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可能发现,激奋的群情未必能产生行动,成了天子门生的康有为也只是官僚系统里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他们都曾以为自己接近了权力就可以实践自己的理念,但没想到连最高权力本身似乎都慌乱而暧昧。光绪在等待地方大员们的回复,他的革新愿望很容易就被迟缓的官僚系统所消耗,而权力中枢的翁同龢则困于自己的无能与胆怯,李鸿章批评他“硕画太多,担当不起,竟是一事不办”。
康有为把目光转向了士大夫。中下层官僚普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中国具有漫长的传统,从东汉太学生的风评到明末东林党人讲学,这种理想主义会为沉闷的政治生活带来活力。倘若这些士大夫能集结在一起,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力量。他想创办一个学会,聚集同志、倡导改革理念。“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吏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于京师不可”。
最初的反馈令人气馁,“颇有应者,然其数甚微”。士大夫结社议政的传统在清代中断了。作为异族的统治者,满人政权对结社行为心怀戒备,严禁诸生“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文字狱更令士人埋头于功名利禄或琐碎学问。它与士大夫的自我审查有关,“党”的声名不佳,是私欲膨胀的象征,导致分裂与动荡,人人都会引用“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法。即使最严酷的控制时代已然过去,士大夫的集体生活有了些许复苏,但他们仍要用文学、艺术趣味来掩盖哪怕一丝一毫的政治倾向,诗社与雅集成了主要的聚集方式。
在最初这不多的响应者中,有老朋友沈曾植等人,以及新朋友陈炽。四十岁的陈炽见识广阔,在让他声誉鹊起的《庸书》中,他鼓吹议院制度,认为这是西方富强的本源,可以“合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他赞赏报馆可以使“四民之智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陈炽赢得了翁同龢的欣赏,后者称他是“纵横家”,“有识力”,还将《庸书》与汤震的《危言》一同呈给光绪皇帝。与文廷式一样,陈炽是翁同龢与中下层官员、学者之间的桥梁。
“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梁启超也被陈炽深深折服,对夏曾佑兴冲冲地说起这位新朋友。康有为更是与陈炽投缘,他们两人不仅有相似的西学知识,也都分享着一种趾高气扬、故作姿态的做派。一位叫王伯恭的官员记得,一次他拜访陈炽,恰好遇到康有为来访。陈炽先是抚摸自己的额头说头痛,康有为立刻安慰说:“时事不可为矣,先生何必自苦乃尔。”接着两人开始品评当朝人物,说起两江总督的人选,陈炽说刘坤一或许可以,康有为立刻拍掌赞同。一直在场的王伯恭觉得惊奇又可笑,一位不过是四品的章京,一位则是新进的工部主事,却完全沉浸在指挥一切的感受中。但王伯恭很快又要佩服他们政治嗅觉的敏感,后来刘坤一果然出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