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五年前,“社区营造”已逐渐积累起中国从政府到民间、从学术到基层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今天的《社造来了》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多元的价值观,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更为完善的工作路径,带着几分淡定的、但仍不停歇的“社区营造”,该如何更从容一点的步入更多有意思的社区呢?
借各种机会走访美国不同城市乡村社区,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聊起他们去过的有意思的社区。带着门外汉的好奇心,凭借记者和政治学者的观察力,我们深入了解社区营造的鲜活经验和背后理路,也借此机会梳理桃子采访过的台湾社造案例。这个专栏要向你讲述的就是这些社区的故事。
——摘自庆明的发刊词
时隔一年多,看到安娜堡农夫市集美食餐车大集结的消息,仍然忍不住心动。
去年6月到7月,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到密歇根大学培训,试着当了一个月的安娜堡“本地人”。在夏季这个当地最热闹的季节,一家人有时间就去农夫市集买在地新鲜食材,逛文创小店和消费合作社,品尝熟食店和食杂店二合一的创意美食,一月一度的美食餐车大集结活动当然也不会错过。
我们一家最常去的这些地方,都在市中心的Kerrytown(凯里镇)。这个当地最古老的社区,既是整座小城最有活力的心脏地带,也承载了本地人的记忆和温情。
当安娜堡市还只是一个小村庄时,凯里镇在19世纪30年代成了村里的一个小角落。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战爆发后,安娜堡的制造业带动城镇发展和人口增长。1919年,安娜堡农夫市集正式在凯里镇开张,集结周边沃什特瑙郡(Washtenaw)的农夫,成为美国最早的农夫市集之一。
当时一战刚结束不久,安娜堡当地几个妇女组织结成了小区联盟,在旧法院附近的街角建立了这个农夫市集。农夫们用马拉着货车来市集,卸货后,把马集中到附近的马厩里,把货车当货柜来摆售商品。天热的时候撑一把伞,天冷时就燃起炭火炉来取暖。许多家庭农场历经几代人,一直都在为附近居民服务。
市集多次迁址,但一直落脚在凯里镇,伴随当地人度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也走过动荡不确定的五六十年代。凯里镇和附近的水岭(Water Hill)被当地人称作“老街区”,说起来满满都是回忆。
今年已76岁的拉斯·凯尔福特(Russ Calvert),在凯里镇的北四道附近出生长大,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一家人挤在两室68平方米的房子里。在他的记忆里,这个黑人居多的小镇里大多数人日子虽然过得很穷,但“至少头上有个屋顶,身上有衣服穿,桌上有吃的”,整座小镇也是热热闹闹的。
他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着整车的猪被运到一个街区外的香肠公司。如果不是在围观,他也许就是在顶点公园的溜冰场上玩曲棍球,或者邓巴社区中心里打台球。这个在二十年代为社区家庭和年轻人而建的社区中心,经常组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休闲、社交和文化活动。
凯尔福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在凯里镇的这栋房子里度过
“那时候,如果你在两个街区外闯了什么祸,以为跑掉就啥事都没有的时候,多半已经有人在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凯尔福特说,这种在一个社区里的感觉,是他报名参加海军、离开家乡以后最怀念的。
和凯尔福特一起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朋友们,大多是出身于黑人家庭。在种族界限仍没有完全打破的年代,凯里镇是当时安娜堡为数不多允许黑人居住的地方。
196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民权法案的同一年,安娜堡出台了公平住房条例,禁止基于种族和肤色的住房歧视。在这之前,大多数社区并不欢迎黑人搬入,甚至公开拒绝黑人看房。四年后,美国联邦政府也通过公平住房法案,禁止在出售、出租房子和住房贷款方面歧视有色人种。
随着政策的调整,原本选择就不多的许多黑人家庭,搬进了凯里镇和附近的水岭。从1960年到1970年,这一区域黑人住户的比例从38%上升到45%。
可惜好景不长,市政部门试图推动“都市更新”方案,打起了这个社区的主意,其中就包括一条饱受争议的贯穿社区的快速线。如果方案通过,将拆掉社区许多房子,让很多黑人家庭不得不搬走。
因为民众的抗争,这个动议在1972年最终搁浅。社区是完整保留下来了,但因为选择更多了,老一代居民的子女逐渐搬到了别的社区,老街区也一步步走向衰败。
1982年,当后来在本地餐饮业闯出一片天地的Zingerman,最初决定要在凯里镇开张第一家新店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选的这个地方太不合适,既没有人来,也不安全。
Zingerman创始人阿里·魏因茨威格(Ari Weinzweig)回忆,他当时和朋友打算开一家熟食店,但在这之前10到15年,安娜堡的熟食店几乎每年开一家倒一家。他把第一家店选在农夫市集后面的小街上,最常听到的忠告是,“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个社区晚上太危险,没有顾客会愿意天黑后出来吃东西”。
魏因茨威格和同伴做出那个大胆的决定时,正是凯里镇迎来新机遇的时候。
彼时,成功连任的安娜堡市长路易斯·贝尔切(Louis Belcher),正在谋划改变整座城市的发展思路,凯里镇是这个计划的重心之一。
和他的前任不一样,贝尔切更看重政府和本地企业的合作,希望汇聚所有支持发展的力量,以此推动本地经济的振兴。1982年,他成立了专注于都市更新的市中心发展局(Downtown Development Authority),希望给市中心更多灵活空间,以保证整座城市的经济活力。
当地媒体分析,市中心发展局类似一个“准公共事务机构”,由有创业精神的市长,集结公共和私有资源,推动再发展项目的铺开。时任伍斯特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科里·多尔贡(Corey Dolgon)认为,这个机构的设立,不只吸引了大量民间资金投入到包括凯里镇在内的社区,也带动了“民间的创业文化”。
贝尔切解释说,原先那些盘踞市中心的大商家,因为长期垄断“变得又肥又笨又快活”,但有一天他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得把店铺打扫干净一点,才能跟其他新来者竞争了,整个市中心的面貌由此发生了大变化。“我们失去了知名大企业的端位商场,但来了一大批特色小店,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Zingerman就是这样的小店,因为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更多像魏因茨威格那样的创业者来到了凯里镇,扎根于社区。
因为市中心商业模式的改变,加上大学城发展带来的机遇,新兴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多被吸引到凯里镇,其中大多数是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安娜堡观察报》1988年的一则报道,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变化。搬到凯里镇经营房地产中介公司的嘉内·约翰逊(Garnet Johnson),晚上会精心打扮,穿上长袍和戴上羽毛长围巾,白天则换上牛仔裤和网球鞋去逛店。
“这里最神奇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真正的社区。我们散步去看演出,去参加反核集会。我们去最喜欢的餐厅,有时早上会被Zingerman的送餐员叫醒。” 约翰逊说,“在这里,我们随性做事情。”
市中心发展局实施的新策略,呼应了像约翰逊这样的新兴中产阶层的需求。伴随着新空间的改造利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老镇传统的保留,也成了当地重塑社区身份、焕发社区活力的重要一环。
成功变身的凯里镇,既保留了历史的味道,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除了每周开张两次的农夫市集,这里周日还有艺术市集,邀请在地艺术家摆摊。从2016年开始,每年5月到10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市集会定期举办美食餐车大集结活动。现场有音乐表演,还有专门的儿童游戏区。
上午的市集主要吸引的是主妇和家庭,下午的美食和音乐则把城中不同年纪、肤色的居民都聚到了一起,既有时尚的年轻男女,推着婴儿车的小家庭,也有坐轮椅来的老人家。安娜堡7月的暖阳里,我们分头排长队,买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风味的美食,还有泰国口味的饮料。我们跟一个本地家庭拼桌,一边品尝美味一边聊天。借助美食、音乐和阳光,熟悉的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之间,都产生了新鲜的情感连接。
从市集走出去,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更多。逛完市集旁边卖精致文创产品的Catching Fireflies小店,转身就可以走进把熟食铺和杂货店完美结合的Zingerman’s Delicatessen。如果还有时间,就去逛逛销售在地有机食品的People’s Food Co-op消费合作社,或者造访邻近的Motte & Bailey Booksellers二手书店。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不会让人空手而归。如果还不尽兴,可以去19世纪留下来的老房子里听一场凯里镇音乐厅的小型音乐会。
以凯里镇为代表,安娜堡像美国圣路易斯、纽约、亚特兰大、芝加哥和波士顿等许多其他城市一样,正在经历自1990年代兴起至今的第三波“士绅化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居住成本的上升,低收入阶层的搬出,以及越来越多城市中产阶层的涌入。
农夫市集后面的文创小店,门口写着“当你买小物件时,有个人会开心得起舞”
戴安娜·莫顿(Diana Morton)在凯里镇出生长大,后来帮父亲打理烧烤餐厅DeLong’s Bar-B-Q Pit。这家餐厅开在农夫市集斜对面,从1964年就开门迎客。但在2001年,莫顿决定关掉餐厅,因为当时丈夫患病,两个女儿都有了自己的职业,不会帮忙打理餐厅。
在她看来,凯里镇的转型让她有点不适应,但也来得很自然,因为“现在已经是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代人了”。这些年轻人正在给凯里镇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
Dolgon, Corey. 1999. “Soulless Cities: Ann Arbor, The Cutting Edge of Discipline: Postford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New Bourgeoisie.” Antipole 32, No. 2: 129-162.
Hetzler, Olivia, Veronica E. Medina, and David Overfelt. 2006.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and New Urbanism: The Next Racial Project.” Sociation Today 4, N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