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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内容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问题日益凸显,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影响着地球居民的正常生活。人类,作为地球居民的一份子,敏锐地意识到地球自然系统的脆弱性。要在地球可承载能力内获得更长久的生存机会,人类需要转变观念,将自身理解为地球物种之一,妥善处理与其他非人类生物的关系。观念的转变引导着人类形成新的认识:必须从以消费主义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的社会。
《城市与自然过程》尝试探寻一条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传达植根于自然过程的本质需求,这将对城市及城市区域规划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启示作用。本书首先从概念层面为城市规划提供一套理论基础,通过实践案例展示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并与城市规划设计建立联系发挥实际作用。
二
启示
第一章中,作者将城市景观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被培育的“正统”景观(the nurtured “pedigreed”landscape)。这类景观属于景观设计的产物,作为表现文化关怀、美学价值和城市精神的载体而被赋予很高的公共价值。例如:城市公园、步行街、居住区、市民广场等。
第二类是由自然驯化了的城市植物所形成的“偶然”景观(foruitous landscape)。这类景观被普遍忽视,常被看做为需要重建的城市废弃用地或不起眼的地区,却代表了城市中已被改变但仍起作用的自然生命活力。例如:空地、被遗弃的工业用地、废弃的滨水区等。这两种景观反映着环境价值观的内在冲突。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展了一组Olentangy河流湿地恢复对比实验。当时Olentangy河污染严重,为了治理河流污染, 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河段启动了河流湿地修复工程,设计了一对双肾形态的实验湿地。
按照实验设计,1993年在实验湿地1(下文简称“人工湿地”)人工种植12种湿地植物;实验湿地2(下文简称“自然湿地”)不种植任何植物作为空白对照。实验目的是对比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生物多样性。两个实验湿地都有相同的河水输入以及水文周期变化,整个生态系统实验持续了二十多年。
结果显示,实验初期人工湿地植被恢复较快,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自然湿地比人工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更丰富,自然引入的物种比那些最初引入的少量物种,对生态系统发育产生更长远影响。
“偶然”景观比“正统”景观拥有更高的动植物多样性。然而,目前我们大部分的努力都致力于培育后者而非前者。因此,从生态角度来看以城市公园、居住区绿化、道路绿化、广场绿化等为主的“正统”城市景观更需要提升生态功能。
原文写到,“只有通过生态学观点,将总体城市景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都考虑在内,才能找到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这包括那些在当前被认为对城市公共景观贡献不大的非结构性空间和社会环境,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环境。”
野生动物是城市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一员,对建立城市环境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更是直接反映了该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以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作为环境评价指标,通过营造生物栖息地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方法,在城市规划时充分考虑动物需求,应当引起城市规划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鸟类对环境变化十分敏感,鸟类丰富度可作为评价城市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之一。
近年来,动物生态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越来越明显。2009年广州市启动“野生动物进城”保护工程;2017年北京市编制了《城市绿地鸟类栖息地营造及恢复技术规范》;2018年广东省开始编制《粤港澳大湾区水鸟生态廊道规划》;2019年广东省万里碧道建设总体规划将逐步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美好愿景。
当更大区域的景观被理解为塑造城市形态的组织框架时,需要从地方、区域乃至世界尺度对生态进行统筹考虑。最后一章中,作者介绍了西方多个国家关于塑造城市形态发挥区域生态功能的多种方法。
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园,以重点保护大面积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20世纪50年代,英国将绿带环城作为城市规划的重点,以限制城市无序扩张;20世纪60年代,北美更加重视绿道规划,以建立区域景观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IBA(德国一个大型规划组织)提出“绿色”基础设施的核心主题,将生态提升作为经济新动力的基础。
由自然保护地构成的大区域网络,与城市区域关系密切。因此,城市规划与设计应以自然生态为背景,关注重要自然景观和生态廊道,通过保护野生动物,打造线性游憩路线引导城市发展,实现山水林田湖草与城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原文写到,“国家、州(省)级公园和野生生物区将会帮助系统趋于稳定,保护区的设立,及生态系统关键部分的保护和恢复,将提供完善整个系统所必需的核心区、廊道区及过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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