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指一种游戏名称,类似捕鱼,但也双关得过且过的意思)
1966年,作为芝加哥自由运动的-部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搬进了西区的一套公寓。对于金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努力,将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从南方的投票权扩大到北方城市的公平和开放的住房系统中。芝加哥的种族隔离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合适的目标。
这座城市的大型公共住宅区是种族隔离最突出的标志性建筑。到60年代末,金所称的“芝加哥住房管理局水泥保留地”大约有143000人,几乎所有人都是黑人。当金来到卡布里尼·格林时,他声援那些希望改善教室拥挤和资金不足的学校的居民。家长们要求学校配备科学和外语实验室,足够的图书馆和辅导老师,解雇有种族偏见的白人校长。
金支持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持续的抗议活动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冲突。为要求学校开设“黑人历史课”并聘请黑人老师,黑人学生与警察交火,卡布里尼·格林的交通曾被中断了2小时。
CHA曾标榜为“儿童城市”的公共住房社区在40~50年代首批建设,声称为城市居民中最脆弱和最无指责的人提供避难所。该机构宣布,“芝加哥必须为那些通过公共住房受益的儿童制定将来能够成为优秀市民的计划”。
这些高层建筑是为适应大家庭而设计的:卡布里尼·格林的塔楼包括许多四居室和五居室。在任何一个白人家庭街区,无论是以前的小地狱或布朗津维尔,从芝加哥西北角一直延伸到东南角的“平房带”,平均人口都是每两个成年人有一个孩子,但在芝加哥的公共住房中,这一比例大约是每一个成年人有两个孩子。罗伯特·泰勒之家的27000名居民中,有近21000人是未成年人。上世纪 60年代末.卡布里尼·格林的一位物业经理说,该建筑3600套公寓中有20000人居住,其中14000人不满17岁。
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人口过剩的儿童城提供给了他们无尽的玩乐可能。母亲干活儿或者出门只能带着一个孩子,其余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在大楼的洗衣房和储藏室,不停地自娱自乐。
但是包括凯文·坎农在内的熊孩子们渐渐玩出了圈,他们都玩儿了啥?他们收集旧的床架或炉子,把零件扔下楼梯间或坡道。他们跳起来砸碎灯泡。他们用撬棍从里面撬开电梯,用棍子支撑,电梯开着门穿过每一层楼,这样他们可以随意跳上跳下……
这场恶作剧的代价很高,他们周围的许多设施和电梯部因过度使用而损坏。CHA无法跟上所需的维修速度。该机构说,整个项目每个月必须在整个更换1.8万个灯泡,而运营预算中大部分花在了电梯维修上。居民被迫在黑暗中爬楼梯。在卡布里尼·格林,维护团队有1200个未解决的报修。漏水使墙壁开裂,破碎的门也无法修复。更有一些孩子,因为这种危险的游戏丧命。
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运动,将这些“水泥保留地”确定为关键战场,以“最切实可行的参与”(maximum feasible participation) 为使命,资助公共住房项目。这原本意味着,卡布里尼的居民应该在由联邦经济机会委员会办公室(the federal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资助的北下城中心(Lower North Center)指导下自发开展一系列活动——社区议会、就业工作团、模范城市、社区青年社团,让租户们以他们的邻居为荣,关心周围家庭。
但是开尔文·坎农生长的卡布里尼·格林,在根本上,已与威尔森一家十多年前刚搬进时不同。那个都是不想吃政府救济的工人阶级父母双全的、夜不闭户的社区,已经不在了。当威尔森一家搬来时,公共住房原本是通过房租来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CHA的维护支出与租金收入和联邦拨款之和持平。
到60年代建造“白楼”时,芝加哥的住房的需求已经减少了。数十万白人已经离开城市到郊区去了,从南方涌入的大批黑人农民已经消退了。为了填满168座高层建筑,CHA不通过面试就接收租户,其中一些根本不在福利名单上。
60代后期,联邦政府对公共援助的改革旨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要求地方当局依申请顺序安置租户,禁止通过审查偏袒有工作的人。60年代,接受公共救济的卡布里尼·格林家庭数量稳步上升,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到上世纪末, 60%有孩子的家庭只有一个家长。在很大意义上,享受福利的妇女不被鼓励与孩子们的父亲结婚,或者说与他们孩子的父亲正式分享福利。CHA居民的收入中位数从1950年全市平均水平的64%下降到1970年的37%。
芝加哥的公共住房居民根据他们的收入支付不同的租金。1960年,三居室的租金从每月41 美元开始,收入每增加55美元租金就上涨1美元,最高租金为110美元。随着居民整体变穷,租金收入大幅下降。联邦政府的资金,非但未能弥补租金下降的差额,反而也缩水了。全国各地的住房机构都出现了巨大的赤字。
从60年代初开始,CHA改为固定租金——三居室80美元,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超过某个门槛,那就花140美元租同样的三居室。这样更简单,也消除了承租人隐瞒收入的情况,但对那些靠福利生活的贫困家庭来说,这就比较困难了。
爱德华·布鲁克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共和党人,也是第一个被选入美国参议院的非洲裔美国人,希望通过一项法案来保护那些在公共住房中的人免遭住房部门的掠夺来摆脱困境。1969年通过的《布鲁克修正案》(Brooke Amendment)规定,房租不得超过一个家庭收入的25% (实际甚至增加到30%)。但是这种政策的制定方法几乎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靠福利生活的家庭租金降了,努力赚钱的家庭工资又涨了。
这项法律虽然意义重大,但意味着之前每个月都要支付固定数额房租工薪家庭所需支付房租大幅增加。他们已经忍受了坏电梯和劣质学校,现在有了另一个放弃公共住房的理由,而他们的离开留下了更多的接受公共援助、支付很少租金的居民。“这种租金上涨是无法容忍的。有工作的家庭被迫搬出去。”卡布里居·格林租户委员会主席在一封发给市、州和联邦官员的信中写道:“美国财政部这点儿小节省必须考虑到给公共住房居民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当穷人的其他福利被削减时。”
CHA房屋需要持续的维护。由于投入的资金较少, CHA削减了维修费用。为了节省卡布里尼·格林和其他项目的资金,小区景观被铺成了柏油路。1968年后,几乎所有高层的项目中,坡道都被围起来了,理由是为了防止摔下来和被坠物砸伤。混凝土和金属围栏让这里像一座监狱。
CHA对其房产的管理不善也是出了名的。全国没有其他房屋管理机构在劳动力成本上花得比它更多,也没有哪个城市的比它收到的租金更少。查尔斯·斯威贝尔(Charles Swibel)1963年接任该机构主席。他是一个完美的城市投机者,他经常在政府里搞权力交易。在他的领导下,CHA饱受员工臃肿和虚报工作的困扰。他自己更是被媒体称为“监狱查理”,把合同签给亲信。在报告严重披露了他领导的机构的失败后,他仍旧无视改革的呼声。
斯威贝尔还以非常优惠的利率从与CHA有业务往来的机构那里借钱,用这些资金资助他的优先开发项目。其中一个是码头城(Marina City),环形双子塔,位于Loop以北,毗邻芝加哥河,距卡布里尼·格林1英里。为了吸引年青的白人精英对城市的兴趣,这些建筑被宣传为受保护的“城中城’,拥有自己的剧院、保龄球馆、餐馆和船坞。60年代中期,这个跨过卡布里尼·格林并将自己孤立起来的玉米棒子高层,被视作近北部地区复兴的关键。
芝加哥的白人人口从1950年到1970年下降了80多万,包括卡布里尼·格林在内的滨河区黑人人口比例从1940年的85%经过30年上升为90%,形成了城市中唯一的不在南部或西部的大型非洲裔美国人定居点。然而,就在住房项目似乎要扩大到周边地区的时候,这个城市开始已经采取“抢救”周边社区的行动以免遭同样命运。
在靠近市中心的地区,近100英亩土地被宣布为城市更新用地;四分之三的原有住房被夷为平地,空置的土地准备开发。
1962年.芝加哥房地产大亨阿瑟·鲁布罗夫在老城区,卡布里尼·格林以东,利用购买的城市更新用地,开发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住宅区,共有2600个单元,包含网球扬、游泳池和地下停车场。它的九栋住宅都是以著名的文学人物命名的。许多新居民都是年轻白人,他们在Loop地带工作,原先居住在这的波多黎各人被推到更远的北方。“如果没有这里,”鲁布罗夫声称,“整个地区都会衰落。”
卡布里尼·格林也在其他方面受到了限制。分割该社区和林肯公园的北大道被拓宽,延伸到了海湾。在林肯公园的一侧,立面被重新设计,入口通向对面的庭院,而道路被变成了死胡同。
60年代,一个新的团体称为林肯公园保护协会,以其成员所在社区受到的破坏为由,在奥格登大桥从卡布里尼·格林的白楼北面经过后,切断奥格登大道(Ogden Avenue)的连接。1930年以来,这条以芝加哥首任市长命名的斜向大道,为西城居民提供了一条通往海滨和沿海商铺的捷径,但林肯公园的居民现在说,宽阔的大道对其社区发展有害。1967年,他们说服该市关闭街道。于是,在卡布里尼·格林和绅士化地区之间形成一个字面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屏障。
当然,这个断头路段后来也成了孩子们小时候被妈妈吓唬女巫出没的所在,孩子们长大一点之后新的恶作剧游乐场,以及真实暴力冲突的战场。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第二天,主要的黑人聚集区周围都发生了骚乱,市长戴利下令封锁了卡布里尼·格林社区。骚乱之后,人们再次回归生活。当然,这只是下一章将要介绍的新危机到来前短暂的宁静。
本章提到了一个新人物,开尔文·坎农。一家住在534W,Division大楼。7岁的卡尔文·坎农的父母离婚了,他们搬入了社区的另一栋房子。整栋16层里只有5名成年男子。孩子们没有父亲的照料,他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是这里经营一个健身项目场馆的体育老师,他正直、开朗,教授孩子们打篮球和棒球,也教他们如何做人,他们每年和他相处36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