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工业快速发展(图片来源/Le Business Journal)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同样给中国的敌人日本留下了工业发展的遗产。经济史学者指出,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日本经济处在统制之下达14年之久,战争结束后,日本出现了某些“已无法恢复战前旧貌的不可逆变化”。例如,战争使日本产业结构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不仅战时扩充的不少生产设备保存到了战后,资本品部门中具有劳动经验的工人也迅速增加,战时迅速发展起来的以日本兴业银行为中心的企业集团也形成了。战时商工省和军需省实行的对民间企业和经济界的干预,战后通产省也以行政指导的方式继承下来,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通产省对于日本工业发展的行政指导,通常被认为是创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通产省的标志性官员,曾在战时参与武汉会战的佐桥滋,在战后仍宣称:“过去有《全国总动员法》,为了战争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动员一切力量。为了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中的一流国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全国总动员法》,尽管它的形式可能与战时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战争塑造的经济发展观念,仍保存在日本官员的头脑中,并实际地影响了战后日本的工业政策。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指出,日本“在战争年代里,以军需为主,发展最快的部门就是机械工业。尽管遭到战争的大破坏,但由于很快得到政府在政策上对重化学工业的支持,战后的恢复是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战争年代转来的资材和战后拨下的军用物资,并有充足的生产设备”。因此,在国家干预下,战后日本的装备制造业继承了战时创造的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奠定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业基础。恰如有泽广巳所言,战争驱动下的资本品工业发展,造成日本产业结构的提升,“可被看作是战争遗产中仅存的好处”。在至关重要的技术力量方面,日本为战争培养的技术人才,战后也派上了用场。例如,战争期间从事飞机制造的装备企业工程师,战后因日本军事工业的解体,大批进入铁路等民用部门。这些工程师利用在战时积累的工程知识,为日本铁路解决了技术问题,其成果即包括新干线高速机车。因此,战争同样为日本工业化留下了正面的回馈。
战争对中日两国工业化,在战后均产生了长期持续的效应。在造成巨大的物质破坏的同时,战争又留下了某些物质资产。然而,这些战争遗留物不是中性的,它们主要指向机床等重工业部门的设备与产品。进一步说,战争本身加速了中日两国重工业的发展,使其经济更加有力地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高端部门占主导的工业结构转变。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战争加速了资本品工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使战时积累的技术不必附着于具体的企业,能够在战后得到更广泛的扩散与应用。而在战争遗产的利用方面,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就日本来说,战时的行政体制在战后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和改造,这就使得具有总体战思想的政客、官员和学者,能继续对日本经济施加影响,使日本工业化在某些方面沿着战争铺就的轨道继续前进。而对中国来说,1946—1949年的混乱时期,使国家无法妥善地进行战后安排,但1949年后一个稳固政权的出现,使战时工业化的重工业偏好及国家强干预特性重新得到释放。不可忽略的是,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就遭遇了朝鲜战争。因此,以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为背景,战争与工业的关系得到了延续。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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