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招谦,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在读本科生。
周游,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广西多民族区域城乡两类空间协调政策研究”(编号:51708134);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编号:201710593174)。
通讯作者:
周游,zhouyou65@qq.com。
版权声明:
原文刊登于《小城镇建设》杂志2019年8月刊,版权为《小城镇建设》编辑部所有,本文在原文的基础上经过删减。
投稿信息详见文末
摘要:文章对我国乡村空间形态研究成果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示。首先选取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相关文献,按时间顺序纵向排列,并把同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横向分类,系统回顾了乡村形态研究历程,最后归纳了乡村形态影响因素,得出:(1)乡村形态研究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初步发展阶段,2000—2010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的新时期,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研究尺度;(2)采用传统描述性方法的乡村形态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已非常成熟,今后的创新路径是结合新技术及新的时代热点;(3)影响乡村形态的主要因素有地形、水系、道路、文化等。
关键词:乡村空间形态;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综述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8.002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8-0005-06
文献标识码:A
在快速城镇化浪潮下,由于城市扩张和乡村经济社会基础的整体衰退,乡村空间形态频遭破坏。《国家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年)》提出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保护村庄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为了更好地保留乡村空间特质,并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需要,研究国内乡村空间形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已有很多乡村空间形态研究综述,既有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形态分类、影响因素的总结[1-2],也有介绍结合计算机技术的数理量化研究方法[3-4],还有从乡村地理学视角切入的[5-6],但部分成果存在着参考文献较少、研究成果归纳不完整、较少涉及新技术和新热点等缺憾。本文基于1980—2018年的相关文献,重新梳理了我国乡村空间形态的研究历程,并初步总结了乡村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的乡村空间形态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人文地理学为先导。90年代形成了乡村形态研究基本框架,2000年后得到了完善和深入。2011年后,乡村形态研究越来越体现出新技术和新时代背景的影响。
建国以前,国内少有对乡村形态的研究。建国后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促进了乡村建设,乡村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才开始起步。在此背景下,李振泉提出了乡村地理研究的若干课题,基本涵盖了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各方面[7]。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金其铭,他提出影响乡村格局的因素有自然环境、交通条件、耕作半径等,将乡村平面形态分为团聚状与条带状,并绘制了江苏农村聚落类型图[8]。
20世纪90年代,我国乡村空间形态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既有理论研究,又有案例研究;既有对单个村落的分析,又有对多个村落的归纳分类,这些都成为2000年以后乡村空间形态研究的主要课题。
陈宗兴等总结了国外与国内的乡村地理研究的各个阶段,介绍了国外理论成果,并指出要加强我国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9]。
对单个村庄的分析有漳浦赵家堡研究[10],包括村落的自然环境、风水选址、结构布局,也涉及历史人文的考证。空间要素分析的尺度较小,最大不过村落所处的山水格局,小则细致到门窗。类似主题的研究还有彭一刚所著《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运用美学理论分析了聚落景观要素,并提出了聚落形态分类和影响因素[11]。
对多个村落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西北大学师生对陕西乡村的研究上,既有对陕西乡村的分布、空间结构、演进趋势的整体概括[12],也有对关中、陕北、陕南等省内局部范围的乡村形态分类、分布、演进的研究[13-15]。
2000年以后,乡村空间形态研究的数量迅速增加。研究重点分为两个尺度,与90年代一脉相承:一是中观尺度,重在研究村庄整体形态及周边环境,包括平面形态、肌理、山水格局等;二是微观尺度,重在研究村庄内的外部空间,主要分析路径、节点等空间要素。这两个尺度并非彼此独立,而往往是在一个研究中顺次出现。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开始有研究涉及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形态变化。
a.中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
(1)乡村形态分类
常用的形态分类依据是村庄平面肌理形状,如带型、组团型等,也可根据肌理的集中程度,分为集村和散村。另一种分类依据是村庄所处的山水格局,可按村庄所处的地形地貌特征[16],或按建筑与自然要素的关系,如沿水建筑与水的关系[17]。有研究统合以上两类,采用复合标准,以“地形+平面形态+聚居模式”的三重标准分类[18],反映了地理与人文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也有学者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划分不同性质的聚落,再总结各种性质聚落的形态特征[19]。
以上均为静态视角,此外也有从形态生长的动态角度分类的,如线性生长型、沿山地等高线生长型[20]等。
(2)乡村形态影响因素
地形地貌特征对村庄形态影响很大,社会人文因素也会影响村庄形态[21]。距交通线远近会影响聚落形态的均质程度,与文化源的距离也会影响形态[22]。堡寨聚落的不同防御方式会催生不同的聚落形态,外围线性设防会形成群落形式和单体形式[23]。
(3)乡村形态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分两类,一是比较相同区域的聚落,二是比较不同区域而性质相同的聚落,如将广东惠州的广府、客家、福佬聚落分别与珠三角广府、粤东北客家、潮汕福佬聚落比较[24]。
b.微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
微观尺度的研究主要分析村庄外部环境的空间要素、空间原型及布局结构。对空间要素的研究大都基于凯文·林奇的理论。
归纳空间原型有两种方法,一是运用建筑类型学方法分析,最终得到建筑原型和由此构造街巷乃至村庄的营造逻辑[25]。二是用几何元素归纳聚落空间原型[26],例如路网格局总结为网络型。
村庄的空间结构既有物质层面的形态特征,也有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对物质层面,可归纳出其空间特征。对社会经济层面,王浩锋认为影响村落整体形态的是微观经济活动,而宗族关系并未形成清晰的空间领域[27]。
c.历史上的乡村空间形态演进
对乡村形态演进的研究可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入手,总结一个村庄或一类聚落的发展阶段。普遍认为形态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经济和人文社会因素[28],未来的演进方向是由分散变为适度集中[29]。
d.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形态演进
城市用地扩张、城乡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成为乡村形态演进的新的动力因素。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文化特征,传统聚落形态逐渐瓦解。村落分散化已不适应城镇化要求,应当适度集聚发展[30]。
2011年后,除了微观、中观尺度的形态研究,宏观尺度的研究也明显增多,重在分析多个村庄的分布、选址、规模,并且有GIS等新技术参与。有学者开始探索将传统乡村的形态特点延续到新村建设中,之前已有人做了这方面的探索,但2011年后,这类研究的数量显著增加。
a.宏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
宏观尺度上,单个村庄被视作点,因此,规模、密度等属性成为主要分类标准,肌理形态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地域特征结合形态划分[31]、“地理位置+地形特征+密度+形态”的综合指标划分[32]。
村落规模与地理条件、交通条件密切相关[33],地形复杂、交通条件差是村落保护的有利条件[34]。李红波等提出了影响乡村分布格局的动力机制[35]。地理和经济条件都影响村庄分布,而后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36]。
b.中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
(1)乡村形态分类
2011年后的中观尺度形态分类方法与之前的方法差别不大,主要有按照平面肌理形状划分、按与自然要素的关系划分、按聚落功能划分、按聚居模式划分。浦欣成系统构建了结合计算机技术量化分析村庄形态的新方法[37]。
(2)乡村形态影响因素
乡村形态是外部影响因素的空间化产物,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催生了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在自然环境方面,村落形态受地形和水源位置影响[38],干旱区村庄形态受水资源约束[39],山区村庄形态受土地资源约束[40]。在人文因素方面,人口数量、风水理论、礼制观念、水陆交通、军事防御等都会影响村落形态。
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不只各自独立地影响乡村形态,二者也会共同作用,如土地资源和文化观念、气候和宗教信仰、自然环境和军事目的、气候和产业等。有学者认为宗法观念对聚落形态起决定性作用,而地理条件只起调节性作用[41]。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42]。
(3)乡村形态比较研究
形态比较研究既有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比较,如广府聚落和潮汕聚落的形态和成因[43],也有对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比较,如形成时间不同的岭南村落之间的形态差异[44]。
c.微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
微观尺度上,有大量运用传统方法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对空间要素的分析和对空间布局结构特征的总结。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运用空间句法分析乡村外部空间,并提出保护与更新的意见。
d.历史上的乡村空间形态演进
乡村形态演进研究有两个主题:一是按时间顺序梳理演进过程;二是总结形态演进模式。形态演进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发展阶段,乡村形态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新阶段会引起空间结构的变化[45];二是地理条件,其影响贯穿聚落演变始终。
e.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形态演进
城镇化进程改变了内聚性的乡村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向边缘靠拢[46],近郊村城乡边界模糊、形态趋同,远郊村沿公路发展,形态留存相对完好[47]。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空间散乱,乡村景观更偏向城市性,对此,学者提出了迁建、保留等策略[48],以及在城市建设进程中整体保护乡村空间形态的方法[49]。
f.新村规划延续传统形态的探索
2011年以前,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延续传统乡村形态特色的方法,将传统聚落空间原型应用到现代居住区设计中[26],将传统建造手法应用在新村规划中[50],构建小尺度、便于交往、富于本土特色的景观[21]。2011年后,这方面的研究变得更多。有学者提出遵循整体性、适度性、渐进性、引导性的原则,将自组织手段运用到旧村更新与新村建设中[51]。形态延续更新的策略应因地制宜,形态留存程度不同,其更新策略也不同[52]。量化指标可用于控制传统村落形态和新村风貌。
g.乡村空间形态研究的新技术
下文所谓“新”技术,是指在我国的乡村空间形态研究领域,有别于传统的文献调研、田野调查、人工归纳等方法,与计算机技术和理工思维结合紧密,在2000年后,乃至近年来才广泛运用的技术。
(1)GIS
2010年以后,GIS技术被广泛运用在宏观尺度的乡村空间形态研究中,村庄被视为点要素,赋予规模等属性,用以探究一定区域内村庄的空间分布特征、规模特征等[33]。除此之外,基于ArcGIS平台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也被用于宏观尺度的形态分析中[53]。
(2)空间句法
空间句法是由比尔·希列尔首先提出的一套空间分析方法,如今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软件技术。在乡村形态研究中,空间句法经常被用于分析微观尺度的外部空间特征[54]。
(3)对乡村形态的量化分析
浦欣成提出了量化分析村庄形态的方法,借助分形几何学、电脑编程等方法,量化研究聚落边界形状、空间结构、建筑群体秩序[55]。
国内的乡村空间形态研究有两个学科来源,宏观尺度研究来自地理学,微观尺度研究来自建筑学,两个学科均涉及中观尺度。
计算机介入之前的传统研究方法,如文献调查、田野调查、主观归纳等,已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较高水平的成果,而2000年后的一些研究工作往往只有对象的变更,却缺少技术和方法的突破,研究范围与深度停留在90年代的框架中。但也有学者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或结合新理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乡村形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新技术和新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空间句法等量化分析空间形态的计算机技术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乡村传统空间形态的保护与延续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此处的乡村空间形态指中观尺度所研究的形态,也称作平面形态、平面轮廓、鸟瞰形态等,都是指村庄平面肌理的完形,有时也涉及村庄与山水、道路等周边环境的联系。乡村空间形态的形成与演变都是内外影响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地形是地表高低起伏的状态,它影响了乡村聚落的选址、建设、发展方向等全过程,尤其在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的历史时期,地形对乡村形态的约束几乎是决定性的。
a.地形对乡村形态形成的影响
地形越平坦,乡村形态越规整而集聚,随着地形起伏程度的增加,乡村形态愈发零散。例如,从山间盆地到山地,聚落形态逐渐松散[18];平原的乡村形态是团块状,丘陵地区则为散点状[50]。
b.地形对乡村形态演进的影响
地形不仅决定了聚落营建时的形态,也引导着形态的变化过程。村庄沿山体与河流带状发展,不断发散出新的发展点,最终形成组团。地理环境的影响贯彻了聚落形态演变全过程。
水资源是聚落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靠近水系的区域往往最先形成聚落,乡村会沿着水系延展。但另一方面,水系也约束和限制了乡村扩张,纵横的水网会分割乡村形态。
a.水系对乡村形态形成的影响
水资源是聚落形成的先决条件,如吐鲁番村庄围水而居[39]。水系也会对乡村形态起到约束作用,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密度高于韩江三角洲,水系将陆地切分得更零碎,导致广府聚落形态不如潮汕地区规整[43]。
b.水系对乡村形态演进的影响
村庄往往沿水系扩展,形成带状,皖南沿河聚落先沿河发展,再向外围扇形放射[56]。
与水系相仿,乡村形态也有沿道路发展的特点。与道路的距离也会影响村庄形态,离驿道近的聚落形态较均质,而离驿道远的聚落由碉楼或山体作为空间核心[22]。
a.风水
风水是中国独特的择居科学,风水观念深刻反映在村落形态中,传统村落大都遵循风水理论来指导选址,风水格局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独特的村落意象。
b.形态寓意
经规划而有组织营建的村庄,其平面形态往往经过设计,具有美好的内涵和吉祥的寓意。
c.宗族
宗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农村地区尤甚。宗族力量会主导乡村营建,随之形成的乡村形态反映宗族的结构与等级,聚落形态是宗族社会等因素的空间化产物。有时,宗族力量甚至会超过自然条件的限制,成为形态的决定因素[41]。但有的学者反对将宗族因素放到如此高的地位,认为影响徽州村落形态的主导因素是微观经济活动[27]。
d.宗教
有宗教信仰的聚落,其形态往往围绕宗教圣地,出现明显的向心性。撒拉族聚落有围寺而居、层级分明的空间特征[57],清真寺往往是宁夏回族聚落的核心[58]。
e.外来文化影响
来自各地的文化沿着驿道传播,驿道沿线聚落会受到多种文化同时作用,此时,离聚落距离近的文化源对该聚落施加的影响大[22]。
陕西、山西的堡寨聚落因设防方式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聚落形态[23],汉江流域不同功能的聚落衍生出各自不同的形态[59]。经济是冈东村形态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28]。移民与土著的数量比会影响聚落形态,土著较多,则形态为聚居;移民较多,则形态为散居[60]。
城镇化是20世纪末期才出现的新兴因素。虽然出现时间晚,但它在短短几十年内对乡村空间形态施加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存在千百年的传统因素。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形态的影响日益加剧[42]。
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都影响乡村空间形态。自然因素以地形和水系的作用为主,既是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有时又是制约。交通状况和文化观念等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影响力不及自然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这种情况在逐渐改变,以城镇化为代表的人文因素正剧烈改变着乡村形态。
我国的乡村空间形态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涵盖形态分类、形态演进、形态比较等多个方向。本文从以往研究中归纳出自然和人文方面的乡村形态影响因素,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传统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已较成熟,今后的乡村形态研究应与计算机技术和新的时代背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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