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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中叶后这一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其主要领域包括:关注普遍特征的城市形态通史研究、进行多样化与跨学科探索的个案城市研究,以及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这些研究的比较性研究视野、现代科学方法和独特的文献选取途径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其研究立足点与材料获取范围的局限性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综合来说,全球史视野下的“在地”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城市形态(urban form)是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空间结构和形式,亦即城市中各物质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本文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城市形态,广义的城市形态还包括非物质形态,即城市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空间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中国历史悠久,城市众多,城市的物质要素既是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活动的空间载体与表征,又构成了今天城市发展的基础,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资鉴当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自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本文所说的“西方学者”是指立足西方学术背景,并以西文写作的学者,其中包括华裔学者。本文所涉及的文献以英文为主,包括从其他文字(法文、德文、丹麦文等)翻译成英文的文献】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早期以传教士、旅行者的猎奇式调查和记录为主,20世纪中叶后,开始走向综合、系统的科学研究,涵盖多个学科,成果颇丰,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发展。这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学者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兴起【国际汉学界公认自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期是汉学发展的高潮期,第二次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详见胡志宏.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M]. 北京: 大象出版社, 2002: 20】,不同于以哲学、宗教、文学等人文学科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传统汉学(Sinology),“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汉学狭隘的学科界限,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这种方法和视野正与城市形态研究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特质相契合,而二次大战之后城市重建和扩张的高潮也客观上助长了学者进行城市形态研究的热情。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西方研究主要涵盖三个领域:关注普遍特征的城市形态通史研究、进行多样化与跨学科探索的个案城市研究,以及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和评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持续的深刻影响,有必要梳理脉络、厘清源头,对一些习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相较于中国学者而言植根于不同的学术土壤,其思想、方法和研究动向对于当前中国学界也会有新的启发。
1 对普遍特征的持续追求:城市形态通史研究
自1950年代起,西方学者便逐步开始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进行通史性、概括性研究,其共同目标是:梳理发展脉络,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区别于西方/欧洲城市的普遍特征。这一类研究延续了几十年,研究材料(尤其是考古材料)日益丰富、充实;研究主题也从早期对形态的概括性描述,逐步发展到对演进模式与规律的挖掘。这些研究有一定的共性: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古代城市的多方面比较是学者长期以来秉持的重要研究路径;在研究结论上,热衷于归纳城市形态的普遍特征,研究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若干早期形成的基本观点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被反复强调。这些观点包括:(1)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2)规模尺度大于欧洲古代城市;(3)城市轮廓呈方形,并修筑城墙;(4)城市具有突出的政治性;(5)城市具有明显的中轴线;(6)普遍应用《考工记》王城模式(方城、里坊、轴线、对称)。通史研究体现了西方学者对归纳、提炼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普遍特征的持续追求。
20世纪中叶,在考古材料等不充分的情况下,学者的研究较为宽泛,主要基于有限的图像、测绘资料以及感官印象,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特征进行综合性概括。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是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于1956年撰写的论文《前工业时代中国城市结构的数据》,以及安德鲁·博伊德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911年的中国建筑与城镇规划》。前者在有限的数据下,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人口和面积进行了推算,并与印度、埃及、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古代城市进行比较,提出城墙围合、里坊划分、宽阔街道等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态特征,最终回到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强调中国城市的政治性【“亚洲的城市不存在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自治’只是属于职业团体及村落——而非城市——的特色。在中国,城市是个要塞及皇权代理人的治所,日本则连这种意义的‘城市’都没有。”详见马克斯·韦伯.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M].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7】。后者基于有限材料,对西安(长安)、苏州、杭州(临安)、北京等中国古代城市进行较为感性的描述,并与欧洲城市进行比较,强调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共性和连续性,包括:大尺度、城墙、轴线、南北朝向、庭院等。
自197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城市考古工作的推进和中外邦交的发展,研究材料更为丰富,通史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和系统,并试图探索演进过程而非单一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章生道(Sen-Dou Chang)的论文《中国城市形态学的若干观察》。他运用美军及日军测绘数据及方志地图等,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城治选址、形状与规模(特别强调城市规模与行政级别的关系)、土地利用、城门与交通网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章生道在此文基础上又撰写了《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The Morphology of the Walled City),收录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主要材料与观点与此文一致。详见SKINNER G 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5-100】。此后,陆续出现了若干系统性著作,如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1990年出版的《中国帝都规划》和阿尔弗雷德·申茨1996年出版的《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前者强调都城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总结了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包括:四面闭合、城门、防御、十字街、里坊、水的可达性、大规模、大量人口、运用风水选址、有规划(范围与整体形态在建设前已经确定)。后者的资料更加翔实,有近500幅插图,试图以“幻方”即“九宫格”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进行概括,认为这既是中国古代宇宙秩序观念的空间投射,也是古代皇权、礼制、等级制度的彰显。
2 多样化与跨学科的探索:个案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形态
除了通史性质的概括性研究之外,大量的工作集中在个案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形态研究,即选择在某一标准下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城市进行研究,包括:著名都城,如汉唐长安、明清北京;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城市,如南宋临安、北宋苏州、明南京;特殊地区的城市,如边境地区的城市。这些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以小见大,揭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特征。就其发展趋势而言,研究对象由都城逐渐扩展到地方城市,由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扩展到物质形态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研究方法由文献方法和考古方法的结合,逐渐发展到数字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的融入;研究材料也相应地走向综合、多元;就现有研究而言,仍比较明显地集中在数个名都、名城上。特定城市或地区的城市形态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通史研究强调一致性、同一性的反思,是对城市形态多样性的一种探索。
2.1 聚焦城市物质形态的研究
一类研究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运用调研、文献、考古等材料,复原城市形态,研究空间特征。早在1930年代即有此类研究,如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基于对汉长安城的实地考察,绘制了城墙、未央宫等的图纸,这与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等在同时期的工作有相近之处。之后此类研究持续不绝,至本世纪初,材料日益丰富、分析方法日益先进,从对都城、重要地方城市的整体性研究逐渐走向针对城市形态特定方面的精细化、定量化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长安、洛阳、北京等著名都城在皇权、政治控制下的典型城市形态。斯蒂芬·詹姆斯1978年在《通报》上发表《汉长安城的城墙》,基于《三辅黄图》《三辅旧事》等历史文献和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古贺登和中国学者王仲殊等的研究成果,运用几何作图法等确定路网结构,试图复原汉长安城的空间形态。新加坡学者王才强和美国学者熊存瑞分别出版专著,系统阐述隋唐长安城的空间演进和建筑形态等,材料丰富详细。拉斯穆斯在《城镇与建筑》一书中阐述了全球一系列古代城市的形态,置明清北京于首位,强调其纪念性和网格体系。薛凤旋从中国城市的政治性等特质出发,论述了明清北京城的演变及其与《考工记》王城模式的关系。夏南悉对长安和北京进行了比较研究。熊存瑞2016年出版的《前现代中国都城与城市形态:西周至唐代的洛阳》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2)苏州等江南城市作为“唐宋城市变革”【“唐宋城市变革”或称“中世纪城市革命”,总体来说是指中国古代从中唐到宋,城市形态从封闭转向开放的过程。1931年日本史学家加藤繁提出,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坊墙被打破,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详见加藤繁.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M]. 吴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277)。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这属于“中国古代城市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详见ELVIN M.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62)】的典例。英国学者庄思东(R. Stewart Johnston)基于实地调研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宋代苏州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从物质环境和技术发展的背景,到城市空间布局,内容包括:城市基址对城市结构的影响、水道和街道体系构成、城市轴线以及桥、牌坊、塔、住宅、府衙等各项建设的分布,同时还论证了唐代里坊制城市在宋代的瓦解。许亦农(Yinong Xu)探讨了苏州在20世纪以前城市形态与空间的演化,包括:城墙与城门、城市的物质结构、城市的院落与公共空间、城市的风水诠释等,论证了地方城市的特殊性和“唐宋城市变革”带来的城市规划和行政原则的改变。
(3)对特定城市形态要素的精细化和定量化分析。伴随着考古、测绘材料的日益丰富和数字技术的逐步发展,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也走向精细化和定量化,开拓了城市物质形态研究的新途径。英国城市形态研究的康泽恩学派,将其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等的平面分析(town plan analysis)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研究:怀特兰等利用详细历史地图、测绘图等,对古城平遥的用地单元、轴线、路网进行了分析;康泽恩等分析了平遥古城和意大利科莫古城(Como)的边缘带形态,包括其变化的性质、数量,并对二者的演进过程和空间模式进行了比较。伴随着GIS技术的发展,也有学者开始将其应用于古代城市形态研究,贝克定整合各类史料和图纸,建立汉唐长安城的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比较研究长安城及其周边的道路网络的形态和演变,认为唐代长安城的道路网络部分继承于汉长安。
2.2 从城市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互动出发的研究
另一类研究关注城市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的互动,换言之,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来透视城市形态,同时从城市形态的研究中认识社会生活。除了传统的文献和考古方法外,综合运用各类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若干新见解,提高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精度、深度和广度。
谢和耐1959年出版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法文原版出版于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于1962年】是较早将社会生活与城市形态相互参照、进行研究的著作,论述了杭州城作为“行在”的选址和建设过程、基本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和城外商业中心的发展,特别关注一些微观的与城市生活紧密相关的空间要素,包括消防设施、运河与街道、贮水池、游园和花圃、剧院、贫民住宅等等。这是早前研究很少关注的,可以说提高了城市形态研究的“精度”。另一些引领性的研究包括何炳棣1966年发表的《公元495—534年的洛阳:大都市地区的物质和社会经济规划》——提出北魏洛都的坊里制绝不仅是土地利用的制度,更重要的是京都全盘的社会经济设计,可以说提高了城市形态研究的“深度”;此外,牟复礼(Frederick Wade Mote)于1970年代对元末明初南京的研究,基于对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心态等因素的判断,提出“城乡有机统一体”(the organic unity of rural and urban)的概念,进而论述南京的选址、城市景观、人口、行政分区及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特别强调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国际交流等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拓展了城市形态研究的“广度”。
20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此类研究大量涌现,视角多元,总的来说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变迁中的城市发展。崔艾莉基于城市亚文化所带来的土地划分的增长,讨论了清北京及汉口治安管辖和城市空间秩序之间的关系;韩书瑞研究了明清北京的礼制中心、贡院、名胜、寺庙等作为公共场所对城市空间特性的塑造;安东篱探讨了明清扬州在商品经济带动之下的“双核”发展模式,论述了新的城市生活功能的空间分布,尤其是以园林发展为表征的城外扩张;费丝言探讨了赋税改革和“筑城运动”对明晚期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并颇有新意地研究了文人、士绅对城市空间的想象性建构。
(2)边疆地区的“非中国”城市传统。拉铁摩尔最早提出从边疆看待中国问题,其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将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以长城为中心考察其社会形态,分析中国古代边疆地带的总体布局。将这一思路延续到城市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是高贝贝,她认为中国边境城市的城市形态不属于传统类型,并将兰州、西宁、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等五座城市与传统的“标准”中国城市形态与概念模型进行比较,认为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信仰和风俗影响了城市形态。
3 特定角度的深入挖掘:城市形态形成机理研究
除了探讨城市的具体形态之外,还有一类研究试图挖掘物质形态的形成机理与动因,其中最为典型的两个主题是对堪舆(风水)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城市与宇宙模式关系的研究。正如拉斯穆森所言:“北京城的规划原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半神秘、半常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形成机理与动因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蒙着一层神秘性乃至宗教性的面纱。
3.1 对堪舆/风水的研究
西方学者很早就关注到“风水”这一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通常将其译作“Geomancy”或音译为“Feng-Shui”,并纳入宗教思想的范畴。1872年出版的《汉语词汇手册》第二卷列举了“风水使用的名词”【这一部分列举的词条包括:风水(误作风火)、地理、罗经、点穴、水口、来水处、出水处、阳龙、阴龙、寻龙、四大局、前向、后山、二十四山向、十二宫、龙虎沙、库、堂、八宫、镇物、阴宅、阳宅、井、庙、暗箭、十干、十二支、破法】;1892年,荷兰汉学家高延的《中国的宗教体系》一书的卷二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广东和北京的理想风水模式;1917年,英国传教士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开始对风水进行解释,认为它是“调整生人住所和死人住所,使之适合和协调于当地宇宙呼吸的气流(阴阳)的艺术,常常被错误地称为‘占卜’。” 197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不满足于概念的介绍与描述,进一步探索堪舆术的知识系统与技术支撑。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探讨风水:第二卷14章系统梳理了自先秦到明清与堪舆相关的相关古籍,包括《管子》《史记》《汉书》《管氏地理指蒙》《葬书》《黄帝宅经》《堪舆漫兴》及选址布局的最基本原则;第四卷专门探讨堪舆与磁罗盘技术等的关系,并以辩证的观点加以评价。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风水的系统性著作问世,如王斯福的著作《中国风水的人类学分析》,以明清时期的风水书为依据,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风水的基本概念、流派、理论等,其第三部分“形”介绍了与城市形态直接相关的砂、阴阳、气、龙、四象、九星等概念。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一些经典的风水类古籍翻译成英文。迈克尔·约翰·佩顿于2013年翻译出版了五部风水典籍:《青乌先生葬经》(Archetypal Burial Classic of Qing Wu)、《葬书》(The Inner Chapter of the Book of Burial Rooted in Antiquity)、《黄帝宅经》(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House Siting)、《葬经翼·难解二十四篇》(Twenty Four Difficult Problems)以及《秘传水龙经》(The Secretly Passed down Water Dragon Classic)。
3.2 城市形态与宇宙模式的关系
中国古代城市的象征性是研究者历来所关注的。保罗·惠特利1971出版的《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一书运用与其他古文明城市进行比较等方法,阐释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城市中心的出现方式,认为礼仪中心的出现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最早阶段:“宇宙象征”(the cosmo-magical symbolism),并认为中国历代城市形态的若干特征与此相关,例如南北轴线,就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轴线有本质不同,其重要性“不在于视觉上的突出,而在于其象征意义”。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一文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宇宙模式的关系,自先秦时期谈起,认为当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主要讨论了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汉长安中的象征性,进而论述早期传统的后世影响,认为中国拥有“世上所知的最悠久的城市宇宙论传统”。此外还有针对特定城市的研究,如陆威仪和班大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等史料对秦都咸阳规划布局与天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4 评价与反思
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颇丰,这种植根于西方学术土壤的中国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学术的发展,时至今日,其中既有积极的、具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的影响。
4.1 比较视野、科学方法和文献选取途径的启发
西方学者的比较研究视野、对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及方法的引入以及对一些常为中国学者忽视的文献材料的运用,为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带来了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新视野,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精度。对于将中国古代城市纳入世界体系、将城市形态史的研究纳入当代科学研究体系,起到了积极、有力的作用。
西方学者的研究立足西方学术世界,西方城市是其研究中国城市时自然而然的参照物,他们的研究往往具有全球性的视野,将中国古代城市置于世界城市的网络体系中,在中外比较中获得具有综合性和启发性的观点。例如:惠特利提出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形态与宇宙模式的紧密关系,就是基于中国古代城市与其他古代文明城市的综合比较,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交织成网;牟复礼通过与罗马、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等能够支配和代表一国文明的西方城市比较,提出中国古代城市的独特性,并进而提出“城乡有机统一体”的概念,这一概念影响深远,如安东篱对扬州的研究中也格外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毋庸置疑的是,近百年来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仍然在西方,西方城市史领域的学者更善于将一些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思想和方法运用于城市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提高了已有研究的广度、深度与精度。例如: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思想影响下,涌现了大量关于城市形态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研究,新近的研究又更进一步出现了“空间想象”等新概念,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被运用于其中,拓展了城市形态研究的深度与精度;在汉学研究的“族群转向”思想影响下,对于边疆地区的“非中国”城市传统的研究成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领域;科技史研究的思想与方法也被运用到城市形态研究中,李约瑟就对磁罗盘技术、天文观测技术等与城市布局、风水术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庄思东对苏州的研究也探讨了测绘、建筑、水利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从知识与技术发展的角度解析城市形态的成因,是对传统城市形态研究的深化与推进。此外,城市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如城镇平面分析、GIS技术等也得到了尝试性的应用。
此外,西方学术世界经常运用一些相关的、常为中国学者所忽视的文献和资料。这些材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史料的不足。例如:马可波罗以及早期传教士、旅行家的游记和绘画、摄影作品等,为城市形态研究提供了更多细节:谢和耐便运用拉姆索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和鲍丁南(Oderic de Pordenone)的记述来研究杭州城的生活细节,安东篱对扬州的研究中则运用了传教士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和画家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制的城门、码头、文峰塔等图像资料;20世纪上半叶美军、日军对中国城市的测绘图纸也是珍贵的资料,记录了中国古代城市“被现代化”之前的较为精确的数据,章生道的研究中就综合运用了美国陆军测绘处的中国1∶50000地形图和日本陆军清国驻屯军司令部陆地测量部的图纸。
4.2 研究立足点与材料获取范围的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
西方学者的中国城市形态研究也存在着先天的局限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学术土壤所带来的学术方向和观点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另一方面,东西空间距离、文化背景相隔遥远也造成了资料获得的障碍。
西方研究者的学术脉络、问题意识、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植根于此的中国研究常带有先入为主的以西方为标准的观念和方法,容易造成学术方向和学术观点上的偏见。例如:早期古代城市的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形态历代缺少变化,忽视了其内在的多样性,这一观念流传甚远,直至20世纪下半叶仍多见持此论者,这显然是19世纪汉学研究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连续性”影响下的产物【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19世纪即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法国汉学家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于1837年出版的巨著《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及资料汇编》(Chi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 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 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开篇第一段话即说明这个主题在汉学里的位置:“所有历史现象中使人印象强烈并试图理解的是要掌握整个宇宙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发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国确实无限期地存在着。”详见BASTID-BRUGUIèRE MARIANNE. Some themes of 19th and 20th Century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on China[M] // WILSON M, CAYLAY J, ed.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Han Shan Tang Books, 1995】;中国城市的政治性、城市形态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古代城市的丰富内涵和类型有所忽视,这可能与魏特夫影响深远的“东方专制主义”等观点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与其他类型的中国研究类似,西方学者往往在古典文献的获取和阅读上存在障碍,更多依靠二手文献。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研究对象是植根于大地的空间实体,西方学者悬隔万里,在一手的考古、测量等资料的获取上存在障碍,这造成了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局限。牟复礼就曾明言“简言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有关中国城市以及一般的有关旧中国的可资参考的英文资料是太有限了,无以支持雄心过大的集大成者展翅飞翔。”一手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占有不足,便容易产生基于二手材料的以偏概全、“真实混杂想象”、陈陈相因等。不同时期的通史研究中若干观点的反复出现、个案城市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数个城市、内在机制研究主要关注个别问题等现象,应与此有关。
对于西方学者因为学术土壤的不同所产生的研究局限性,我们并不能求全责备,但对这些本身带有局限性的学术观点应加以批判性的反思,若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消极的影响。
4.3 “在地”的研究与全球的视野
傅斯年曾经说过:“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籍,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转引自桑兵.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40】中西方学者面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路径本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就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而言,城市牢固地附着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具有明确的“在地性”(locality),本土学者在研究材料占有、宏观脉络把握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推进和中外交流渠道的畅达,西方研究者已经开始大量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术上的自信。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具有自身的创造性和启发性,这些启发包括:多学科史料和方法的运用、全球史和比较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形态研究走向内在机理的研究趋向,等等。正如王国维所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全球视野下的“在地”研究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的材料收集和整理主要是笔者2015年7月—2016年7月在英国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完成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馆长约翰·莫菲特先生和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诸多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同时感谢李约瑟研究所吴蕙仪博士提供法文文献上的帮助!
作者:郭璐,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guo_l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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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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