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4-0093-1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413a
【作者简介】
吴 晓 (1972-),男, 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王凌瑾 (1991-),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系2019级博士研究生。
强欢欢 (1989-),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宁昱西 (1992-),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广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
【修改日期】2019-04-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778125);江苏省社会发展计划项目“绿色·低碳·智慧小城镇建设科技示范工程”(SBE2015710009-01);江苏省住建厅科技项目“江苏历史文化名镇的特色与价值”。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4期
精彩导读
【摘要】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最为伟大的水利工程体系之一,其沿线的村镇聚落更是反映运河流域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和各类社会活动的典型载体,并因运河荣衰而呈现出独特的演化规律。本文聚焦于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历史文化名镇,通过实地踏勘、历史考据、空间图解等方法,重点梳理和揭示其演化主线、阶段划分、特征规律和动因机制,为古镇价值特色的进一步发掘提供依据。
【关键词】大运河;古镇;历史演化;主线;动因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ANCIENT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 A CASE STUDY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IN JIANGSU
ABSTRACT :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Grand Canal in China is one of the greatest hydraulic engineering systems in the world. Some settlements alongside not only reflect the typical production, lifestyle and all kinds of social activities in canal basin, but also show their distinctive evolution laws wi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an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Jiangsu section), and reveals their evolution clue, stage divi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by means of field research,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spatial diagram,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vide key basis for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n value characteristic of ancient towns.
KEYWORDS: the Grand Canal; ancient t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main line; motivation
绵延上千年、纵横数千里的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等六大水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南北重要的水上交通动脉,更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其中,历史最久、现存最长、状况最复杂、遗产点(段)也最多(拥有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总数的40%)的江苏段大运河,至今仍是航运、水利、南水北调的黄金水道。
无独有偶,大运河沿线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大运河遗产,同样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见证①。其中,分布较广的村镇聚落遗产更是浓缩和反映运河沿线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和展开各类社会活动的典型生境和空间场所。因此,本文聚焦于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古镇聚落,通过实地踏勘、历史考据、空间图解等方法,重点梳理和揭示大运河古镇的演化主线、阶段划分、特征规律和动因机制。
大运河古镇概况
1.1 大运河(江苏段)概况
江苏省内的京杭大运河主线总长590km,包括中运河江苏段、淮扬运河和江南运河江苏段,流经徐、宿、淮、扬、镇、常、锡、苏8市,是整个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通常认为,大运河始于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的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而江南运河则始于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古吴水;隋大业元年(605年)拓深联系江淮的山阳渎(今里运河) 和连结洛、黄、汴、泗诸水的通济渠,汇至江苏境内的淮河,接着610年又拓宽浚深江南运河以达杭州,同时在洛阳附近凿永济渠通卫河,经临清转今天津,形成全长2700km的隋唐大运河。
其中,大运河(江苏段)的江南运河在隋唐以后,先后经历了京口、小京口、越河口等入江口的更替以及通江水道孟渎、锡澄运河、德胜新河的开凿,直至1976年改由谏壁口入江,除部分城区段改线外,运河并没太大变化。与之相比,江北段却因黄河夺淮后的治黄防患发生了巨变:先是北宋为避淮行运而辟龟山运河、洪泽新河、沙河等淮河复线,后是南宋黄河袭夺泗水和淮安以下的淮河河道,东流入海。
元代定都北京后开通了京杭大运河,因黄河航道多沙且善淤善决,避黄行运和治黄保运使黄、淮、运交汇的淮安清口一带成为明清两代漕运治理的重心所在,长期而繁密的水利建设也创造了一系列宏伟的人工与自然联合工程(如“水上长城”洪泽湖大堤)。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运河南北阻断,但江苏省内的运河仍保持全线通航,并在民国期间得到导淮委员会及江苏省建设厅等部门的持续整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历了1950、1980和2000年代三次整治扩建工程,终成今日大运河(江苏段)黄金水道之样貌。
1.2 况大运河古镇概况
伴随着大运河的涨落演替,江苏段沿线也出现了一批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较高的古镇(如宿迁皂河、淮安河下、扬州湾头、苏州同里等),而“运河相关性”作为其共同的特点主要包括:
(1)地理相关性:古镇多分布于大运河主线两侧各2km和支流两侧各1km的范围内,其生成或是演化往往同运河变迁密切相关,从不同侧面见证了运河水系复杂的演变进程。如河下古镇即为邗沟北接淮河之所在,直接见证了运河早期的开凿史,而窑湾古镇则是骆马湖北岸重要的水运贸易码头,是因河而通而盛的又一明证。
(2)历史相关性:古镇作为运河交通的重要节点,因人流物流的大规模集散而成为地区乃至大运河全线经济增长、商业流通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承载的是运河流域的生产生活方式、水利建设活动、观念习俗、精神风貌甚至军政动向,留存的是一批寺观建筑、老字号、名人故居、文学作品和故事传说等见证运河兴衰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3)形态相关性:古镇基本保持着因运河而生的历史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风貌,主要街巷或沿运河展开,或与运河垂直相接,传统建筑则以清末和民国时期为主,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除了建构筑物、古遗址、古树名木外,颇具特色的就属水系、纤道、桥梁、埠头、闸坝等大批古代水利水工设施了。
简言之,江苏省大运河古镇既是运河本身变迁及其对沿线城镇发展影响的最佳见证者与展示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稀缺度与特殊性的历史文化街区,还是当前实现文化传承和复兴地方经济的良性载体。
1.3 样本遴选及概述
从上述大运河古镇中,本次研究将遴选窑湾、码头、邵伯、孟河四个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②作为格局和风貌保存最为完整、与运河变迁关系最为密切的典例样本,以此来代表同大运河荣衰与共的一类商旅聚落遗存。它们沿运河水系而布,从苏北到苏中再跨越到苏南,在整体概况上有诸多共通之处,但也存在局部差异,可最大程度地兼顾大运河古镇研究的典型性和差异性(图1、表1)。初步分析发现:
▲ 图1 江苏省大运河历史文化名镇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Jiangsu Province
▲ 表1 江苏省大运河历史名镇概况
Fig.1 Introduc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Jiangsu Province
1.3.1 地理分布方面
在大运河沟通沿线江河湖海、形成网状复杂系统的背景下,大运河古镇同大运河及其相关支流水网之间拥有很高的地理相关度。具体特征包括:各古镇依托大运河及其相关的多条支流水系而生长和演化,曾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在区域水路交通网中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转换枢纽或是节点角色;相对而言,古镇的陆路交通缺乏比较优势,虽有陆路同所属城区相连,但实际距离普遍较远。
1.3.2 自然地域方面
在江苏省8类典型的自然地域地貌中,大运河古镇分布的地域条件虽存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地形较为平坦、水网纵横密集、河道和水量相对稳定。究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先有人类聚居点而后有运河的开凿串联(如窑湾镇),还是先有运河而后有古镇伴生(如邵伯镇),这类古镇布点从根源上看均同运河当初的选线息息相关,而运河的开掘往往又会首选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上述地域。事实证明,跨越上述地域的选线不但顺应了省内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整体地势,使之成为大运河全线水运条件最好的河段之一,还为大运河古镇在上述地域条件下的依河演进提供了保障。
1.3.3 历史演化方面
在“起源—兴起—繁盛—衰落—转型”的共同脉络下,各运河古镇的演化因工程技术、产业经济、国家机器、传统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各呈特色:
(1)窑湾镇。秦汉时期,择自然水系要冲而设军镇;及至唐代正式建镇,以穿境而过的沂河划分为隅头和口合;明末(1604年)因避借黄行漕之险而开通泇运河,使大运河穿骆马湖而直通口合镇,窑湾镇终获地理优势而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随后又在抗战前的民国时期迎来第二个高峰;后因苏北地区的连续战乱和运河断航,窑湾镇陷入沉寂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和大运河申遗成功,才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码头镇。从夏商至南北朝,地处淮泗之交的码头镇始终是水上交通的重要节点和军镇;但随着隋大运河的开通和淮水主通道的转移,其在区域水运交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及至南宋的黄河夺淮(1194年)和借黄行运[运河改道泗水(黄河)],才在客观上实现了大运河和码头镇的直通,不但使古镇再次成为黄、淮、运与洪泽湖交汇之重地,也成为历朝治运防患之要枢;尤其是晚明至清的300年间,这一带已然是运河全线水利工程建设人力、物力和技术投入最多的地方,而码头镇作为漕运咽喉和商贸重镇也繁荣盛极;其后,码头镇又经历了从民国时期运河改道、淮关废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业转型、跨河西拓的起伏变化。
(3)邵伯镇。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而掘邗沟以连江淮水道;东晋谢安为免旱涝、兴航运,而于古邗沟湍急之处筑邵伯埭,生民们傍水而居、因埭而聚,邵伯镇因此而名;隋朝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的建立,唐代漕粮供应地的南移(江淮),均刺激了邵伯镇的漕运繁荣和水运地位提升;严密庞杂的漕运体系也反过来推动了河道整治和水利建设,尤其是黄河夺淮后,水系变迁频繁的邵伯镇不但在明清几经“河漕—湖漕—河漕”之转换,还在国家治黄防患和水利建设的巨大投入下,迎来了自身的商贸繁荣和文化兴盛;其后,因漕运废止和交通转型而沉沦的邵伯镇,又在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等的带动下,走上新一轮的水利建设和经济复兴之路。
(4)孟河镇。秦始皇为加强对江南的统控,突破常、镇之间的高亢地形而开凿了江南运河西延段;东汉时期,孟河镇地区因开渎入江而由小渔村(河庄)升格为江防军镇和一方集市;318年,萧氏家族由北方经运河入河庄,齐梁文化由此萌芽至盛;唐朝南延开掘的孟渎终于通江(长江)达河(江南运河),极大改善了地区水运条件和交通地位;宋之后孟渎、藻港河及德胜河的持续疏浚和水利建设,更是助推了沿线的商业手工业集聚、集贸市场繁荣和地方经济转型;及至明清时期,孟河镇因河而盛,商埠文化走向鼎盛,医派文化声名远播;其后受沪宁铁路开通和战争的影响,孟河镇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衰落期。
历史演化主线的提取
通常情况下,一座古镇的历史并不是沿着单一线索而孤立展开的,推动和表征其演化的往往是多条关联主线的并行交织和相辅相生。如何在纷繁庞杂的历史线索和事件活动中提取古镇演化的关键性线索?判定依据主要有三:其一,该主线的演化是否带来一定的时空影响度?其二,该主线是否留有历史遗存和空间载体?其三,其遗存分布是否具有相对的空间集聚性?
据此可以判定,“运河水系演化”主线无疑是推启大运河古镇演化的首要脉络和共同基础,其他的关联主线可能还包括水利水工演化、产业经济演化、文化特色演化、军事要素演化等,并最终通过“聚落形态演化”这一主线加以落实和空间呈现(表2)。尽管不同的大运河古镇演化各具特色和偏重,但是通过多主线提取和叠合式研究,可以全面把握和相互映照不同古镇的演化轨迹。
▲ 表2 江苏省大运河历史名镇的演化主线提取
Fig.2 Evolution clue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Jiangsu Province
由表2可见:
(1)共同主线(运河水系演化)——大运河古镇演化的基础性线索,其变迁的丰富度和影响的统治力不言而喻。由此而带来的水运条件改善、漕运地位提升和产业经济兴起,透过窑湾镇“择自然水系而生(秦汉)—借黄行漕的大运河绕行—新开泇运河的大运河串联(明)③—大运河的南北断流(民国时期)—重新疏浚的大运河改道通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变迁波动,以及邵伯镇“基于军事需求的邗沟通航(春秋)—漕运繁荣与水运地位提升(隋—元)—治黄与水利建设高涨—漕运方式多次转换(明清)④—运河扩建与交通转型”的大体脉络,均可见一斑。
(2)特色主线——大运河古镇历史性和地域性在其他层面的个性凸显。比如说“文化特色演化”主线便在孟河镇演化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一席之地——像拥有国际声誉和历史底蕴的“医派文化”⑤(包括费、马、巢、丁四大家)不但以儒从医、悬壶济世、名闻海内,还在南门一带集中保留了四大医派的故居和展示经典医籍病案、相关器具的“孟河医派陈列馆”等遗存,较好地保护和传承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髓。同样,求新逐变、三教圆融的“齐梁文化”因倡导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的“和谐”价值体系,而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了整合群众、平衡心理、教化人民的积极效用,以东岳庙为代表的诸处皇权建筑、宗教寺观以及大批文化典籍,则成为齐梁故里的文化见证。
历史演化阶段的划分
同大运河荣衰与共的古镇,同样会经历和遵循生老病死、盛衰涨落的生命周期和演进铁律。只是在具体时段的起讫划分和主要阶段的拆解合并上,各镇可能会存在局部差异。以前文所强调的“运河相关性”为核心依据,综合考量各条演化主线中承转启合的重大拐点(如重要的水利建设、经济模式的转型、攻防战争的爆发等),可以从总体上将大运河古镇的演化划分为“起源—兴起—繁盛—衰落—转型”等基本阶段(表3)。同时,考虑到不同主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和作用差异,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判定上可根据某一阶段主导型线索的重大变迁和节事活动做出取舍和调整。
▲ 表3 江苏省大运河历史名镇的演化阶段划分
Fig.3 Evolution stage divis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in Jiangsu Province
由表3可见:
(1)各大运河古镇实质上都经历了“起源—兴起—繁盛—衰落—转型”的基本阶段(局部阶段之间或有合并),符合古镇演化的基本时序和总体方向,其共同的演化脉络包括:漕运发达和经济繁荣于明清时期,停滞和衰落于民国时期(尤其是战争)和计划经济时期,而转型复苏于改革开放之后;同时古镇因地处河防要津和水运要道,起源时往往承载或是兼负着军镇之责,其后才有了因河而涨落聚散的人口、经济和文化要素;且江北古镇还多经历了黄河夺淮后的治黄防患、水利建设和技术创新及其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2)在演化阶段的划分上,大运河古镇基本契合和综合考虑了各条演化主线中承转启合的重大拐点。像被誉为“水利工程史博物馆”的码头镇,“水利水工演化”主线便主导了其阶段划分——古镇依自然水系而生,隋大运河的开通使其一举成为沟通中西部与江南的水运中转地,是为第一个拐点;南宋改善的水运⑨和兴起的漕运遭遇黄河夺淮,运河开始借黄行运,是为第二个拐点;明清时期国家不断加大水利投入治患,终使码头镇成为维系帝国统一的国家工程体系的枢纽和核心,是为第三个拐点;民国时期运河改道和淮关废弛导致码头镇枢纽地位渐失,是为第四个拐点,据此可勾勒出码头镇波澜起伏的典型轨迹。
(3)在具体时段的起讫断点上,各大运河古镇均以公认的历史断代为参照,再结合相应阶段主导型线索的重大变迁做出二次细分和微调。像脱胎于军镇的窑湾镇在划分盛衰转换的节点时,便基于“军事要素演化”主线将民国时期从抗战起一分为二;而在划分起源到兴起的阶段时,则考虑到初期军镇能成长为大运河苏北段商贸集市网络中的繁华重镇,多缘于“运河水系演化”带来的水网根本性改善,故也将明朝一分为二,以泇运河新开和大运河水系直通作为节点。同理,孟河镇从繁盛到衰落的转折点在于水运方式的式微,故以交通方式的重大转换节点[即清末沪宁铁路的开通(1908年)]作为时段起讫点。
历史演化规律的梳理
古镇聚落作为大运河遗产的代表性构成之一,其演化历程折射出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聚落形成和演进过程,通过不同主线的梳理来发掘其或同或异的演化规律如下。
4.1 运河水系演化方面
大运河古镇无论是依托运河而生,还是后期因运河开掘而串接,其依托的运河水系多呈现出“从形态演变到功能转型”的演化规律——前者主要源于水运改善和治黄治患的长期需求下,大运河及其相关支流水系的开掘、疏浚、填埋、改道等建设活动;后者则由于近现代以来漕运废止、航运功能衰落以及可持续理念和文化意识的提升,转而承载起更多的文化、休闲、景观和生态功能。
其共同的演化脉络包括:(1)运河水系的大尺度建构多发生于历史上政治清明和经济发达时期;(2)明清时期,古镇周边的运河水系已趋完善,为其成长为区域级乃至国家级的水运节点、漕运中心、商贸重镇、水利枢纽或是文化基地和军防要塞保驾护航(图2);(3)近代水系虽整体变迁不大(除码头镇存在改道现象外),但古镇航运地位和经济影响随着新一代交通方式的更替转换而日渐式微;(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因基础建设、用地置换、路网加密、水系依赖度降低等原因,多有水系填埋现象发生,传统的水运功能逐渐弱化,始而探寻新的功能转型和复兴之路。
▲ 图2 码头镇周边的运河水系演化
Fig.2 Evolution of the canal water system around Matou Town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推导和改绘——淮安市规划设计院.码头历史文化保护规划.2014;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划.2009。
4.2 水利水工演化方面
大运河古镇一带的水利水工建设因水患治理而起,如今虽多有损毁、废弃,或是成为水工遗存,或是由新技术、新材料取而代之,但在历史长河中依然呈现出“从功能诉求到技术进步”的演化规律——尤其是身陷黄河夺淮、借黄行运的江北古镇,以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为外在保障,基于应对频发水患和维系帝国安全的需求而持续水利建设、助推技术创新,催生了一系列成熟完善的水利设施和水工技术。
比如邵伯镇因时制宜,在运河稳定和成熟期以蓄水设施(埭、蓄水闸)为主促水运畅通,在运河湖漕和变迁期以堤防(减水河、减水闸、坝)为主御洪涝之灾。再如码头镇淮河右岸的复线运河工程,以及乔维岳开掘沙河由磨盘口入淮而首创的非翻坝直通江淮之技术,终使码头镇一带成为国家战略工程体系中的水利要枢,并成就了今日运河全线古代水利工程遗存最密集、价值最高的地区(图3)。
▲ 图3 码头镇城镇发展——水利水工演化
Fig.3 Evolution of Matou Town: the evolu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推导和改绘——史志编纂委员会.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45-50;淮安市规划设计院.码头历史文化保护规划.2014;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划.2009。9。
4.3 产业经济演化方面
大运河古镇产业经济不但在行业门类、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方面经历了长期的分化、更新和现代化转型,还在产业布局上呈现出“从运河指向到综合指向”的演化规律:
前者取决于两大基本前提:大运河的开掘联通以及漕运制度的推行。由此带来的水运条件提升和人流物资集散,使古镇沿河一带逐渐摆脱传统的农耕经济局限,而集聚起大量的商贸服务业、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织造业、运输业甚至金融业等,即实现了向农商经济和手工经济的转型。
后者则源于后漕运时期运河水系的功能转型和传统运河经济的衰落,或因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等带动而向第二产业转型和工业园区集中(邵伯镇),或因历史文化资源的展示利用而向外向型的文化休闲和旅游服务产业转换(如窑湾镇和码头镇),或结合地方优势孵育和培植新型特色产业(如码头镇的生态农业),且在布局上已不再受制于传统运河因素,而反映出现代交通、资源禀赋、市场辐射等多因素的综合性影响。
其共同的演化脉络包括:(1)形成期的古镇除了部分官营产业(如窑湾镇军镇时期的制陶工艺及其手工业)外,长期依托于传统渔业和农耕经济而生长,这同当地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土质优良的自然地域条件相契合;(2)以大运河的开掘联通(隋代码头镇和明代窑湾镇)和漕运制度推行(隋唐邵伯镇)为转机,古镇实现了运河沿线的行业多元化、经济规模化和生产专业化,各类集贸市场和地方经济蓬勃发展;(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和抑制着村镇产业经济和自由商贸市场的生长,继而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与市场开放(如“苏南模式”的有效拉动),推动沉沦已久的古镇通过企业带动、文化旅游、特色产业培育等多元方式探索城镇化背景下的经济复苏之路,总体上呈现出“农耕经济—农商经济—手工经济—工商/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如文化和生态产业)”的演化轨迹和趋向(图4)。
▲ 图4 窑湾镇的产业经济演化
Fig.4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Yaowan Town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推导和改绘——东南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窑湾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2010-2030);陆振球.古镇窑湾.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新沂地名委员会.江苏省新沂县地名录.1982:11;新沂地方志编繤委员会.新沂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4.4 文化特色演化方面
大运河古镇虽然在特色文化成型流变的时间、类别和影响力上因地而异,但多以商贸流通、人货集散和地区交流为前提,以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体系和地方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为依托,以相关文化服务设施的规模化营建为载体⑩,并呈现出“从多元相生到断裂待生”的演化规律,进而在时间和空间的大文化网络中占据独特的一席之地:无论是孟河镇在南北朝时成为齐梁文化的萌生繁盛之地,还是明清两代因医派文化和商埠文化而名,也无论是邵伯镇明清时期同步兴盛的宗教文化与商埠文化,还是崇文尚教、积极参与城镇建设管理的士绅文化等(图5),均昭示着古镇文化不但类型多、积淀深、影响广,其空间载体也数量可观、各具特色;而近现代以来,因战争纷乱、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而出现断裂和集体沦落的诸多传统文化,正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而期待着重塑和新生。
▲ 图5 邵伯镇多元文化空间的兴盛和并存(明清时期)
Fig.5 The prosperity and coexistence of multicultural space in Shaobo Tow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文献推导和改绘——(清)董恂.甘棠小志。
4.5 军事要素演化方面
大运河古镇因地处河防要津和水运要道,在军事要素上呈现出“从阶段性凸显到片段式遗存”的演化规律:
起源期的古镇往往承载着重要的军事职能,像地处淮泗之间的码头镇早在春秋时期就筑甘罗城以为治所和军防要地,而孟河镇前身河庄从汉朝起即设有军事据点。
其后各类军事城防设施的起起落落,均因历朝历代的重大战事而不时得到阶段性强化和维建。如孟河镇在宋朝因抵御金兵而建军事基地,又在明嘉靖时修建城墙防倭,抗战时更是多方争夺的据点,是“镇防一体、城河一体”的卫戍古镇之代表;而码头镇内的古淮阴治所也因元代战乱几毁几迁,同样表现为极端状态下军镇卫戍职能的凸显和地方经济、城镇建设的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往战争的损耗、初期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当下城镇化建设的热潮,均使历代累建的军事设施大部损毁,仅有部分遗留(如孟河镇东亚客栈)和少许复建(如窑湾镇哨楼和孟河镇城墙)的设施散布要地之间,成片段地印证着曾经的战争风云和军防体系。
其中的典型代表非窑湾镇的“奇门遁甲”莫属——1853年,举人臧位高、臧纡青为抵御太平军而依古军事设施营建八卦迷宫阵,筑城门、修城墙、挖护城河,同时建12条深巷(十二地支)、7座北斗式哨楼(七星)和10大炮楼指挥(十天干)等。这一具有浓烈军事城防特色的空间格局虽然已经失去了不少历史遗存和设施要素的支撑,却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现代窑湾镇的聚落形态(图6)。
▲ 图6 窑湾镇的主街和哨楼
Fig.6 The main street and observation post building in Yaowan Town
4.6 聚落形态演化方面
每逢运河水系、产业经济、文化特色、军事要素等发生重大变迁,大运河古镇都会在聚落形态上做出空间响应,并呈现出“从依水而生到外延拓展”的总体规律:
通常这类古镇脱胎于依运河或是自然水系而生的军镇或是小型聚居点,并随着水网体系的完善、水运条件的提升和漕运的兴起,或在既定的军事设施防护范围(如城墙和护城河)内实现内生式填充(如窑湾、孟河二镇),或是沿河道呈带状延伸(如码头、邵伯二镇)。直至被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战争和政治运动所阻断而趋于停滞,并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快速城镇化建设,而开启了外延式拓展和跨越式合并的演化道路。
在上述共同的趋向下,从窑湾镇的“奇门遁甲,七星北斗”到孟河镇的“城河一体、商防一体(孟城),以庙为核、以街为轴(万绥)”,再从邵伯镇的“河街并行,巷通古驿”到码头镇的“高堤结屋,因堤兴街,鱼骨纵横”,则又折射出古镇聚落形态丰富多变和千差万别的一面来(图7)。即使在更大尺度的整体格局上,“顺应天然、因地制宜”作为古镇选址的通则,同样也有着差异化的呈现——从码头镇的“三河六堆、洼地蓄田”到孟河镇的“两山卫一水、一水兴两城”,再到邵伯镇的“扼江淮咽喉、守古运要冲,河渠绕古镇、古镇望棠湖”,但不变的内核依然是:聚落和山系、水网、农田、林地等自然要素及人工地形的整体关联和有机融合。
▲ 图7 大运河古镇的聚落形态
Fig.7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历史演化动因的解析
诚如前文所述,大运河古镇往往依循运河水系、水利水工、产业经济、文化特色、军事要素等多条关联主线的交织互动而演进,并最终通过“聚落形态演化”的主线加以落实。其中,每一主线的演化均源于或同或异的多类因素共同推动,并在古镇演化的不同阶段发挥着或强或弱的作用和影响(图8)。
▲ 图8 大运河古镇的历史演化动因示意
Fig.8 The evolution motiv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towns along the Grand Canal
通常在封建王朝时期,运河水系的演化是推动大运河古镇盛衰演替的共同主线和源动力,几乎是贯穿全程的治患防灾、水系疏浚和水利建设活动,助推古镇逐渐成长为区域级甚至国家级的水运节点、漕运中心和商贸重镇;与此同时,其他的特色主线则会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得以彰显,同运河水系一道成为共同推启古镇演进的并行主线——比如说脱胎于军镇的窑湾镇,其起源和兴盛便同军事要素主线有着至关重要的关联;再比如黄河夺淮、借黄行运后的码头镇,因持续的国家关注、治患投入和技术进步,而跃升为帝国战略工程体系的水利枢纽,也使水利水工的演化线得到前所未有的长程凸显。
而近现代以降,大运河古镇的演化开始呈现新的动向和分化:由于河道变迁、漕运废止、外侵内战、交通方式转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运河水系主线的整体影响力和统治力在不断下降;相比于军事要素在近代战争条件下的统领性作用,产业经济和文化特色的主线影响力却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遏抑甚至出现断裂,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人文自然资源的支撑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模式转型和聚落形态拓展,则成为改革开放后影响大运河古镇发展建设的重要动力和主线。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码头镇的水利水工设施,传统功效尽废却能以沿线高密度、高价值的水工遗址和历史积淀为依托,承载起自身在新时期的特色职能和主线影响力。由此归纳各主线的影响动因,主要如下。
5.1 直接动力:水利水工的建设
该因素所确立的是大运河古镇演化的基础性线索和骨架,其影响集中体现于两方面:
(1)以大运河及其相关水系的开掘、疏浚、填埋和改道为手段,通过水系形态和水网结构的调整、优化来改善古镇的水运条件和交通区位。比如唐代孟渎的疏浚和南延便实现了孟河镇的通江(长江)达河(江南运河),不仅集贸流通惠泽于武进,更影响了常、镇二郡甚至苏州、松江地域;而明代开凿的泇运河更是实现了窑湾镇和运河水系的直通,从此“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
(2)以水利水工设施的持续维建和技术创新为依托,来应对治患防灾、调水济运的工程需要和功能诉求。像突破常镇两地高亢地形的江南运河,历史上就主要依靠水利水工的设施建设和技术进步来蓄水济运。尤其是经历了黄河夺淮、借黄行运和水灾频仍的码头镇,作为明清运河沿线黄淮运交汇的水运一线枢纽,备受朝廷重视而常年在此大兴水利和革新求变,以确保帝国漕运之畅通,这从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蓄清冲黄”的综合治理思想和清廷所列的“三藩、河务、漕运”三大要务中,即可见一斑。
5.2 技术支撑:工程技术的革新
该因素的影响包括对立统一的两面:其一为技术的正效应,即通过持续水利建设和技术创新催生了一系列成熟完善的水利设施和水工技术,以实现帝国战略统控、保障民生之宏图;其二则是技术的负效应,即随着新一代工程技术的升级和替代,大运河古镇逐渐丧失传统技术条件下的优势和地位。
前者的典型如码头镇,以国家投入和政策扶持为外在保障,从两宋的水利建设和工程创新(如复线运河工程和非翻坝直通江淮技术),到明清的水利治患和技术进步(如开清口挑水坝和大修高堰石工),码头镇沿线曾是历史上运河全线投入人力、物力和技术最多的地段,更是帝国战略工程体系中的水利要枢和重中之重,其中的杰作即是代表着当时水利技术最高峰的清口水利枢纽。
后者的典型体现之一则为交通方式的转换和更替,尤其是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陆路交通取代水运成为现代的主要交通方式,其结果就是:古镇在区域航运网络中的话语权下降及其所带来的市场活力、经济动力的缺失。类似的情况还包括曾发挥巨大功用、如今却多有废弃或是成为遗存的水利水工技术及其设施等。
5.3 核心驱动:产业经济的转型
该因素的影响或强或弱地贯穿于大运河古镇的演进全程,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形式。
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运河及相关水系为载体,以传统经济形态和经营模式的演进和转换为表征,通过强化古镇经济的外向型和交通的可达性,有效提升其在区域乃至全国市场网络中的辐射广度和深度。典型代表如窑湾镇的两次历史蜕变和经济高峰:其一是明代泇运河的开通和交通条件的根本改善,人流物流的大规模集散改变了窑湾镇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也助其成为大运河苏北段商贸集市网络中的重镇;其二是国际经济和战争形势的变化,为民国时期窑湾镇以粮食换取石油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巨大商机,当地商人通过转换经营模式积极创立外向型经济,也使其成为占有国际市场的江淮工商重镇。从中,可大体管窥古镇“农耕经济—农商经济—手工经济—工商/工业经济”的转型轨迹。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影响则表现为:在运河驱动作用式微的趋势下,以两次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为标志和契机,建构怎样的经济体系成为决定古镇衰落和复苏的关键性动因——先是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而封闭的流通体系,以“重生产、轻消费”为指导,以供销合作社系统为基础,以统购统销模式为支撑,以纵向行政调配和“少、统、死”为特色,严重遏抑了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商品流通、产业市场和地方经济;继而是引入市场机制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改革开放,以市场取向和自由开放为特征,以苏南模式、开发区建设等路径创新为手段,以地方人文资源和自然禀赋为依托,为古镇探索未来经济模式和产业发展的转型之路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5.4 体制保障:国家力量的投入
该因素的影响主要源于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和全面保障,通常以资本、制度、人力和技术为中介,促进各类资源在大运河水系及其沿线聚落的集聚、循环、生产和效用发挥,通过兴水利、御水患、保漕运、防侵扰等来维系帝国的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
不难预知,如果没有明清时期国家投入和水利建设的保驾护航,没有康乾期间对于清口枢纽的持续关注和治理,码头镇一带是无法成为国家战略工程体系中的治患重地和水利要枢。同样,如果没有举国漕运制度下相应管理机构的设立和庞大管理体制的运作,粮油盐等物资的漕运也无法成为上至国家物资转运供给、下至古镇商贸繁荣的关键推动力。个中代表当推明清大运河的漕运管理中枢——淮安,不但全国漕运总督长期驻节于此,还在码头镇一带设有多处漕运管理机构。同样,乾隆多番南巡时驻足的邵伯镇也是治患保漕的重点地段和漕运枢纽之一,先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此设立巡检司,又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扬粮厅,其署设于邵伯镇东街并建有粮仓,使装运粮食的“邵伯划子”、量斛米豆的“伯斛”等名闻南北……而这些均同明清两代政府对运河治理和漕运经济的重视休戚相关。
5.5 内生基础:传统文化的浸淫
诚如前文所述,该因素的影响多以中华文明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积淀为依托(如儒道思想对于宗族文化、习俗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渗透和内化),以相关文化设施的规模化建设为载体(如祠堂、寺观和医馆),以地方文人士绅积极干预村镇建设的实践和管理为手段。
如果从孟河镇“齐梁文化”的宏旨架构中,可以看到儒、释、道的“三教圆融、互补共尊”,从孟河镇“医派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可以看到高尚医德、精湛医术和儒道学问、道德操守的有机结合,那么从殷实富足、崇文尚教的明清邵伯镇身上,同样可以在宗教文化与商埠文化之外,看到一批士绅阶层积极投身当地文化建设的足迹和身影:为持文风、倡财运,不但先后主导和参与了真武楼、文昌楼等的修建,还创办甘棠义学、东山书院等文化设施,董恂甚至还编纂绘制了邵伯镇最早的地方志《甘棠小志》和历史地图,助推古镇在时空文化网络中留下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记。
5.6 外部环境:情境形势的变换
该因素的影响往往同大运河古镇自身的特性或是共性相关,自外而内且涉及面相对宽泛:
首先,大多数位居江防要津的古镇都源起于军镇或是承担着一定的军事职能,因此历次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像宋末元初的频繁战事就严重冲击和阻断了码头镇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使其不得不迁城于清口,筑方城以围聚落。其次,考虑到运河水系在古镇演化进程中的主线地位,区域地理环境和水文条件的重大变故同样需要考量,尤其是南宋建炎年间的黄河南徙和夺淮入海,导致黄河决溢且时常改道,运河两岸水患频繁,不但开启了大运河借黄行漕的序幕,也开启了江北诸镇大规模治水的历史。再次,近现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也无法回避,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为窑湾镇开展以粮食换取石油的国际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经营模式的果断转换则为自治成市的窑湾镇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春。此外,类似的外部因素还包括:近现代漕运废止对于传统运河经济和古镇综合地位的打击,当下城镇化建设热潮对于古建聚落和传统文化的冲击等等,不一而足。
结语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并一直沿用至今的伟大水利工程体系之一,其沿线的村镇聚落往往也承载着同运河荣衰与共的商旅聚落遗存的典型特征和价值,而对于大运河古镇历史演化轨迹和规律的发掘,正是把握其价值特色的有效路径之一。通过梳理古镇的演化主线、阶段划分、特征规律和动因机制,同时结合资源评估、传统格局等其他专题的研究,可以初步归纳大运河古镇的特色价值如下:
窑湾镇——身兼漕运枢纽、工商重镇的运河古镇;创立四水环镇、奇门遁甲的军事壁垒;实现南北汇融的文化格局和建筑风貌。
码头镇——位居国家漕运中心的水运枢纽;厚载工程技术价值的水工重镇;四水交汇、三城相映的整体格局;高堤结屋、鱼骨纵横的聚落形态。
邵伯镇——扼江淮咽喉、守古运要冲的运河古镇;五水汇镇、调水济运的商贸枢纽;河街并行、巷通古驿的鱼骨格局。
孟河镇——调水济运、镇防一体的运河古镇;两山卫一水、一水兴两城的整体格局;城河一体、商防一体的聚落形态;因水成市、枕河而居的空间格局。
注释
① 大运河遗产是指大运河水运体系及其沿线分布的,反映大运河水利工程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并有相关考古证据、实物、科学数据和确切的参考文献证明的,与大运河发展历程直接相关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各类遗迹与遗物。因此,其保护对象不宜局限于河道本体,也不应拘泥于各级文保单位对大运河遗产类型的限制,而需扩展至同运河发展相关联的河道、水利工程设施、其他物质文化遗产、聚落遗产及沿线生态景观等多类遗产。
② 目前,江苏省入选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运河古镇共计4处,分别为:第四批国家级名镇邵伯镇(扬州)、第六批国家级名镇孟河镇(常州)、第二批省级名镇窑湾镇(新沂)和第七批省级名镇码头镇(淮安)。
③ 在泇运河开通前,明早期的京杭大运河经由山东南部借助黄河而行漕运,因黄河常年泛滥而导致水运常年不稳。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春,万历皇帝命李化龙开凿泇运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于是,大运河水系可直接沟通窑湾镇,使其水运优势得以发挥,当地漕运继而得以发展。
④ 明清两代的邵伯古镇运河水系变化频繁,一方面表现为黄河夺淮后“河漕—湖漕—河漕”的漕运方式几经转变,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运河流向发生了“由南向北—水流平缓—由北向南”的几番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南宋时期的黄河夺淮和明代潘季驯“治黄”带来了区域地理环境和水运条件的重大变化。
⑤ 拥有深厚精神内核的孟河医派以儒家文化为统率,以崇高的医术、医风、医德、医学和医著而名:既秉承医为仁术之思想,又不拘泥于医,担当社会;以道学意境为行医诉求,于“无为、守柔、处下”间孕育“和缓为大法”的医疗思维。
⑥ 据《禹贡》记载,夏代淮阴以淮河为界,分属徐、扬二州之域,码头镇即隶属于扬州,是古淮泗贡道的重要节点。及至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因楚国屡屡侵扰泗水流域,码头镇归属时越时楚,后来终属楚。春秋末期开凿的“古故水道”(即今江南运河前身),疏通了由今苏州至镇江北入长江到扬州的水路交通,开凿的邗沟(今里运河前身)则自扬州向北过今高邮、东北通过射阳湖再向西北入淮河,而此时的码头镇即距古邗沟北端——淮安城北的末口不远。
⑦ 埭,为古时在江河水流湍急、沿路险阻处所建土坝,以牛或人力助船过埭。东晋谢安在此修筑了第一个水工设施——召(邵)伯埭,蓄水利田而免洪涝,利于农业民生发展,邵伯镇也因此得名而成为邗沟南北交通的必停之所。
⑧ 窑湾镇自古形成的一种具有浓厚军事城防特色的空间格局,主要特点包括:一条由西北至东南的主街(西大街——中宁街),街南属阳,街北属阴,长街作为八卦太极线,分出12条深巷,作为“十二地支”;同时按五行七星北斗布局于西大街,筑五行哨楼5座;中宁街筑哨楼2座,结成7座北斗式,形成七星八卦阵势以控制古镇所有要道。7座过街哨楼加上东城门楼、西城门楼、北城门楼构成窑湾镇10大炮楼指挥所,又称天盘“十天干”。
⑨ 北宋时曾展开一系列的水利建设和水工技术创新,比如清汴工程和开凿复线运河工程,又如乔维岳在现清江浦一带开沙河由磨盘口入淮,成为开创非翻坝直接沟通江淮的第一人,也使码头镇距楚州更近更便捷。参见:参考文献3第12-14页。
⑩ 明清时期的邵伯镇即有“九十九座半庵观寺庙”之说,道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大量宗教建筑在“神路”(今邵伯镇甘棠路)修建、集聚。参见:参考文献4第432-433页。
《钻探报告》则大体交代了甘罗城演变的历史轮廓:春秋时期始筑城,为土城,以后当有不止一次的修筑,也多为土城,直到宋金之际,为抗御金兵,才开始在土城的基础上修筑砖城,延至清乾隆年间,终因水患而最后废弃。
比如说窑湾镇跨过北圩沟所形成的新镇区,还有邵伯镇以盐邵河为景观轴、以甘棠路为主干道的组团式向东、向南拓展,而孟河镇和小河镇也在连横而动多年后实现了行政合并。
在“高勿近旱、下勿近水”的传统选址原则下,码头镇的传统聚落在有限的安全空间中“高堤结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依堤为街、鱼脊状、条带形”聚落形态。目前,码头镇域保留这一传统特征的聚落主要有:中运河南岸缕堤聚落、黄河北岸缕堤聚落、顺黄堤聚落、临清束水堤聚落和里运河堤聚落等。
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孟简浚古孟渎,引江水通漕”,通过孟渎的疏浚和延伸将长江与江南运河相联通,孟渎的水运地位和水利功用立竿见影;此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为漕运之需而进一步拓宽孟渎,并改其名为“孟河”,河庄也渐渐因此而更名为“孟河”。
孟河镇以南的奔牛作为西部镇江高地和东部低地的过渡与分界,水利工程建设历来颇为艰巨。为保证奔牛以西的通航水位,曾建奔牛挡水堰或船闸,之后时坝时闸以调水济运,并因此出现一批在水利科技史上久负盛誉、在调蓄运河水系方面发挥重大功用的水利工程设施(如奔牛闸)。
(明)李东阳,等.大明会典·卷36·鱼课。
参考文献4第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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