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创刊40周年,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我与《》的故事”,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5个故事。从8月19日开始,公众号推出“我与UPI的故事”连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
《》及其前身《国外城市规划》,很长时间内是我这个“土鳖”了解国外城市规划前沿动向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了斑驳陆离、千姿百态的国外城市规划新思想、新技术、新信息,了解日常学习和工作中无法接触到的远在天边的“同行”,也想象自己未来可以有走向远方的机会。
当然,这扇窗是随着我自己的成长和杂志的发展而变化的。以前,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和在西部设计院工作的年轻规划师,“国外”是非常遥不可及的远方,《国外城市规划》更多地是高悬在天花板的一扇“天窗”,偶尔浏览杂志上的信息,也多以介绍西方世界的最新学术、专业动向为主。这些信息虽然新鲜,但是与当时国内的学术和专业环境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天窗”外闪烁的火花,只是激发我一些不接地气的学术遐思而已,转瞬即逝。后来,我离开了设计院转向学术研究。我发现,随着国内外学术落差的缩小和交流的频繁,《》的文章中一批来自海外学术大牛、海外中国学者和学生的稿源大大提升了学术信息的原真性、即时性和前沿性。编辑部举办的学术活动开始邀请国外大牛“本尊”直接来交流研讨,我本人也有幸参与其中部分活动——特别是有幸与大名鼎鼎的约翰·弗里德曼一起在天津参加战略研讨会的经历让我备受鼓舞。逐渐地,《》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学术参考,甚至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信息源,编辑部举办的学术活动成为我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和学习国外先进规划知识的重要桥梁。原来高悬在我头顶、可望不可即的“天窗”逐渐变成了在我办公室边上、随时可以向外观望的“落地窗”,极大地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和眼界。
近年来,中国城市规划实践催生的学术和技术创新成果受到国际关注且需要对外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需要对沿线国家开展城市规划研究。《》与时俱进,开始注重相关内容的介绍。我们团队近几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聚焦于此,得到了编辑部的关心和关照,逐步借助杂志纸刊及其同名公众号开始发表。特别是2018年,我们在编辑部的指导帮助下,在第2期策划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发区发展与规划”专辑,意在把中国开发区发展与规划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总结和推广;当年,在三次密集调研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之后,参加调研的研究生撰写的一些调研随笔在杂志公众号相继发表;随后我们团队又有关于非洲城镇化与城市规划的文章在杂志发表;再后来,借鉴北京交通大学张纯老师的做法,我们逐步整理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搜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乡规划资料,也发表在杂志公众号上。
杂志提供的各种发表平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扩大学术成果交流的机会,也鼓舞了团队青年学子的写作热情,有几位研究生正是在杂志及其公众号上发表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并以此为起点开启了自己学术发表的历程。比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赵胜波,2017年底随我一起去非洲参会和交流,在我的鼓励、督促下,撰写了“非行日记”,回国之后整理为《漫步于非洲街道——简记初次非洲之行》的学术随笔,发表在了杂志公众号的“海外行思”专栏,网络发布之后引来的点赞,点燃了他进一步撰写学术文章的信心,进而有了后来其他文章的发表,这种激励我相信会一直伴随他的学术和专业生涯。
近年来这一系列与杂志的密切互动,推动着我从杂志的“资深读者”变成了杂志的文章作者和组稿人、审稿人和宣传员。不经意间发现,对我而言,原来镶嵌在杂志这扇“落地窗”上只向西、向外观望的“特种玻璃”消失了,杂志变身为一个可以内外对望、全球环视和没有任何玻璃幕墙的真正的国际学术交流大“舞台”。我们也从原来站在窗边自由欣赏的学术“看客”变成了必须肩负学术责任的“演员”。从建构一个学术“窗口”到建造一个辉煌的学术“大舞台”,杂志的责任也更大了,如何把舞台上的演出由单调的西方“独奏”拓展为容纳世界各国的音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节拍的真正的交响乐,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也乐于为此贡献智慧。
我在国外高校参加学术交流时,对方图书馆是必去之地,而且也会特别留意是否有中国的学术杂志,非常遗憾,好像只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规划图书馆“偶遇”过中文《城市规划》杂志。但是即使在遥远落后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我也看到过一些日韩的学术杂志,虽然不知道这些杂志能够“流浪远方”的具体缘由,但也由此激发我想到,今后也要利用可能的机会,把我们的《》等中文学术杂志带向更多的远方,让更多的远方同行感受中国国际化学术杂志的翰墨书香,也让杂志的学术舞台汇聚更加多元的国际学术之光!
卓健:从国外到国际——我与杂志这20年
周江评:往后余生,继续有你——记和《》结缘的20年
冷红:成长道路上的陪伴与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