努力并未见效。到50年代初,白人只占了联排住宅人口的一半。单元里空空荡荡,而通过了CHA审查的数百个黑人家庭却没有被考虑。面对在整个城市的住房短缺,伍德和泰勒发现他们自己在为一个即便必要但是不道德的比例辩护。伍德认为,不准确地说,存在一个种族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白人会把大多数市中心的公共住房视为一种纯粹的黑人福利项目。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家庭仅占卡布里尼联排近600个单元中的42个。
巴特勒夫妇则因家庭总收入超过了公共住房要求的最高年收入被赶出了克利夫兰1117N大楼。原因是,巴特勒组建的乐队被星探发现发行了唱片,收到了几百美元的版税支票。他们不得不搬到南侧的一栋住宅中。
当1937年《住房法案》被讨论时,遭到了所有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供应商、美国商会、业主协会、内政部和财政部的反对。八年前,百货公司Scion Marshall FieldⅢ在后来的卡布里尼联排以北的几个街区内,开发了芝加哥第一批限价住房开发项目之一。马歇尔菲尔德花园公寓(The Marshall Field Garden Apartments)包括628个低收入住宅以及一楼的一所示范学校、工作室和店面。但是整个建筑群还是由私人出资,该机构还打算吸引更多的商业和住宅开发项目到周围的意大利社区。
然而,全部政府出资的公共住房被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的批评者谴责它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其宣传册被形容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更是反美国的。公共住房发展,其本身理念,与这个国家的房屋所有权意识相冲突,与蕴含在拓荒者、小木屋和白手起家者的愿景中的民族精神相冲突。尽管这项补贴只针对有着稳定低收入的家庭(值得帮助的穷人)——当然,就像前面真实居民演绎的,收入的上限设定被证明阻碍了他们去努力地工作。
作者还继续解释了下他对公共住房政策的认知:与所有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一样,公共住房并非是对以盈利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抛弃;相反,它是一种旨在拯救它的大规模政府干预。由公共工程管理局(PWA)雇佣工人,减轻农户负担,通过社会保障向贫困公民提供援助,为城市穷人提供食品券,以及公共住房。这些改革并不是将贫困视为个人道德的失败而是国家有义务纠正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不公。这些计划还旨在通过大规模的公民活动来刺激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振兴工业部门。
1949年,国会承诺出资再建81万套新的公共住房。但是,只有当它被包装成一个庞大的旨在复兴城市和重建基础设施的城市重建法案中,作为其中一部分,该法案才能进入法律投票程序。在众议院,法案最终以5票优势通过。哈里·杜鲁门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宣布,“为每一个美国家庭提供成熟的住房和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国家的集体责任。
凯瑟琳·鲍尔,这位帮助建立国家公共住房项目的改革者,将会对法案“持续存在争议,一直半死不活”感到遗憾。
CHA发起了在芝加哥新建4万套公共住房的行动,他们认为让贫困社区现代化不仅有益于穷人,也会给芝加哥带来复兴。该机构称芝加哥贫民窟维护治安每年就要花费6倍于纳税人缴纳额的费用。CHA估计这笔钱它可以建造多达15万套的公共住房,而不会让一个潜在客户离开商品房市场。为了进一步吸引利己主义者,该机构补充说,优质的低租金住房将阻止穷人在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住房,比如在你的社区中。
当然,世上的总有各种巧合。不得不捆绑参与投票的同一法案的其他政策,引发了美国城市发展另一重大趋势:郊区化。
资助该国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批公共住房开发时,同一个立法也创造了联邦政府担保的私人住房贷款,银行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住房抵押货款,前所未有地允许在30年里以小幅度的增量偿还,使家庭只需支付房屋总价10%的首付。随着这场住房融资革命,家庭可以负担得起更大、更多的贷和更好的住房,开发商和设计师在预期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开始建造住房.对投机房地产市场的补贴使公共住房和任何提供租赁援助的项目支出相形见绌。
这是美国梦的实现方式:全国部分住房条件差的人在城市里得到了公共住房;而那些富裕的人能够购买住房,随着政府共担风险,越来越多的人在郊区买房。而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甚至并未比他们两代前的南方被系统性地掠夺财产的先辈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所有权,他们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个设计好的抵押贷款系统之外,而这个系统让其他人以很少的投资和最小化的风险积累财富。
芝加哥最强烈的反对公共住房的声音来自白人工人阶级家庭,他们觉得自己被困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城市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南方的移民潮的高涨,房地产经纪人使用了阴险的阻拦策略,秘密地把一个黑人家庭搬入一个地区,然后在白人邻居中煽动对财产价值下降和犯罪威胁日益增大的恐惧,然后以低价买下他们的房子。许多白人芝加哥人利用新的联邦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加速搬到全是白人的郊区。
那些无力离开的人不顾一切地想保留他们对周围地区的微弱控制权。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从欧洲来到芝加哥,在这座城市安家,在和自己相似的家庭中买了一间房子。他们认为所有这些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1945年至1950年间,芝加哥发生了近500起种族间暴力冲突,其中350起直接与住房问题有关。
1946年,在CHA靠近西边的机场之家(Airport Home)里,附近的白人居民破坏了公共住房项目,仅仅是因为有传言说黑人二战退伍军人可能被允许在那里生活。几个全副武装的壮汉闯入办公室,偷走钥匙,把白人家庭搬进空置的单元。
几周后,当CHA确实租了一套补贴公寓给一个黑人家庭,丈夫是175,000从战场归来的授勋退伍军人,他被精心挑选出来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以防万一,CHA在白天男人们都外出工作时把这一家人带进来。但是白人妇女承担起了谩骂、扔垃圾、坎砖头的责任。
类似的种族冲突在次年春天再次上演,在南侧社区,人数达到了5000人。白人青年从过往的汽车上拉下黑人司机并殴打他们,当地的教堂和社区团体支持持续数周的暴力事件。社区议会议员并没有谴责犯罪者,而是谴责CHA把该社区卷入了这场“理想主义实验”。
而凯利曾是CHA的坚定支持者。凯利曾经同意了一个与当地房地产老板的利益相冲突的机构议程,允许伍德和CHA不受民主党机器那套赞助工作系统和优惠合同的约束。
新市长,马丁·肯尼利,之所以被民主党组织选中,是因为他满该市权力掮客的诉求。当时,一些激进的住房改革人士认为,在城市郊区的空地上建造新的公共住房更为可取,因为在那里,房屋净收益将是最大的,穷人可以重新开始;另一些人坚持在现有的贫民窟上建造公共住房,这样城市最糟糕的住房将被取代。
伊丽莎白·伍德和罗伯特·泰勒想将公共住房选址分散在城市中,把贫困人口分配到许多不同的社区,这样整个城市就承担起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的责任。但是在新市长肯尼利的领导下,市议会最终对公共住房选址具有决定权。出于对选民的种族恐惧的担忧,议员们拒绝了CHA在所有白人社区的选址。
1950年.当市议会连续四天讨论这个问题时,数百名来自白人地区的居民乘坐大巴来围住议会。在芝加哥将要建造的12500套住宅,其中只有2000套是在空地上建造的,剩下的10500套都是在黑人贫民窟中建造的,或者是作为现有公共住房开发项目的扩展。CHA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些条款。无论在哪里建造住房,都被认为比晚造一步或是根本没有住房强。
理想幻灭了。从那时起,CHA就不再费心为现有的贫民区以外的发展提供基地建议了。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辞职了。尽管伍德一直坚持到1954年才被迫离开,但她的独立性被剥夺了。她后来说:“我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我在苦苦挣扎。我们没有有权力选择项目的位置,我们能取得的地很小,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盖高层建筑。”
在未来20年里,芝加哥建成的33个住宅项目中,除了1栋外,共有168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都建在一个绝大多数是黑人的居住区, 或是一个从白人区向黑人区过渡的地区。这些项目对这些衰败社区仍旧是一个重大升级。然而,大型的公共住宅区现在巩固了芝加哥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边界,它们以超大型街区的形式从街道的网格中分离出来,耸立着钢筋混凝土的高塔。阿诺德·赫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座城市的关键性重建的评论,《第二个贫民窟的建立》,他把芝加哥高层公共住宅的选址都叫作“国家遏制政策"。伍德在她被解雇后不久在一个公共论坛上抱怨说:“政治家想要黑人留在原地。”
肯尼利任期并未长久。一名记者总结道“他扮演一个仁慈的市长”,没能平息几个过渡区的种族骚乱,犯了一个更大的错,即支持没有政治倾向的公务员却削弱了赞助式职务的权力。下届选举时,民主党就改推选了芝加哥历史上的铁腕市长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 Daley)。
这座城市著名的民主党机器由1931年任市长的安东·瑟马克(Anton Cermak)创立,控制了芝加哥的政坛长达50年。民主党机器统治下的芝加哥通常被称作“有效的城市”,但其产出与效率不过是政治机器的副产品。一个自说自话者。一个选区政客安排一众赞助性的工作,诸如秘书、公园管理员和环卫工人,这些人靠他谋生,同时为民主党赚钱。到了选举时,他们还为所有民主党机器的候选人贡献选票。反过来,选区也得到了城市服务、开发及更多就业的回报,政党又控制了财权。
戴利一上任,就毫不浪费时间地展示他将如何在接下来的21年里巩固自己作为市长的权力。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他将解除市议会成员的“行政和技术职务”。此前,选民会到市议会议员那里寻求一切帮助,从申请建筑许可证到报告需要新铺设的道路,以后不会再有了。现在他们要去市中心,去市政厅位于五层的市长办公室与他本人进行短暂的会面。城里的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他们欠这个“五楼的男人”的情。“组织里不能有任何小团体。”戴利轻声说道。在他担任市长的头两年里,新增了75%的赞助性工作,把通过考试录取的公务员数量削减了一半以上。他管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杠杆式忠诚的互惠互利的体系。戴利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体系的优点。有一次,当他催促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他在芝加哥的一名手下为美国检察官时,他毫不避讳地说:“总统先生,让我以极大的荣幸介绍,他是一名选区长。”
理查德·J·戴利市长(Richard J. Daley)
他的儿子小戴利市长后来会告诉你,他父亲从来没有想过在芝加哥建造公共住宅高层。“他想要所有这些,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知道这会把这里变成监狱。” 理查德·M·戴利(理查德·J·戴利之子)1989年至2011年在芝加哥任市长时,当被问及公共住房的遗存时多次这么说。1959年7 月,老戴利市长去华盛顿抱怨每一套公共住房的定价限额低得令人望而却步,只能建造密集的塔楼。戴利向参议员们解释说,他希望得到的是联邦基金的更大份额,却被误认为是芝加哥公共住房制度的缔造者。
城市经济衰退,内城复兴计划,黑人驱逐。
老戴利上任时,像大湖沿岸的其他工业城市一样,芝加哥也处于像末日的癫狂之中。人口从1950年的峰值360万迅速下降。商业以同样的速度放弃了这座城市。芝加哥在戴利第一任期前的七年里失去了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戴利的“拯救”计划主要集中在中心商业区,在他的管理下,该市将建造数百座新的办公大楼,包括普鲁蒂西亚大楼(the Prudential Building)、麦考密克广扬(McCormick Place)、市民中心和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
他主持了一项分区法的修订,该法给开发商建造豪华住宅高层提供可能。即使人们离开郊区,戴利也让他们更容易回到这个标志性的城市,通过建造高速路、八千个停车位的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区地下停车系统和地下人行通道来到达商务、商业和娱乐。你甚至可以不不用暴露在外面就回到不断变化的市中心。
戴利或许之前主张建造低层公共住房,但是如果只有“高层建筑”被允许,那么他就要建高层建筑。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危在旦夕,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和工会合同受到影响。随着芝加哥对其市中心的社区进行升级,公共住房也成了参与重建的开发商手中的工具。那些因政府更新而流离失所的人不得不搬到其他地方,他们被转移到新的高层建筑项目中。几乎所有这些家庭都是非洲裔美国人。
这场城市更新被称作“黑人驱逐”并非空穴来风。白人仍然占CHA住房的13%. 但他们几乎完全生活在低层项目或高级住宅中。戴利继承了一个有缺陷的公共住房系统,但他负责将规摸扩大一倍。拥有43000套公共住宅的芝加哥成为了美国第二大公共住房存量城市,远远落后于拥有18万套的纽约。
大部分新的公共住房都建在南侧,其密度大大超过CHA之前允许的范围。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住房建筑群。它有28座16层高楼沿着一条95英亩的狭长地带三三两两矗立着。这些建筑将延伸州街公共住房走廊,形成一堵4英里长没有中断的公共住宅墙,在西侧被新建的14车道丹·瑞安高速公路切断。
1962年,这座城市建成了威廉·格林的住宅。这是后来被称为卡布里尼·格林的住宅的最后一部分。格林家园由8栋15层或16层混凝土裸露的塔楼组成,共计1096套公寓,间布在分区街和其他两条相交道路的构成的三角里。建筑的混凝土框架和预制板都是相同的沙色,像巨大的计算机穿孔卡,对比“红楼”被称作“白楼”。
至此,我们的主角社区——卡布里尼·格林完整亮相:由联排住宅,23栋高层建筑共同构成,共有3600个公共住宅单元,仅占了70英亩土地。
精彩观点:
豁然开朗:理想幻灭了。从那时起,CHA就不再费心为现有的贫民区以外的发展提供基地建议了。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 辞职了。尽管伍德一直坚持到1954年才被迫离开,但她的独立性被剥夺了。她后来说:“我的政治地位被削弱了,我在苦苦挣扎。我们没有有权力选择项目的位置,我们的工作空间很小,所以我们不得不去盖高层建筑。”
sailzero:其实这好理解,我记得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取消还迁住房与一般商品房之间的围墙的事假,和这一样相似之处。
35岁,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所,所总规划师。天津大学城市规划本科,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城市规划硕士。国家级注册规划师、副高级规划师。资深乐队爱好者,水下运动初级痴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