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前作《深度解析:乡村振兴为什么》
的姊妹篇,
试图全景式地回答“乡村振兴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乡村振兴是个庞大的话题
而我们的具体工作往往只是牵涉很小的局部
因此总有瞎子摸象之感
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工作在整体中的位置
或许更加有助于我们对局部的理解
0前情回顾
上一篇帖子《深度解析:乡村振兴为什么》
分析了为什么要重视乡村
其原因包括经济方面的
平抑贫富差距
保持就业稳定
和挖掘消费潜力
社会方面的
保障粮食安全
保持完整家庭
和情感及道义方面的
反哺乡村发展几个方面
▲
(乡村振兴为什么,来源@自绘)
从对“为什么”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为
乡村地区的主要目标就是两个
一是基于发展的
更快提高农民收入
二是基于保护的
更严保护乡村农地
而其中
更快提高农民收入是核心
(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来源@自绘)
对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20字总体要求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的提高
而“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则以提高收入为基础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而“治理有效”则要以
是否能更快提高农民收入
为重要标准
因此可以说
尽管乡村振兴内涵丰富
但最重要最核心也最实惠的
就是更快提高农民收入
之所以强调“更快”
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比,如果不能“更快”
城乡间收入差距依然会不断扩大
那么
乡村怎么更快提高农民收入
这里要从两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第一个维度是
从供给侧来看
农民赖以提高收入的资源
概括起来有四大要素
土地
农产品
劳动力
景观文化
当然,这个分类可能带来两点质疑
第一
农产品和景观文化都依附于土地
三个要素有重叠
第二
难道“产业”不才是最重要的要素吗
(产业亦依附于土地
所以才有土地是财富之母之说)
对此,个人的解释是
土地要素可以理解为农村建设用地
不提产业是因为
普遍意义乡村的主导产业还是农业
那些靠发展工业或其它与农业无关
的产业而“发家”的“乡村”
已不是严格意义的乡村
它们不具有代表性
再者,前文说过
保护农地是乡村的两大目标之一
因此,农产品作为农业产业的
最主要表征被提取出来
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
在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
将生产要素概括为四个,即
劳动、资本、土地
和组织(企业家才能)
显然,这个分类是
无交叉、全覆盖的
在本文设想的框架里
资本、组织和制度
被列入乡村振兴的三大保障要素
对这三要素的分析
需要再用另外一篇文章来说明
(农民收入提高的供给侧四大要素,来源@自绘)
第二个维度是
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
概括起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
扩大及拓展需求
形象地说就是“做大蛋糕”
比如“绿色、有机食品”
就是新的需求
第二种是
提高效率,提高单位产出
相当于“做厚蛋糕”
(提高农民收入的两个方向“做大蛋糕”和“做厚蛋糕”,来源@网络)
正如科学的目标是
要把复杂的现象
能够统一于简单的理论一样
资源和方法两个维度交织
会形成2x4的简单矩阵
这个简单的矩阵可以将
庞大复杂的乡村问题涵盖其中
它既可以让我们
全面地审视乡村问题
也能够针对不同地区的乡村
抓住其重点
(乡村振兴2X4矩阵,来源@自绘)
当然
如果加入第三个保障维度
就会形成2x3x4的
更加全面的三维矩阵框架
本文暂主要从2x4框架展开讨论
也会涉及第三个维度
(乡村振兴的2x3x4矩阵,来源@自绘)
在对“乡村矩阵”展开分析之前
需要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
那就是
乡村的振兴、农民收入的提高
离不开城镇化的提升
为什么这么说
对比一下城乡两个部门的效率
就会发现
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格局
乡村收入
不但永远也不会赶上城镇
而且会越拉越大
从我国第一产业
劳动力人口占比
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
对比可以清楚地反映
乡村部门以更多的劳动力
创造了更低的价值
乡村是非常低效的地区
(低效的乡村地区,来源@自绘)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
和城镇居民收入差不多
甚至更高?
首先一个,必须要让
从事低效率产业的人
能不断流向高效率的产业
直至达到一个平衡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很高
意味着乡村地区蛋糕虽小
但“分蛋糕”的人也比较少
拿中国和美国做比较
2017年美国第一产业
GDP占比约0.9%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占总就业人口的1.5%
GDP就业比0.6
中国第一产业GDP占比近8%
占总就业人口的27%
GDP就业比0.3
(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门的
二三产业GDP就业比为1.3)
通常,GDP就业比1.0说明
产出和投入的人力较为均衡
这个数值越小
说明人力资源的效率越低
反之,效率越高
中国的乡村地区
效率远远低于城市
(美国乡村的效率也低于城市)
人口也较多
城乡之间效率的差距
自然会反映在收入上
目前,全国城乡收入比
将近3
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年均收入
是农村居民的将近3倍
北京则是2.6倍
(中美乡村效率比较,来源@自绘)
有个例子
比较能说明城乡间效率的差距
有地方政府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号召下
大力推动农业经济作物
对农业粮食作物的替代
就是用蔬菜水果代替玉米小麦
前者亩均收益
几乎是后者的10倍
政府甚至出钱帮助种
然而农户并不领情
依然愿意种玉米
甚至宁可撂荒
原因在于
农户在城里打工的收益
要远远高过种地
改种经济作物会加大投入
特别是平时护理的时间投入
这会大大影响
农户去城里打工
这也说明
从国家政策层面
农民收入的更快提高
乡村的振兴绝不能
只是关注乡村
重点其实在城市
中国的乡村振兴
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农村人口
城镇化的基础之上
脱离城镇化的乡村振兴
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不谈城镇化的乡村振兴
要么是一阵风,刮过即逝
要么只是口号,不可持续
(乡村振兴的最终钥匙在城市,来源@网络)
我们注意到
最近中央已在要求放开
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
但这还不够
未来应当进一步
放开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
因为这些中国的顶级城市才是
容纳更多农村人口的首选地
可以这么说
把大量人口束缚在低效的乡村
是难以振兴的
农民收入的普遍更快提高
也是困难的
城镇化才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以及更快提高农民收入的
基本前提
作为前车之鉴的是
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
“新村促进运动”
政府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
和公用设备
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
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等措施
希望减少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转移
然而,这些政策最终失败
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住在
低效的乡村
无论政府如何鼓励
“迁出首尔”“留在家乡”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促使着一批又一批的
年轻人离开家乡
(把大量人口束缚在低效的乡村
是难以振兴的,来源@网络)
当然,这并不是说
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
就等着从城市发力
乡村地区本身也
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前面提到的4X2矩阵
就是乡村地区振兴工作的
大致框架
下面
针对土地、劳动力、农产品
和景观文化四大要素
分别从“做大蛋糕”
(扩大规模及拓展需求)
和“做厚蛋糕”
(提高效率)
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先来看土地
在四大要素中
土地是重中之重
正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
威廉·配第所说
“土地是财富之母”
(另一句是“劳动是财富之父”)
它是乡村赖以振兴的关键要素
很多乡村振兴的举措
都是围绕土地展开的
包括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等
乡村土地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乡村土地的构成,来源@自绘)
说明一下:农用地的内容应该放在
农产品要素中更为合适
有两大主要方向
一是严格保护
避免“蛋糕”缩小
比如中央曾提出的18亿亩
耕地红线的政策
(“保护”-避免“蛋糕”缩小,来源@网络)
二是注重开发
我国目前待开发的农业资源
前景十分可观
有5亿亩宜开发的荒地
18亿亩宜林、宜草的荒坡
2000万亩沿海滩涂和
3000万亩可养殖的淡水水域
拥有非常好的
“做大蛋糕”的条件
因此,“开荒”
的技术、投入和政策很重要
我国的一些企业比如亿利集团
即以此为目标
该集团三十年来在库布其共计
修复绿化沙漠六千多平方公里
创造生态财富
五千多亿元人民币
带动当地民众
十多万人摆脱贫困
(库布奇沙漠的拓荒,来源@网络)
从提高效率“做厚蛋糕”的角度来说
最重要的是实现规模化耕种
这是展开机械化耕作
大幅提高效率的途径
(农用地提高效率的核心是规模化,来源@网络)
当前,规模化耕种的主要障碍
是产权的细碎
(农用地规模化的主要障碍是产权细碎,来源@网络)
在我国的国情之下
解决产权细碎、实现规模耕种
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农用地的
承包权、所有权和经营权
的“三权分置”
其巧妙之处在于
既没有颠覆土地
集体所有的“所有权”
也没有挑战事关稳定大局的
农户的“承包权”
而把“经营权”作为
“交易”对象进行安排
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
使产权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
使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
(“三权分置”是现有土地制度条件下,实现规模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来源@网络)
在具体做法上
股份制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农户将承包地作价入股
(出让经营权)
村集体成立股份合作社
以土地入股农企或种植大户
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对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
减少了交易成本
对农户,除了租金还有分红
甚至还有务工的工资收入
这些都增加了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
村集体作为信用担保
也大大提升了各方的互信
(股份制(经营权入股),来源@自绘)
但其缺点也同样明显
一方面产权的不完整
带来流转质量的降低
(比如租方对土地的投入
会比较谨慎)
另一方面种粮利润有限
租金挤占利润
降低农企或种植大户的积极性
(四川的一项调研表明
政府干预成为土地流转的
最大促成因素
地方政府困于发展压力
追求政绩
只看企业入驻增加税收
在因土地补偿、租金、土地
折股达不成一致时
强迫农民
以土地承包经营入股)
同时,股份的分红也有限
(北京2017年的一项
村庄调研反映,入股的村集体
资产的利润率只有0.4%)
农用地在乡村中更多承担的
是粮食保障和安全的作用
仅仅依靠种地显然
无法使全体农民致富
我们可以粗略地计算一下
2015年末
我国共有农用地约90亿亩
(耕地20亿亩
园地2亿亩
林地38亿亩
牧草地30亿亩)
若保障“振兴”级别的收益
农户需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
若按250亩/户的经营规模
(美国农民人均耕地
超过1000亩)
农用地大致可“振兴”
1亿农村人口
只占农村人口的六分之一
由此也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城镇化对农村人口的
大量消纳
农地的普遍规模经营也无可能
(否则可能出现大量
失地农民)
这也是国家发改委在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中提到“不搞“一刀切”
式的土地规模经营”
的重要原因
与农用地相比
集体建设用地
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更加有效
集体建设用地分为三大类
宅基地
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
和经营性用地
其中,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
是农村生产、生活的
基本保障用地
从提高农民收入的角度
我们更关注另外两类用地
宅基地和经营性用地
先来看宅基地
在我国,有两个因素使我们
对待宅基地的态度很谨慎
一是我国的农业人口
仍然十分巨大
宅基地这个基本生存资料
影响面太大
二是宅基地制度无法独立于
我国其它的特殊制度安排
而单独对待
这些特殊的制度包括
户籍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等
这两个因素也是产生
“宅基地和房屋
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动;
宅基地涉及
农村安定和政权稳定
不要轻易动;
中国的宅基地制度非常独特
不能用普遍性原则
看待这一特殊制度”等等
这些认识的重要原因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尽管有观点认为
我国农二代生活方式城镇化
已不想、不能也不愿回到乡村
应允许宅基地有偿退出
但国家仍规定农村宅基地
是不能买卖的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适度放活
宅基地和农民房屋的使用权
同时也提出
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
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城乡之间,应当做到
退出乡村的保障
就能够进入城市的保障
做到无缝切换;
或者说进入城市的保障
就应放弃乡村的保障
不能二者都占
2018年
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0%
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3%
相差17个百分点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给进入城市
的农村人口以市民待遇
于是就要保有他们
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民利益
宅基地制度要
创新、要改革得彻底
必须要和其它相关制度联动
特别是户籍制度
这些政策要统筹思考综合施策
不能单独对待
可以说,如果
户籍制度未有突破、未有创新
宅基地制度就只能是保守的
当然,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
是积极举措
但如果房价高企就学就业困难
放开户籍将效果有限
宅基地制度也不是说只能等待
其它相关制度的推动而跟进
在某些情况下
仍然有改革的空间
比如,那些无人使用的
闲置宅基地
能够节约富余出来的宅基地等等
都可以充分利用
我国推行
宅基地一户一宅的政策,
并且农村人口是
逐渐减少的趋势。
我国农村宅基地2亿亩左右,
其中三分之一闲置
因此,总体上
对宅基地而言主要考虑方向
不是“做大蛋糕”
而是提高效率的“做厚蛋糕”
让收益更高的功能来使用它
(宅基地的制度主要是“做厚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来源@网络)
宅基地效率的提高
有五种途径
可概括为五个转变
第一是转变土地性质
比如通过城镇化
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
第二是
转变使用对象
出租或发展民宿等旅游功能
第三是
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发展其它产业
第四是
转变单一功能
发展混合功能,比如庭院经济
第五是
转变为金融资产
通过确权之后允许抵押
等金融手段
可以更快地体现“效率”
但大范围推广可能会带来
农民失地的风险或者金融风险
再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指
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村个人投资或集资
进行各项非农业建设
所使用的土地
从提高效率的做厚蛋糕来看
主要有两点:
一是在经营性用地上
发展效率更高的产业
比如休闲观光园区
森林人家、康养基地
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
工业园区等等;
二是让经营性用地
指标配置在效率更高的地区
第一个途径取决于
具体乡村的具体条件
通常区位及资源条件要比较突出
比如在大城市周边
交通比较便利
景观文化资源丰富等等
可是
我们大量的乡村
不具备这些“先天”条件
区位及资源条件好的乡村
早就“振兴”了
有些城市近郊的农民
能分到好几套房
而那些量大面广
需要振兴的乡村
往往处在“穷乡僻壤”
缺少机会,该怎么办?
因此
第二条途径可能更为有效
就是让建设指标
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流动起来
既充分发挥近郊效率
又全面振兴远郊乡村。
通常
偏远地区有建设用地指标
但需求有限
而区位条件好的地方正好相反
同时
偏远地区可能有
更多迁出的人口
有条件腾退更多的
建设用地进行复垦或还林
那么通过指标交易或
“增减挂钩”可以在这
两类地区之间实现转移支付
这个“转移支付”的范围
可以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
也可以是一定的行政辖区内
甚至是整个国家内
这样的“转移支付”
大概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定点对接模式
即近郊某处购买
远郊某个乡村的指标
类似于重庆的“地票”
其优点是能够精准
扶持落后乡村
缺点是其效果只是点对点
而无法惠及到面
第二种模式是城乡统筹模式
城乡成立统一的土地指标交易中心
这个机构是控制辖区内
所有乡村集体建设用地
指标买卖的中枢
(对于某些有
“减量”要求的城市,比如北京
指标可以买入的多
而卖出的少
并通过买和卖的价格差
来平衡买多卖少的“减量”)
显然
城镇化的力量
让近郊地区
有更强的买指标动力
而远郊由于机会少
则有更多卖指标的动力
由市场来配置指标的分布
建设指标的售价与招拍挂挂钩
并全部或大部分用于
乡村振兴的投入
政府通过
土地收益让渡的方式
来“真金白银”地
支持“乡村振兴”
在收益分配上
可划分为四大块
第一是出售指标的村集体
(或区县)
第二是林田保护基金
第三是指标使用地的村集体
第四是交易中心本身
具体分配比例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
最大比例分配给
出售指标的村集体(或区县)
这通常也是最需要振兴的乡村
次多比例分配给
林田保护基金
基金将用于对
耕地、林地的补贴
通常那些耕地、林地较多的
乡村也是最需要振兴的乡村
较少比例分配给
指标使用地的村集体或区县
毕竟需要占用这些乡村的
土地进行建设
这些乡村通常是业已振兴的
近郊乡村
最少比例分配给
交易中心本身
一部分用于中心的运营
另一部分可上缴国家
而分配到村集体的收益
应落到集体和个人两个主体上
宅基地指标可按2:8分配
集体经营用地指标按8:2分配
村集体收益应用于
有现金流收益的乡村投资
解决乡村缺少资本的困难
所得全体村民共享
第三种是国土统筹模式
把第二种模式针对一城一地的做法
放大到全国
比如东、西部,南、北方之间的
土地指标交易
(乡村土地指标流动的三种模式,来源@网络+自绘)
(乡村土地指标流动的机制,来源@自绘)
从扩大规模或拓展需求的
“做大蛋糕”来说
经营性用地
一方面可以通过
宅基地的转换以及
荒地的整备利用来“做大”
当然,在乡村规划中哪些用地
划定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十分关键
这也是调研中
乡村政府都在强调规划重要性的
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
规则的创新来满足新需求
比如近年随着
乡村旅游休闲产业的兴起
传统乡村建设用地的
成片供地模式与
旅游功能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大
“点状供地”的需求很强烈
2018年6月浙江在
《关于做好低丘缓坡开发利用
推进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的
若干意见》中
率先提出了
“点状供地”的政策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素
总体上,乡村劳动力是过剩的
劳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向城市转移需要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需要新的产业注入乡村
增加就业岗位
消纳乡村劳动力
但是
乡村地区的产业
必须要结合乡村的特色
否则根本没有竞争力
因此,可能的产业包括
乡村手工业、旅游业
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
乡村服务业等
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
田园综合体
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吸纳乡村劳动力的产业必须紧紧结合乡村的特点,来源@网络)
提高劳动力的效率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加强教育
另一方面是挖掘“能人”
再者是吸引“乡绅”
对于教育
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强调
要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
就必须
向农民进行教育及文化投资
我国农业劳动力中
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
占比不到20%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近80%
统计表明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
其家庭收入也越高
农村地区的教育包括两类:
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前者包括九年义务教育
后者包括农技培训等
从正规教育的角度
可以考虑在乡村地区逐步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我国1993年首次提出
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GDP比重4%的目标
2012年目标实现
至今已连续7年达标
近日有专家提出
这个指标要进一步达到5%
全国目前约有
0~18岁儿童2.8亿名
其中1.3亿多名儿童
生活在农村
3500万流动儿童
随父母在城市生活
不少儿童的就学面临诸多限制
“无论是为了发展
还是为了社会公平
他们一个都不能少”
从非正规教育的角度看
国家应当鼓励城市的研究机构
将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
和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
作为呼应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
农业农村部近日宣布
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
提升行动正式启动
其中包括三年计划
培养400万名“新农民”
三年完成培养400万名
具有科学文化素质
掌握现代农业科技
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
新型职业农民等任务
挖掘“能人”
就是要让那些具有长远眼光
有组织能力、有企业家精神的
农民成为村集体的带头人
比如华西村、袁家村的成功
离不开村带头人的作用
通常,这样的带头人
必须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外来的人很难成功
原因在于本村人
一方面熟悉村风村情
更重要是对自己村庄
有深深的感情
再者村庄熟人社会
更容易建立信任感
便于开展工作
“能人”可以起到
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比如西安周边
有许多和袁家村类似
甚至条件更好的乡村
但只有袁家村脱颖而出
成为成功的特色小镇
这一切离不开村书记
郭占武的运筹帷幄
吸引“乡绅”
一些有知识、有情怀、有影响力的
来自城市的人群愿意在乡村地区
贡献自己的力量
应该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尤其是政策制度层面。
这些来自外部的“劳动力”
会给乡村地区带来
更大、更快的积极改变
(提高乡村劳动力效率的三种方法,来源@网络)
再来看第三个要素
农产品。
有三个途径
一是通过充分利用闲置土地
治理沙地、开垦荒地等手段
扩大农产品的种植面积
二是通过满足或者创造对
农产品新的需求来“做大蛋糕”
正如手机的发明创造了手机市场
电商的出现增加了零售额一样
有机食品、老年特殊食品等
前景可观的新需求也给
农产品市场带来巨大机遇
目前在世界有机食品市场
销售额排行中
中国位列美国、德国和法国之后
排名第四,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017年
中国的有机作物种植面积
估计为4500万亩
超过美国的3900万亩
有机食品出口额超过9亿欧元
另外,满足需求就要
把握好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
比如徐闻是我国有名的菠萝之乡
有一年种植“巴厘菠萝”的农户
因无人问津而遭受巨大损失
相反“台农17号”则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
是因为“台农17号”更好的
符合了民众对菠萝口味的要求
了解需求、把握变化
是普通农户难以做到的
这需要
类似农业协会这样的组织的保障。同时,蛋糕做大了
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之间
建立顺畅的渠道
三是通过政府补贴扶持农产品
粮食等农产品
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为避免贱价伤农
“蛋糕缩水”的情况
政府的补贴和扶持必不可少
比如日本政府
每年都会大量高价收购农产品
抬高农产品的价格
(在冲绳
一个西瓜相当于约160人民币
一串葡萄约165人民币
芒果一个约300人民币)
同时,日本实行
对农业产品的关税壁垒
以最普遍的大米为例
日本对大米进口的关税
高达778%
即使这样
日本政府还要设置配额
对外来水稻限量
这也成为美日贸易谈判中
美国要求开放、日本主张保护的
一个难以弥合的问题
对于政府补贴
存在着按农产品产量补
还是按农地面积补两种方式
按农地面积补容易测算
也容易监控
按产量补若监控不力
可能会出现类似“转圈粮”的情况
不过,按产量补
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土地
也利于科技促进产量提升
只要做好监控和制度建设
杜绝不良情况的发生
应该是较好的补贴方式
(农产品做大蛋糕的三个途径,来源@网络)
从“做厚蛋糕”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肥料、机械
(设施栽培
是露天种植产量的3.5倍)
育种、种植模式
及生产经营模式的改进
通过科技进步的帮助
提高农产品产量
(中国的玉米每亩单产从
1970年代的205公斤
提高到2004年后的382公斤
小麦从1970年代的123公斤
提高到2000年后的354公斤)
据评估
我国三分之二的耕地都
属于需要改造的中低产田
与美国相比
主要粮食作物
除了小麦单产我国略胜一筹
其它均大大低于美国
玉米总计
(吨/亩)
高粱
大麦
小麦
大米
美国
中国
0.79
0.41
0.32
0.27
0.33
0.26
0.21
0.36
0.56
0.46
最后来看第四个要素,景观文化。
景观文化近些年逐渐
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
得益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生活方式的转变
(日本田舍馆村的水田艺术,来源@网络)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
可以采取“一快一慢”的策略
“一快”指政府
要积极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
让那些拥有良好景观文化的
乡村与城市地区能够
高效、便捷的连接
加强乡村的可达性
“一慢”指考虑乡村地区
优质景观资源之间的交通连接
放大及充分释放乡村景观价值
(释放景观文化效率的“一快一慢”策略,来源@网络)
从“做大蛋糕”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彰显乡土风貌(美丽乡村)
二是加强宣传扩散
让更多的乡村地区
有机会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
(景观文化扩大需求的两大途径,来源@网络)
从彰显乡土风貌来看
乡村地区的吸引力
是相对于城市环境的
因此加强生态保护和突出特色品质
是关键
加强生态保护是
兑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础
突出乡村特色品质
一是物质环境
包括建筑、绿化、空间
都应该符合乡村的特征
比如建筑高度不要超过树的高度
二是民风民俗
要体现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乡村地区景观文化价值的利用
(包括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以及对乡村振兴的价值
要理性看待
研究表明
当城乡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
每增加10%会有2~5%用于旅游
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来看
全国乡村旅游的游客数量
占全部旅客数量的30%左右
全年乡村旅游收入规模
占全国旅游收入比例将近10%
以此测算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约2.8万元
意味着人均有近1000元用于旅游
全国14亿人口
则旅游消费总规模1.4万亿
其中乡村旅游消费1400亿
假设旅游消费的50%
可转化为农民收入
则为700亿
按2.8万的平均收入标准
则可“振兴”250万人
这只相当于
5.6亿乡村常住人口的0.4%
当然,乡村旅游的蛋糕
可以继续做大
但显然它远远不足以
撑起普遍意义的“乡村振兴”
在媒体的宣传中
各种各样成功的乡村旅游案例
给我们一个错觉
好像只要找对路
就能靠旅游振兴乡村
其实这只是“别人家的村子”
成功的案例只是少数
大量乡村无法走这样的路
按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的分析
全国农村最多只有不足5%的农村
具有赚取城市人“乡愁”钱的可能
哪些乡村能够成为上面讲的5%?
一是资源禀赋好的乡村
要么有名山大川等景观资源
要么有稀缺性、唯一性的生态资源
二是具有地理区位优势的乡村
比如位于都市圈环城休闲带的乡村
因此,通过旅游振兴乡村
只适用少数乡村
真正量大面广的乡村地区
还是需要结合城镇化的大势
从土地这个财富之母的要素中
找到振兴之匙
乡村地区天然的低效
决定了城市才是乡村振兴的答案
在此前提下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成功的路径各不相同
我们无法套用甚至推广
某个乡村的成功经验
因为每个乡村的条件各不相同
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
我们可以总结乡村振兴或者说
更快提高农民收入的大致方向
2X4平面矩阵的8大方向
或者2X3X4三维矩阵的24个向度
概括了乡村振兴的庞杂内容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乡村来说
一定有某个或某几个方向
是最适合自己的
在本文建立的这个初步框架之下
我们可能不再焦虑
究竟有多少种乡村振兴的手段
而是担心怎么才能
找到契合某个具体乡村的振兴方向
作者简介
蒋朝晖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联合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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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理想的规划师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
我们是来自中国两岸四地规划工作一线的青年规划师,我们认为规划师应当心怀理想。我们强调原创,提供独立思考的专业平台和催化创新思想的熔炉。
我们崇尚硅谷马车轮酒吧的“非正式交流氛围”,它曾是硅谷奇迹最神秘的催化剂。我们营造规划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广场--U-AGORA,希望在这个广场上远瞻前沿,近接地气,呼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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