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奇迹”与江南开发
要说“脱离殖民时期”的首尔,有必要制定一个有关“历史延续和中断”问题的准确对照表。这个对照表的起始点无疑是日本统治者遗留下来的近代殖民地时期的京城。就像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府大楼变成现今的中央厅大楼一样,京仁城市规划(首尔一仁川城市规划)也以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为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殖民总动员体制期的皇民化国家礼仪和居民统治组织,在光复以后一跃变身为“打造国民”的组织而活跃于各地。不幸的是日本统治者遗留的几乎所有物质遗产都在紧随而来的一场内战中化为灰烬,首尔只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起步。
然而就是在这个重新起步的过程中,各种有形无形的殖民地残存因素仍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人划定的“战时防空空地”,在战后变成了首尔的贫民板棚村,后来随着“钟三公娼”(钟路三街的妓院区)的废止,这里修建了由金寿根(1931-1986,韩国建筑师)设计的集规模与技术于一身的顶尖摩登建筑物一一世运商厦。此外,在日本人建造的南山朝鲜王朝神官旧址上,也曾有人提议过竖立李承晚铜像和修建国会议事堂。可见表面上口口声声强调要彻底“消除”和“断绝”殖民地痕迹,可事实上我们还是沿袭了殖民权力的“惯行”,继承了殖民时期的扩大再生产方式。“日本式的近代化”给20世纪后期的韩国近代化建设投下的阴影实在是过于浓厚,挥之不去。
然而光复以后,这个阴影并没有达到左右首尔命运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尔正式走上经济发展轨道,带来了世人称道的快速发展和膨胀,这在殖民地时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首尔行政区域由1936年的133.49平方千米扩大为1949年的268.35平方千米,到了1963年进一步扩大为613.04平方千米。人口除了从1945年的148万减少到1953年的100万以外,1967年为400万,1970年为550万,1980年突破840万,1990年超过了千万。
城市人口除了因朝鲜战争而引发的短暫的“城市化退步”时期以外一直急剧増长,呈现出“人口爆炸”趋势。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突显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尽管行政区域在不断扩大,但与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相应的住宅供给却远远跟不上,城市政策实质上已经处于麻痹状态,整个城市在贫困、拥堵、垃圾等诸多问题中苟延残喘。当时也有人曾提出对汉江流域“白纸状态”的低注地进行“填洼造地”,以供城市住宅基地用的设想。这种提法也是出于首尔财政“提襟见肘”的窘境。的确,就当时的首尔来说,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可就是贫弱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总之,这个时期的首尔处于以“城市非重要领域”的爆炸性增长为特征的典型的第三世界“过剩城市化”(over urbanization)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