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与内地有从基础设施互联到全面对接的融合发展趋势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相继开通,港澳跨境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跨境交通的建设,将促使粤港澳出现生产和生活融合的两大发展趋势。
(1)“香港研+内地造”的产业合作趋势。香港拥有4所世界排名进入前100名的大学,具有较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吸引国际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上具有绝对优势。而粤港澳大湾区中内地9市的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虽然内地9市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及创新科技的许多关键因素(如产业网络、需求市场和政府投入)方面都优于香港,但是在基础研究水平方面明显不足 。基于优势互补的需求,近年来涌现出大疆无人机、李群自动化等香港科技公司在内地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在此背景下,2018年8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香港、澳门”的概念。同时,香港政府也重新重视创新发展,如港深将在边境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推进“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是代表性举措。
(2)香港与内地出现生活融合的趋势。中央支持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并颁布一系列政策,以应对港澳发展用地紧缺问题。然而,“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依旧影响三地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有效衔接。为此,当前已有关于制度界面延伸的探索,如香港政府官员及一些团体和研究学者提出有意在粤港边界区域建设有“香港氛围”的“香港城” 。此外,香港启动东大屿都会计划,重点布局教育、会议展览和科技创新等功能,通过港深西部快轨和穗莞深城际铁路、广深第二高铁等城际轨道直连直通湾区东岸,未来将进一步扩大香港对深圳、东莞等周边城市的功能扩散和辐射带动作用。
湾区城市有从重视经济影响到重视综合影响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湾区是国家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面对风云变化的外部形势,扩大经济影响力、提升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是湾区城市发展的共同趋势。
(1)扩大经济影响力。当前,贸易战频发,全球化陷入困境,中国企业出口遭遇挤压,如2018年第一季度手机出货量下降21%,全球贸易格局逐步由环太平洋向环印度洋更迭。对此,我国正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对环太平洋发达国家和环印度洋新兴经济体并重的“双扇面”开放格局 。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中,以大事件和机构深化对外开放是国际惯例,一般认为会议产业对相关行业的经济拉动比例超过1∶9,举办国际大事件是在新经济形势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扩大经济影响力的行动体现。当前湾区国际重大事件的举办权主要落在广深港等中心城市,如广州的世界航线发展大会、深圳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及香港的亚洲金融论坛等,涵盖金融、商贸和科创等不同领域。但与国际性城市相比,湾区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如2015年柏林、巴黎等世界城市举办的国际会议数量均接近200场,为广州、深圳的10倍以上。
(2)提升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的趋势。大湾区拥有极好的文化基底,自古以来便呈现开放、包容、中西合璧的特点,包含岭南文化、海丝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和国际交往文化等多种类型。然而,当前湾区的文化魅力未能彰显,缺乏世界级的文化设施、事件或活动引领,尚未实现向生活湾区与文化湾区的升级与转变。重塑文化魅力是增强湾区软实力、提升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因此,湾区各市也纷纷重视文化发展定位,着力于文化空间载体建设,如广州打造“一江、两岸、三带”,构筑岭南文化特色区、海上丝绸之路特色区、近代革命特色区、改革开放特色区和现代文化特色区5类特色文化区域;深圳规划世界级绿色活力海岸带,布局海洋文化旧址、渔港、海洋博物馆及科技艺术馆等滨海公共文化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全球化发展的机遇成为“世界工厂”。在外向型经济的影响下,通常通过招商引资进驻的企业一般都是外来企业,本地根植性不强,却需要与外部市场有更多连接,因此产业园区往往远离城镇中心,呈现一种“园城分置”的空间现象。自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成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科技创新人才对空间品质的要求上升,“园城分置”较难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配套,难以适应创新人才和发展的需求。因此,珠三角园区模式也正经历转型。
(1)创新回归城区。创新城区是近年学术界提出的一种创新空间发展模式,是全球创新活动由郊区逐渐向城市中心地区回流,城市创新由“郊区化”“园区化”向“城区化”模式转变的产物。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凯茨在学术报告《创新城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中正式提出“创新城区”的概念。创新空间由“硅谷”走向“硅巷”,其产生的驱动力在于创新城区能为创新活动提供高品质、高可达的空间场所,创新型企业与人才更趋向空间紧凑、基础设施便利、接近终端用户和初级市场的中心城区 。美国亚特兰大、剑桥、匹兹堡等市中心和次中心出现创新源驱动型创新城区。近年来珠三角也在不断推进创新城区的建设,如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广州大学城—国际创新城、深圳空港新城等正在逐步形成以创新发展为驱动,集聚科技人才与企业,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创新城区。
(2)创新在走廊出现。创新特点和创新诉求决定创新活动的空间逻辑。创新是高素质人才从事的具有高风险的活动,故其在空间选址上趋向于高品质、低成本的地区。同时,创新活动对要素浓度(如制度和信息浓度)的诉求,决定了高可达的交通走廊地区是创新活动的热点地区。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走廊正日益成为科技创新要素及产业集聚的新空间组织方式,典型的例子如美国128公路科技走廊和101公路科技走廊、日本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人居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资源本底与宜人的生态环境、复合型的交通通道。类似的,珠三角走廊地区也正在孕育创新空间,2017年广东省提出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希望通过打造高品质的创新城区,吸引创新资源往走廊集聚。
区域发展格局有从“排队吃饭”到“圆桌会议”转变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从以外销为主向内外一体转变,珠三角门户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排名显示,珠三角已从过去只有香港一个门户城市向本土多个门户城市转变,城市群公共资源配置从“排队吃饭”向“圆桌会议”转变,重塑了城市群等级格局。由此,以广深港为代表的核心城市向内湾平台移动,带动了湾区多中心化的过程,形成命运共同体。同时,在湾区创新网络化趋势下,城市间联系更加紧密、要素流动更加便捷,由此促使区域协同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
过去的区域协同单纯强调互联互通、生态治理的协同,随着湾区的多中心化和网络化,功能协同趋势愈发明显,如东莞松山湖承接深圳华为智能终端总部功能;2018年12月,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成立,以深圳一个经济功能区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建设管理,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2018年10月,深圳安居集团拿下东莞塘厦3.9万平方米商住地等。以上种种案例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跨城工作、居住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区域协同模式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