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国家意志的传导。国家意志即强制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能否存在的第一个基石,离开了这个基石,民族纽带、文化传承,都只是朋友圈的概念,谈不上御外辱,护民生,强国力。规划中的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增强指导和决策功能均与此相关。古训讲,“成大事者,谋者寡而行者众”就是这个道理。空间规划中的强制权力传导体现在与统领型规划的对接,具体是“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的时空安排,明确空间战略格局,空间结构优化方向,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安排”。在这些强制权力传导上发展规划是给空间规划留了“接口”的。
一五、二五时期被称之为规划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以土地资源利用和实体空间建设导引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是与发展规划高度合一的。规划是与财政、金融政策密切配合的,多方合力建构了所谓的国家意志。当然那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只有自上而下的传导体制,而没有交换、交易机制。
国家基石的第二个理念是交易规则的建立。如果国家意志万能,根本不存在交易问题。一、二次世界大战之交,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及其上层建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圈粉无数,除了消灭贫富差别的社会理想十分诱人,还夹杂了大量的对自然科学进展的迷信。即相信科学进步带来的确定性会战胜人类社会固有的不确定性,全面实现前馈控制,让未来社会如一部精密机器般高效运转。由此提升效率,而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不再被少数人占用,而可以精准地投放以消灭三大差别。其结果已经历了实践的检验,选对了目标方向,用错了策略路径。而选取相反路径和策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反馈控制,在嘲笑对手倒台30 年后,因为三大差别中最难解决的贫富差别放大,民粹主义盛行而尽显疲态。这两方面的教训催促中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下的标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科学解释而言,它是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的混合体。交易的是利益,空间资源是最大的利益载体,这也是列菲伏尔为什么讲“空间即政治,规则是策略”。
空间及其边界有很多种政治、技术属性,现在的所有规划方式和内涵都关注的是空间的科学属性,或者讲是功能性的技术属性。而我认为更应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首先明确政治蓝图导向下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空间边界的划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权力传导留资源,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留余地,而当下的情况是公私权力的空间边界不清,权益交易规则不明,不动产交易成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重灾区,所有贪腐大案无不与房地产有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缺乏实实在在的空间资源支撑,民生基本保障所依赖的公共服务系统、住房保障系统均靠艰难的市场博弈来实现。而从另一方面讲,各种市场力量的参与者的恒产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古训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后果是可以预料的。深入研究空间的社会属性,建立明晰的适合当下中国发展阶段的空间产权制度,建立公开公正的公私权力交易规则,减少对私权之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干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