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与自然: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边界与核心对象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从实然性角度(人与自然系统的客观规律)还是从应然性角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看,都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逻辑对象,其有助于从自然哲学和系统论两个视角辨析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边界与核心对象,进而支撑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开展“双评价”和划定3条基本控制线的基础任务。
基于自然哲学视角,人与自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本质是以自己(人)为主体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到人类的长久互动看,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自在自然—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类聚居—人”的程度光谱(图1)。其中,自在自然是所有的自然,特别包括人们所没有探测到、认识到但原始发生着的自然;天然自然即人们所探测到的、认识到的和依存的自然;人化自然是在人探测和认知到的基础上进行干预与改造的自然域,也即恩格斯提出的“使自然为自己服务”。人化自然可进一步细分为3个层次:人工控制的自然是把天然自然物和自然区域人为控制起来使之维持天然状态,如各类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人工培育的自然是通过人的劳动和技术使天然自然物(包括自然生境)发生某种状态、结构乃至性质的改变,如由农作物组成的农业地域;人工制造的自然是人工自然的最深层次,是人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完全没有的事物,包括各类人工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界(人工生态系统)。上述层次关系始终处于变化当中,即人类通过劳动及其知识技术不断探索和干预自然环境,自然中的大地空间也逐渐在人的占据下进行再生产与创造(人工自然化)。
基于系统论视角,国土空间规划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内核是人地关系。人地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圈” (或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中所称的人类系统 ),“地”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共同组成的相互关联、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 包含蕴藏其中的自然资源 )。诸多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了人地关系的系统连锁性,即“山水林田湖草”与“人”的生命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长期积累的人地关系矛盾十分突出:一是当前对资源的占用、利用和分配粗放低效,在逐渐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些高强度的人工活动已经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系统退化;二是地域开发不平衡的固有格局长期存在;三是以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等为表征的城乡空间关系矛盾日益显著。这些皆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需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结合两个视角的解析可知,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最外边界”就是人化自然所界定的范围,也是在现实情况即所能勘测到的地域空间的全域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部分区域已经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成为人工制造的聚居域(城镇地区和聚落),其外围环绕着的是人工培育的自然域(以农业地域为代表),而最为广大的区域则是我国领土所辖的众多的山川、湖泊、森林、草甸、海域、海岛和其他天然地区,作为不同程度的保护地接受人工的保护和控制。上述三者彼此的性质区别,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类重要“内边界”区域 — 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国土空间规划重在通过手段优化改善“内边界”区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系统:①基于实然性的研究判断,深入解析人化自然的详细光谱,同时厘清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活动的程度之深浅;②叠加应然性的研究判断,划定人所依存的自然系统的适宜性和最大改造程度的标准,包括资源环境的综合或专项要素承载力阈值、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程度等;③针对人对自然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政策,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更加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模式。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包括:①本着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协调解决我国特定的人地关系矛盾,并在此前提下引导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节约和永续开发利用;②守住人地关系底线,即守住资源红线、生态安全红线、环境红线和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安全红线,以及合理规范各类空间上的人工行为等,并根据各类底线、红线及上限等设定动态适宜的阈值体系;③尝试在空间规划及其管理实施的边界上采取“人文—自然”的主辅双边界制度,即在以省—市—县—乡/镇/街—村社为依托的行政管理边界或以城市—片区—组团/社区为依托的人文地域系统边界的基础上,加入以流域、气候区等自然主题为抓手的规划管理边界,统筹各地区自然空间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及综合治理。
(二)城市与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中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心
如果说城市—乡村—自然关系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子问题,那么其中的城乡关系则处于问题的重心地位。现阶段城乡空间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存:一方面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过程大多数是通过占用农业空间完成的,适宜农耕的地域空间同样是适宜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区域,这是城镇空间与乡村空间固有的显性矛盾;另一方面,在土地城镇化逻辑推动下,乡村空间成为资本快速占领的对象,带来建设空间向农业空间的无序扩张,造成农业人口无序转移而加重农业地区的凋敝,造成了土地撂荒、城中村涌现及基本农田被迫畸形分布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应充分重视乡村地区的作用,重视乡村的战略保障性与空间必要性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大多数城市是从乡村经由城镇化的历史过程逐步演化和转变过来的;在城市越来越重要的同时,乡村的基础保障性作用越来越凸显。首先,乡村不仅提供必需的粮食与农产品,还是城镇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有机缓冲与屏障。因此,从战略视角看乡村可视其为“城市之母”,乡村是城市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乡村空间未来具有特别的功能与价值潜力,其半生态、大开敞、低密度的空间地域具有良好的游憩休闲价值;伴随而来的乡民乡风乡音乡韵,将成为我国文化凝聚与内容生产的重要纽带和源泉。
因此,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空间规划的城乡关系应进行如下定位:调和原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关系,不再推进消极、机械化的农村空间发展,实现城乡二者的有机联系与融合,土地与空间的充分优化,以及城乡均衡的高品质发展。这就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与资源配置手段,在未来城镇化、工业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三元驱动下,通过政府的适度引导、村集体的全周期主导、社会的合理参与、资本的良性循环、人才与要素的充分流动,进行正向的空间—要素—文化营造,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价值链,最终形成具有经济、文化与生态多重价值的“新农村”,逐步消解“三农”问题,优化我国国土空间生态、农业安全格局。
规划始终有作为整体的对象和局部的对象,有整体的问题与局部的问题,也有整体的效益和局部的效益等。长期以来,规划工作都声称重视整体观和大局观,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但实际上各规划编制与管理主体间的纵向、横向博弈导致本是同一国土空间载体下的“整体—局部”逻辑关系的割裂与混乱,“多规”冲突的诸多问题也应运而生。鉴于此,十分有必要借助国土空间规划的综合统筹“平台”,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的视角解析和把握规划问题与对象的逻辑层次:
首先,不同尺度或层次域的空间系统存在内部、外部一体化联系。任何空间(单元)的系统都进行内外联系,也即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空间系统的功能格局。城镇不是孤立的,“城市问题就是区域问题”的经典论断正是对城市局部问题绕不开整体问题的最好注解,其发展既离不开周边区域环境,也深受其他城市的连锁影响。况且当今社会系统已经高度融入信息化和全球化体系,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形成了多维度的连锁关系。而生态学视角同样认为一定尺度域下存在系统外部整体环境对系统本身的影响。
其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相对的、具有层次性的。地域空间系统具有层次嵌套的本质特征,每一个地域空间系统都由下一层次子系统组成,而本身也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在处理本级地域空间系统的问题时,不宜片面定位什么是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而应视问题所在的地域层次而定。
最后,整体要素与局部要素彼此是辩证转化的,切忌割裂二者。整体由部分组成,而部分也制约着整体。系统整体演进决定局部问题的出现和变化,同时某一方面的局部问题其实会影响到某一方面的整体决策。因此,要避免一味扩大整体利益而损失了大量局部利益,以保证客观的、适宜的局部利益为前提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
立足规划改革,可以从以下原则出发去分析和把握国土空间规划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①从资源永续利用与发展的角度摆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②在空间规划的范围内和尺度上有序厘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③在资源配置与规划政策实施的问题上分清整体与局部并进行利弊权衡。④在规划的运作上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走向整体协调,建立整体决策和实施机制,打破局部空间治理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局面,构建统一协调的治理模式,形成整体合力。⑤为实现整体目标的优化,可寻求打破局部行政单元的壁垒,建立区域协调的制度框架。在我国的体制框架下,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乃至中央层面为协同发展和协同治理创造条件,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格局。
任何系统的两端都是输入与输出:在实体性层面包含着人地地域系统中人与物的运移交换及能量的转化,在非实体性层面是信息的获取、扩散与传递,以及社会性、经济性要素的连锁网络与波动变化。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充分注重输入与输出两端。建议可从以下3个视角进行解析:
(1)供与需的关系。人口与资源供需的关系面临供给缺口逐渐增大的局面,区域资源供需十分不平衡,如我国水资源供需平衡在南北、东西的差距较大。对于非可再生资源,地区短缺的资源和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取用务必导向供需平衡的目标与行动纲领,通过规划提倡节约型发展和永续性资源利用,对于特别紧缺的资源要量入为出,以需定供。在这些资源之中,特别要把控建设用地的供需关系。空间规划的核心任务是对土地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在我国矛盾凸显的人地关系背景下,空间规划旨在指导城镇空间用好每一寸可建设的用地。如何用好?首先是在尽可能节约的建设用地规模上提高使用效率或生产力水平,其次是让开发建设土地每一期的投放基本能够与真实需求相匹配。这其中的核心技术支撑是做好城镇空间开发容量设定和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重要的制度抓手之一就是通过国土空间用途管控,从开发空间供给侧层面设立一道非建设用途转向建设用途的政策“阀门”。
(2)吞与吐的关系。吞就是对自然资源(也包括环境)的占有、开发及利用,然后进入“人类系统”中的各类生产生活中。吐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液态、气态、固态废物和生活垃圾等。人类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向自然生态系统输出废物和垃圾,它们的输出,反而给人居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我国大量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对本地的地表地下水体、土壤和大气环境造成污染,且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浪费,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本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国土空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吞吐作为代谢过程进行考虑,探索以“物资守恒—物资流”为理论基础的基本物质规划与管控监督。
(3)进口与出口的关系。这一点之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具有特殊的意义。鉴于我国油气资源大量依赖进口,长期被“卡脖子”,粮食自给率依然赶不上安全态势,基于对国土资源安全的综合考虑,在国家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务必居安思危,做好国土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部署,一方面合理编制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规划,保障生命线工程的运转余地;另一方面制定资源能源高效综合利用的方案,并且对资源开发利用实行有效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