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女一号居民,多洛雷斯·威尔逊一直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她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一个叫做“推动行动”的组织,与芝加哥监狱的犯人成为笔友,去监狱探访犯人,在报纸上发表她与犯人的书信,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人们称他们为“监狱问题顾问”。
1976年,74岁的铁腕市长理查德·J·戴利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当了21年市长。迈克尔·比兰迪克成为继任者,他被称为“温和的马夫”,他努力平息与屠夫、掘墓人、音乐家之间的劳资纠纷。1979年因无法领导这个“高效的城市”清扫暴风雪过后19英寸的街道积雪而下台。
简·伯恩(Jane Byrne)是芝加哥第一位女市长,直到2018年(今年当选的女同性恋市长是第二位),她仍然是唯一的女市长。伯恩以反民主党机器的改革者身份参选,但她也曾在老戴利手下尽职尽责。1960年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胜出,激励了她投身地方政治。那时伯恩刚刚丧夫,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戴利在他第五层的办公室里会见了她。戴利为她在芝加哥城市机会委员会(Chicago Committee on Urban Opportunity)安排了一个职位,是当地一家监督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开战”项目的机构,来自华盛顿的钱先经过她这儿,然后转到卡布里尼格林等其他改善社区。我们之前提到过,老戴利总是用这样的办法,让联邦政府资助的每一份工作的薪水支票上都有市长的名字。老戴利要让芝加哥人知道,他们的生计不是来自于约翰逊或什么伟大社会,而是亏欠戴利。
伯恩担任市长后,卡布里尼·格林再次成为新闻焦点。管理咨询公司被雇来评估两名警官被杀后,新增的数百万美元的安全支出带来的持久效益,结论是根本没有。该公司称,失业被发现是最紧迫的问题,但CHA已经削减了日常维护开支。当监控摄像头坏了,没有人更换。卡布里尼·格林的主要维修工人数从1977年的19人减少到当时的6人。数以百计的公寓急需修缮,但该机构面临着不断增加的赤字。
即使局势一再恶化,他们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垂直巡逻始于1971年,当时的任务是派警察巡视每一幢高楼的每一层,从上到下保护大楼的安全,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都不做的岗位。警官们呆在自己的车里,从不进入高楼大厦。一名警官承认,他们晚上主要是打牌和看电视:“做一切除了服务和保护以外的事儿。”当伯恩的官员们不请自来地出现在卡布里尼时,他们发现几乎一半被派去执行任务的巡警都懒得来值班。
国家监狱系统的过度拥挤和日益增长的不安,加之我们女一号多洛雷斯·威尔逊和其他 “监狱问题顾问”的关注,伊利诺伊州州长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被迫启动了一项提前假释计划。
作者评价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卡布里尼·格林和芝加哥其他陷入困境的公共住房开发项目大量空置,成了大量前罪犯被送往的地方。这些人需要庇护和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更需要广泛的指导和咨询。国会不久前通过了一项立法,鼓励给予那些非自愿流离失所或生活条件“不合格”的人获得公共住房,这也使得工薪阶层家庭更难获得住房。
是不是又想起来昨天说的把西区遭受火灾的居民统一搬进卡布里尼的决策?这种种善意政策或者决策,其后果是一系列可怕的社会问题被抛入被忽视的高层项目,帮派、假释犯、全是靠救济度日的家庭——与其说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又制造了一场危机。
到1981年,已知有77名涉及知名帮派的前囚犯,从州立监狱假释到卡布里尼·格林,还有300名来自库克郡监狱,以及难以统计数量的非法占有者。罪犯们通常之前都没有在卡布里尼住过,而是把卡布里尼格林当成了临时的警察批准的罪恶之地,在回到他们称之为家的其他地方之前,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些见不得人的事。从1978年到1981年,在卡布里尼有30起谋杀案。仅在1981年的前三个月,就有11人被谋杀,另有7人被枪杀。
市长伯恩住在离卡布里尼·格林不到一公里的一处豪华高层上,她的祖父在1888年从爱尔兰的梅奥郡移民到芝加哥时,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地狱,也就是后来卡布里尼·格林建造的地方,那时这里就饱受帮派困扰。一个世纪后,黑帮仍在这里制造恐怖。伯恩认为,作为市长,她有义务为暴力事件做点什么。她宣布要住在卡布里尼·格林。她说:“我将保留一套卡布里尼·格林公寓,就像许多郊区居民保留市中心的一套公寓一样。“我将把它当作一个偶尔去住的地方。只要我还是市长,我就不会放弃这里。”
她选择了据说是所有高楼中受损最严重的一栋1150~1160N,塞奇威克,被石头帮派盘踞的“岩石”,作为新家。当这栋大楼的经理带着伯恩的先遺队挑选公寓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连续打开两套官方记录中的“空置公寓”,其实都有人在里面住着。
那时,卡布里尼·格林的官方总人口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约20,000人的峰值降至14,000人,但据CHA估计,还有6,000名没有在租客名单上的人住在那里。CHA会长猜测,当时芝加哥有30万人住在公共住房里,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两倍多,占芝加哥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一名记者在市长的清洁人员到来之前参观了这座高楼,他描述了在两部电梯中的一部里淌着尿液,墙上写着“门徒杀死所有石头”的涂鸦——以及他在狭窄的走廊和楼梯间里感到的恐惧。大厅里的厕所坏了。市长在四楼的公寓的纱门被砸了进去,从铰链上脱落下来。卡布里尼·格林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们给伯恩写恐吓信,警告她不要去。
1978年,伯恩嫁给了杰伊·梅穆伦(Jay McMullen)。梅穆伦是一名市政厅记者,当他第一次来卡布里尼采访就和另外11个人被困在电梯里,楼梯间里的灯泡不见了,每层楼的垃圾槽周围都堆满了垃圾。
市长夫妇是在1981年3月31日搬进来,他们乘坐一辆豪华轿车,由16名的安保人员匆匆护送了进去。两名警卫一直驻扎在他们隔壁的公寓,在她窗户上安装了防弹玻璃。
作者说伯恩进行了一场厚颜无耻的政治作秀,这是她在第一届任期中途民调数字下降时启动的策略。因此,她战胜了安蒂奇,贏得了黑人的选票;但她的位置一旦保住了,她就减少了担任重要公职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她用一名白人退伍军人替代了一名黑人临时警察局长。她开除了学校董事会11名成员中5名非洲裔美国人中的2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公开反对通过加深了解消除种族隔离的白人。伯恩改变了立场,希望获得白人的支持,但反对的声音比她预期的更激烈。在芝加哥的零和种族政治中,每一个举动都被视为宣战。搬到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黑人贫民窟,已经表明她关心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问题。
但作者又评价到,值得赞扬的是,伯恩理解了媒体的关注对卡布里尼格林的实际影响。她在权力的宝座之上,她可以把这种权力带进公共住房。她说:“市长所到之处,似乎都有大量的市政服务。”一到那里,她就为当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发起了一项体育赛事,并开始在已经关闭的库利高中旧址上修建三个新的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另外两个公园得到了升级。坑洞被填满,报废汽车被拖走。来自城市街道和卫生部门的工人清扫排水沟,捡垃圾,种草皮(但又死了),修理下水道。这些建筑的管道和供暖系统得到了升级。
伯恩在卡布里尼创办了一个新的食品合作社。她把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派到高层去为逃学者提供咨询,与受害者一起工作,帮助缓解家庭冲突。当地的七家酒品店被关闭,市政府以一系列违反电力或结构规定的事由将它们关停,并没收了一些涉嫌帮派活动的家庭。伯恩在附近的一个警察局设立了一个新的轻罪法庭,以审理可能会出现的新案件。
一名曾指挥绿色贝雷帽的退役陆军少将被任命为卡布里尼安全部门的总指挥,领导一个由来自酒精管理局的50名联邦特工组成的特别工作组,去那里处理烟草和枪支走私。周日,150名芝加哥警察参与了对卡布里尼格林官方空置公寓的突袭行动。她给了他们每人一个装有50美元的白色信封,那是她政治基金的钱。她让他们请妻子或女友吃顿大餐:伯恩还奖励了六名破获卡布里尼谋杀案的警官每人800美元。警察挤满了街道,消防队员和医护人员毫无畏惧地进入大楼。在两周内,对这个房产项目启动的措施比过去两年都多。
伯恩在卡布里尼的短居占据了每一档电视新闻,充斥着早晨和晚间的报纸版面。芝加哥太阳报开展了每日民意调查:“伯恩市长住在卡布里尼·格林会产生什么影响吗?”“如果你是伯恩,你会搬到卡布里尼格林去吗?”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她的行为,其他城市政客也纷纷表明自己去公共住房生活的意图。纽约市市长埃德·科赫被采访问到他是否也会考虑一个类似的举动时,他说他从小一直很穷不想再回去。
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如果选举在那时举行,60%的芝加哥人会投伯恩的票,27%的人说她留在卡布里尼改变了他们的投票。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她是在试图解决卡布里尼·格林的问题,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她的举动是真诚的。
但是,在芝加哥许多不叫卡布里尼·格林的地方,社区领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要将其匮乏的资源集中到一块70英亩的土地上。该市还有数十个其他的公共住房开发项目。还有许多需要服务和振兴的社区,其中大多数都没有离市长家几个街区这样的优势。
许多卡布里格林的居民也对伯恩的出现表示了厌恶。他们指控她创造了一个警察国。居民报告说,当他们从一栋建筑走到街角的杂货店时,被拦截和搜身五次。数百人被拘留,几乎所有人都是轻罪,几乎所有案件都会被很快撤销。泰勒(Elax Taylor)几十年来一直在自己所在的高层建筑的地下室里经营着911青少年俱乐部(911 Teen Club),但当时他收到了一张驱逐令,因为他17岁的儿子被发现吸食大麻。甚至警司Brzeczek也承认,他的警官们正在“维持秩序和变得暴虐之间走钢丝。”
激进分子马里恩·斯坦普斯( Marion Stamps)特别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市长的批评。她的社区中心,Tranquility-Marksman,坐落在伯恩的新公寓对面。在卡布里尼,她养育了五个女儿,并领导着住房租户组织芝加哥分会。她为准妈妈们运行了个项目,因为那里的婴儿死亡率与第三世界的婴儿死亡率相当。她强烈要求在社区内建立一所新学校,她帮助学校以奴隶出身的废奴主义者索杰纳特鲁斯的名字命名。
“政客们承诺为你的选票提供工作和福利保障,或者如果你不按照选区长的指示投票,你就得不到工作和福利保障。还有芝加哥最好的警察,他们只服务和保护财产和产权。”她鄙视伯恩这个“白人救世主”来到卡布里尼·格林拯救贫穷的黑人的想法,她告诉新闻媒体,在卡布里尼·格林与市长在一起的生活就像生活在集中营或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小镇。“当你没有的足够权力自由发言或离开你的房子,某种程度上你已经死了。”
当市长在社区参加复活节活动时,抗议者挥舞着标语牌,高喊着:“我们需要工作,不是鸡蛋。”示威者包括了一系列卡布里尼·格林的租户和其他当地社会组织人士,其中包括马里恩·斯坦普斯。当伯恩搬到卡布里·格林时,她的组织为许多被驱逐的居民提供咨询,成功地扭转了几乎所有的指控。马里恩·斯坦普斯与科尔曼的住宅区的联盟成员,指责市长驱逐政策引起了贫穷的黑人和贫穷的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拜恩复活节一周后去了加州度假,并决定结束她在卡布里尼·格林的居住。在她住在那里的25天里,只有一个人中弹。犯罪浪潮似乎已经平息。但就在她离开的一天內,新闻媒体就已经开始报道社区中棘手的问题,居民们说:随着她的离开,保卫大厅和监控闭路电视的16人的保安小分队也解散了。CHA表示,经费已经用完了。
伯恩自己也逐渐破坏了与非洲裔美国人建立的美好情谊。首先,她拒绝撤掉查尔斯·斯威贝尔(Charles Swibel)。自1963年以来,斯威贝尔一直滥用CHA主席的职位,他是伯恩最大的募捐者和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他们经常一起乘坐她的豪华轿车。从1978年到1982年,9个不同的审计报告和咨询报告发现CHA处于混乱状态。
第九份报告是由《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的作者奥塞尔·纽曼(Osear Newman)撰写的。纽曼认为芝加哥的问题远远超岀了糟糕的建筑:“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方面,从财务到维护,从管理到外部承包,从员工到项目管理,从采购到会计,CHA被发现在一种极其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下运作。似乎没有人悉心打理;更重要的是,似乎没有人真的在乎。”
那时,芝加哥的每个住房项目都有大量的未完成的维修请求。一项对所有建筑的430部电梯的调查显示,其中250部没有运行。经过9个月的调查,联邦调查局指控6名CHA维修工偷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油漆、地砖和屋顶材料。
伯恩最终撤掉了斯威贝尔,因为HUD威胁说如果她保留他,将停止向城市提供联邦资金。在他的位置上,她任命了她的前竞选经理。与此同时,她还将CHA的董事会从5人扩大到7人,并任命了3名白人委员,将董事会从多数为黑人改为多数为白人。1983年,在伯恩被投票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