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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是岭南地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其保护与活化是当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重要课题之一。惠州市古驿道作为南粤古驿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古代广州府城联系粤东甚至闽赣地区的关键载体,也见证了惠州社会变迁的过程。
文章通过分析总结惠州市古驿道从秦汉至明清五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和时空演变,研究其承载的东江商贸文化、东坡宦游文化、客家移民文化、革命文化等文化内涵,以期为惠州市古驿道线路保护与活化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
研究背景
二
现状概览
三
历史演变
图3:秦朝设博罗县示意图(左)和赵佗平定岭南及建立南越国路线示意图(右)
图4:隋唐时期惠州古驿道示意图
图6:明朝时期惠州关于驿站设置的记载
(资料来源:文献5)
四
价值剖析
1、东江商贸文化
惠州自古就处于东江黄金水道的中段,往北可至河源,往西可通东莞、广州等地,内部西枝江、淡水河等主要水系连接惠东、惠阳等区县,同时又是广州与粤东地区、闽赣水陆交通转换的重要节点,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古代粤东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其中食盐、咸鱼等海产品从南部沿海的淡水、澳头经淡水河运至惠州府城,如今惠阳淡水老城留下米街、大鱼街、猪行街的印记依稀可见当时沿线商贸繁华的景象;惠东地区的茶叶、炭薪等山货经西枝江往西至惠州府城,往东经多祝转陆去往海丰进行山海货物交换;河源龙川等地的大米、药材、竹木等山货经东江在惠州集散,运往东莞、广州等地(图9)。
宋代时期,惠州就与广州形成了 “惠州渡”(陈训廷主编,2016), 作为两地客货往来的定期班船。
图9 古代惠州东江商贸路线示意图
2、东坡宦游文化
宋绍宗元年,苏轼被谪安置惠州,沿着东江水路达到博罗,转而进入沙河至泊头,上岸游罗浮山,后经东江水路抵达惠州。在惠的两年多时间内,苏轼关注民生、推广教育,请建军营改赋税,捐资倡建东新桥、西新桥,暂居过合江楼、嘉佑寺,建白鹤峰新居,游历大云寺、白水山(汤泉)、香积寺等,游历路线以经水路转陆路为主,并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画。
苏轼在惠州期间留下的足迹及社会文化活动,形成丰富的文化遗产,今惠州境内尚存合江楼、东新桥码头、林婆卖酒处、东坡井等东坡印记,对惠州乃至后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此“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图10 东坡宦游路线图和寓惠期间线路示意图
3、客家移民文化
公元前1127年,北宋灭亡,部分中原汉人流入南方在惠州山区定居下来。公元前1275年,南宋濒临灭亡,大量汉人涌入粤东地区,部分集中定居在归善(今惠州)。元代,随着粤东地区古驿道网络的发展,客家移民达到高潮,逐步成为一个独立民系族群。
清朝中叶以后,惠州作为客家人由赣南及粤东北往西南迁入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据《广东通志》和《惠州府志》记载,清康熙十一年至嘉庆年二十三年,惠州人口从13.9万人增长至137.4万人,形成了客家移民在惠州的基本分布格局。总体而言,在客家人五次主要迁徙中,迁入惠州的主要是第三次(南宋初年-明代中叶)和第四次(清康熙中叶-清乾嘉之际)。
至今,龙门古驿道沿线的鹤湖围古村、功武古村,博罗西路沿线的旭日古村以及惠阳地区的围龙屋等都是惠州客家文化重要的历史资源载体。不可否认,惠州与赣闽之间的古驿道路线是客家人几次南下迁徙的主要路径之一。
图11全国客家人各时期迁徙路线图及惠州客家建筑
4、革命文化
惠州地区革命文化深厚,是近代民主革命先行地之一。从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七女湖起义到国民革命时期的两次“东征”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东江纵队和香港秘密大援救,惠州地区都是重要的革命路径和节点。
其中国民革命时期,第一次东征从长龙经惠阳白云坑、淡水、永湖,经惠东白花、平政等地,往陆丰、海丰、五华方向,第二次东征从东莞石龙经惠州城区、惠阳马安、平潭、惠东等地。
据《惠州战役日记》记载,白沙堆古道是东征军进入惠州的重要通道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营救香港文化人行动,其中水上路线在惠阳沙鱼涌登岸,进入淡水。至今,惠阳地区古驿道沿线的会龙楼、嗣前新居、会新楼、黄伯才故居等建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此外,以惠东平海、惠阳淡水圩镇地区为主的海防文化,以博罗罗浮山地区为主的道教文化、中医药文化,龙门地区为主的瑶族少数民族文化,侨乡文化等,古驿道作为历史文化要素流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均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