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斯特拉德林(图片来源/ processhistory.org)
随着研究人员开始对烟雾之于健康的影响表达更多的确定性,烟雾减排运动获得了新生。1890年代中期的大萧条中断了早期有组织控制煤烟的努力,不过此后许多城市发展起了复杂的反烟运动。在一些城市,改革者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单一问题利益集团(single issue interest groups)。在更多的地方,这一运动迫使当地通过了复杂的法规,并建立了强大的烟雾调查部门。事实上,像辛辛那提和纽约这样不同的城市支持了非常相似的、有影响力的烟雾减排运动,这昭示了改进后运动的规模之大。
在19、20世纪之交,辛辛那提是一个人口密集,环境污染严重,长期依赖烟煤的工业城市。被困在河谷泛滥平原的辛辛那提经常出现逆温和烟雾弥漫的情况。精英市民们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城市在中西部工业大城市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了。另一方面,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其良好的住宅区和相对晴朗的天空而闻名,这要归功于它长期以来对宾夕法尼亚东部清洁燃烧的无烟煤的依赖。虽然纽约是一座工业城市,却面向海风的吹拂,不太容易受到困扰河流城市的逆温的影响。尽管经济和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同样的健康和美学基础上发展出了相似的运动。在这两个城市,运动在1905年之后随着单一问题反烟联盟的建立而加强,之后都获得了足够的影响力来制定公共政策。然而,这些运动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在辛辛那提,由150名杰出女性组成的妇女俱乐部发起了反烟运动。虽然商人组织长期以来讨论这座城市的烟雾问题,而且反烟条例自1881年已记载于册,但是有限的公共行动只能确保有限的成功。在1904年,当妇女俱乐部的朱莉娅·沃辛顿(Julia Worthington),一位律师的妻子,致信市长朱利叶斯·弗莱希曼(Julius Fleischmann)要求其执行城市的条例时,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沃辛顿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观察了城里的烟囱,注意到了它们排放烟雾的浓厚度,并希望观察结果可以作为在庭上反对烟雾罪犯的证据。
第二年春天,妇女俱乐部邀请辛辛那提著名的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查尔斯·里德博士就烟雾问题发表演讲。在一篇后来经常被引用和转载的演讲中,里德明确表示他理解女性在治理烟雾方面抱持的特别兴趣。里德指出,女性是日益严重的烟雾问题的殉道者。他指责说,妇女的权利“似乎从来没有被生产商阶层考虑过,后者认为有权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制造烟雾,同时不受任何阻碍”。他接着说,“公司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在家务上所承担的额外的苦差事,它们的工厂使空气中充满烟尘,烟尘同样渗进了客厅和卧室”。除了清洁的问题之外,里德还强调了污染的健康方面,认为烟雾与肺结核、黏膜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