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研究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本文选取一系列研究丹麦、葡萄牙乡村空间转型问题的典型案例,深入梳理并剖析欧洲乡村空间变迁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丹麦乡村空间转型发展模式代表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较高、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较好的一类乡村空间转型发展模式,葡萄牙乡村空间转型发展模式代表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较差的一类乡村空间转型发展模式,它们是欧洲最极端的两种乡村景观类型下的乡村空间变迁模式,欧洲其他地区乡村景观类型下的乡村空间变迁均处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是这两种情况的多种可能性组合。
近年来,欧洲乡村空间以不同速度朝不同方向发展,在生产主义或后生产主义背景下,乡村空间演变趋势以多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强度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改变,且同一区域内不同进程可能同时发生,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变化模式。广义上的生产主义即工业驱动农业发展,实现农业产量最大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景观生产功能进一步发展;后生产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模糊的概念 ,其与生产主义相对应,与所有新兴的社会需求(包括农业需求)联系在一起,如生态服务需求、乡村文化认同与遗存需求和城乡社会平等发展需求等,促进乡村景观多种功能的形成。乡村景观已经从过去单纯的生产型与生活型景观,逐渐演变成文化型和保护型景观,导致乡村空间从生产与生活空间变成消费与保护空间。
(1)丹麦乡村景观变化驱动乡村空间变迁的发展特征。
丹麦大约有90%的土地用于耕种,其乡村景观以现代化、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为主,是欧洲农用地利用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几十年来,随着生产主义范式的扩张,加之得天独厚的生物—物理条件,丹麦的乡村土地利用集约化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景观生产功能占主导地位,促使乡村空间单一化、均质化,失去了地方发展特色。随着当地乡村景观的非商品功能需求不断增加,乡村景观利用主体对乡村景观功能产生了新的认识,某些地区乡村空间具有复杂多样化的发展特征,生产功能与其他多种功能耦合发展。
(2)葡萄牙乡村景观变化驱动乡村空间变迁的发展特征。
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地区,其乡村景观类型主要是农林复合型系统,被称为Montado(蒙塔多),是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该地区覆盖的植被主要有牧草与灌木,由于生物—物理环境背景不同和放牧的压力,其植被密度不断变化 。这种广阔的、混合的植被组合形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乡村景观,虽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现代化农业生产功能较差,但是其乡村景观可以提供多种乡村景观产品和服务,如自然资源保护、特殊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狩猎、休闲、娱乐和美学鉴赏等 。
由于阿连特茹地区盛行狩猎、蜜蜂养殖和观鸟等活动,其乡村景观具有丰富的休闲、娱乐和文化等功能,旅游设施众多,并为非本地居民开发第二住所。同时,该地区由于自然背景、区位和农业生产技术等条件对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限制,其乡村景观发展未进入生产主义阶段,便直接进入了后生产主义阶段。阿连特茹地区农民主体意识到保持乡村景观低强度利用与开发对于开展乡村狩猎、娱乐、观鸟或其他乡村景观服务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农民主体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乡村消费空间和保护空间,促使乡村空间向多样化方向演变。除此之外,农林复合系统还适于发展畜牧业,牛肉生产的双倍收益使得部分农户增加了牲畜的养殖密度,提高了农用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引发了乡村景观非生产功能发生转变、生产功能得到加强,乡村生产空间得以延续。
通过对丹麦乡村空间变迁案例的梳理发现,在稳定的全球自然物理气候条件下,区域生物—物理条件对乡村景观生产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区域自然条件与乡村景观利用方式相关联;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比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有更多的土地从生产中撤离出来,进而引发乡村空间收缩。此外,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许多兼职农民将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一项业余爱好,使乡村景观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衍生出农事休闲娱乐功能,乡村生产空间呈现更多样化的特征,这种模式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区并不明显。
丹麦和葡萄牙的乡村空间变迁历程表明,乡村地域结构性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造成乡村景观提供不同产品及服务的主要因素。在区域生物—物理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地域乡村结构性条件或基础设施条件不同,会导致乡村景观开发利用方式的差异;同时,即使区域内乡村结构性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同,某些地区乡村景观独特的生物—物理条件也是不易改变的。因此,当地乡村结构性条件、基础设施条件与生物—物理条件都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共同决定了乡村景观发展潜力和利用方向。由此可见,乡村景观特征由不同尺度的自然结构性因素决定,该类因素对平衡乡村景观生产、文化和保护功能起着核心作用,乡村景观作为地域背景条件的表征,是深入理解并重构乡村空间角色和活力的关键。
受全球食品市场和粮食需求影响,丹麦乡村空间使用方式与乡村景观生产功能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 。当市场定位与公共需求促使乡村景观使用者收入增加的可能性提高时,会改变乡村景观使用者的行为,影响乡村空间布局。
有研究指出,很多乡村景观的变化与经济社会政策趋势的逆转有一定的关联,如21世纪初丹麦农业生产过剩问题促使政府制定相应环保法规,鼓励农民改造乡村景观,以自然恢复和植树造林行动替代以往农作物种植行为,增加了乡村空间的多样性与发展活力 。此外,公共政策在乡村景观变化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研究显示,在共同农业政策中,引导乡村景观利用的皮拉尔Ⅰ与皮拉尔Ⅱ政策、生产主义导向与保护主义导向政策对于乡村空间变迁方向引导起着相反作用。
同时,乡村景观变化也与城市化进程相关,包括城市蔓延、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经济变革,这些改变导致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城市地域空间愈加密集,乡村地域空间逐步空心化。在部分地区,乡村景观变化还与逆城镇化进程有关,这意味着新权力关系在乡村不断发展,新的要素正在参与乡村景观利用与管理,引发乡村空间重构。
乡村景观使用者的意识、自身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社交圈子会影响其对于乡村景观生产、文化和保护功能的利用决策,进而对乡村空间演变产生影响。欧洲乡村空间变迁路径取决于广大农民的意愿:一些农民继续遵循乡村景观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一些农民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上进行创新并发展联合生产,还有一些农民选择利用新型乡村景观功能重塑乡村空间,促使乡村空间不断更新 。此外,一些学者在分析全职农民、兼业农民及当地社区居民的行为对乡村空间变迁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景观使用者对乡村景观多种使用功能的价值判断、乡村景观使用者的狩猎兴趣和乡村景观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乡村景观利用方式。
近年来丹麦乡村景观生产功能非但没有均质化,反而衍生出许多新兴乡村景观功能,主要原因之一是乡村景观使用者的多元化(与早期调查相反)。因此,为深入理解乡村空间变迁规律,需全面考虑各种类型的乡村景观使用者。虽然生产功能是丹麦乡村景观的主要功能,但是丹麦的全职农民数量与农业人口总数的比值小于35%,其余为兼职农民、业余爱好型农民和退休农民,并且全职农民和人均耕地的数量一直在下降 。1990~2000年的乡村景观利用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业余爱好型农民在利用乡村景观从事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比全职农民和退休农民更活跃,并且其对乡村生产空间的利用更加多样,引发学者对乡村景观农事休闲娱乐功能的关注与研究。还有一些非农业人员从事与乡村景观相关的经营活动或与乡村景观文化特质相关的社会活动,如一些人选择生活在乡村地区,开展与当地相联系的非农业经济活动(如地方化的服务或文化遗产维护)或与当地不相联系的、对外开放的知识产品和艺术品创作活动。这些在乡村生活的非农业人员可能与乡村景观生产、保护功能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是乡村景观使用者,能够激发乡村景观文化功能,并与当地农民互动,促使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成为乡村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出现许多新兴的、多样化的利益相关群体,曾经的利益相关群体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共同促进乡村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此外,规划研究者也成为乡村空间建设行动参与者,他们积极参与乡村空间发展战略的制定,激发并融合乡村景观多种功能、塑造并重构多样化乡村空间,在乡村空间建设过程中更好地整合乡村景观生产、文化和保护功能。规划研究者与当地社区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洽谈,精心设计协作战略,制定了旨在改善乡村景观、优化乡村空间布局的策略,既保护了乡村景观,又充分利用了乡村景观功能,实现了乡村空间的优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