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张村为鉴: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关系
张村属山东省德州市陵县,距离德州市区约40km,距离济南市市区约70km。村庄行政面积201.4hm2,人均耕地面积约3亩。无论自然、社会经济还是空间要素都有着典型的华北平原乡村地区特点,在长期的城镇化进程中相对滞后和内敛,一直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
张村区位图
改革开放后,村民感知最深的是“分地”。据访谈,分地后有3个显著变化:其一,劳动时间投入加大,不再像集体劳作时经常出现偷懒或怠工现象,农忙时节一天的劳作时间在16个小时以上;其二,农业要素投入增加,张村人积极改变农地水利条件,使用更多的化肥及有机肥,购买耕牛和拖拉机以提高劳动效率;其三,农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这一时期,张村村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地以及家庭畜牧业。随着农业产量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逐渐由贫苦走向温饱状态。
同时,由于国家对乡村的“多取”和严格管控均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或有违其传统文化观念,使得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又逐渐走向“紧张”,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抗”的。
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使生产效率有所提升,农村劳动力得以释放。
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改变了过去封闭内向发展的状态,而外出打工带来家庭生活条件的变化又吸引更多家庭的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外出打工,致使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增加。部分家庭收入的第一来源由种地变为打工,家庭收入得到显著提升,村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
以农业税取消为代表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缓解了国家与乡村的紧张关系,村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增强,很多村民认为农业税的取消是改革开放以后感受最深的事情。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带来的劳动力解放,张村人外出打工的人数开始呈现较大的增长,打工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第一收入来源。
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布
此外,由于农忙时长的缩短以及劳动强度的下降,村民间“串门”或在大街上闲聊的现象增多,晚间也经常有人在村中跳“广场舞”或散步,与以往日夜忙碌的场景大不相同。而收入增加和交通便利让更多的张村人在购物时注重品质和多样性,去县城或镇区的人数和次数均有增加。
因此,无论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还是日常生活,张村与区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一阶段,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发生重构,国家更多面对的是个人或家庭而非乡村整体,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由于城市的介入和乡村社会的变迁而变得复杂化。
2张村人城镇化的方式及愿景
通过上大学在城市谋得一份“正式工作”,获得城市户口,是张村人心目中最为正统的“城镇化”方式。
以高等教育获取城镇化渠道的张村人在外的生活状况较好。首先,他们多数有个人房产,拥有“家”的归属感;其次,张村人偏好在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工作,因其工作较稳定;再者,他们有当地户口,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均在城市。
概括而言,教育城镇化的数量较少,在村庄人口中不足一成,但教育城镇化更为彻底,以异地城镇化为主,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均在城市,是完全城镇化的类型。但是由于考取大学的层次及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教育城镇化的实现难度不断增加。
到2014年,张村已有112户家庭有成员外出打工,占比超7成。跟零星的“教育城镇化”相比,打工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深入每个家庭。
张村打工者人数年份统计(单位:人)
张村打工城镇化的特点可归纳为:第一,时间较晚,2010年左右才陆续出现打工者城市置业并将子女送到城市读书的现象;第二,影响较广,是张村人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途径;第三,在城市选择方面,以县城和所属地级市为主,是典型的就地城镇化;第四,打工城镇化并不彻底,很多张村人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半工半耕”就业状态,其个人、家庭生活都与乡村息息相关,以家庭为单位完全走出乡村的比例不高。据访谈,虽然多数家庭没有实现完全城镇化,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工补贴家用,而是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对于城镇化愿景,张村人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中青年人与城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常年在外读书或打工,很少顾及家中的农业生产,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生活习惯都更倾向于城市生活。而年长者常年生活在乡村,即便有“打工”活动,也都兼顾务农,很少完全舍弃农业生产,他们无论是基于生活习俗、社会关系、归属感等社会因素还是基于生活成本等经济因素,都更倾向于留守乡村。
张村不同年龄段的城镇化意愿
从未来的趋势看,将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通过教育或者打工等方式走出乡村,真正留守乡村的将以依旧“恋家”、有着浓郁“乡愁”的年长者为主。
3张村社会空间的变迁
1980年代的张村,符合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和黄宗智笔下的“村落共同体”。新千年以来,村落共同体开始逐渐弱化。年轻人的外出比例逐年升高,与村庄的关系逐渐弱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频繁接触;打工改变了以务农为主的就业状态,人们选择性增多,生活趋于多元,导致均质性弱化。此外,机械化及物质生活宽裕,改变了过去邻里及兄弟间的互助与合作,内部的交流与互动减少。
村庄慢慢出现了断层现象。年长者依然维持着熟人社会的模式,血缘与地缘为主的关系网络依旧非常明显。年轻人逐步走向陌生化,他们对村庄的熟悉逐渐由自己的感知变为家庭年长者的转述,每年仅在农忙或春节回家,对于村庄的认知逐渐弱化,归属感变弱。
虽然张村实现完全城镇化的比例较低,但村落共同体式微,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瓦解,与此同时,乡村人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工作就业,都逐渐与城市密不可分,实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城镇化”。
笔者统计了张村199名媳妇来自的村庄或地方,按年龄分为“40岁以下”、“40—60岁”以及“60岁以上”,分别代表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至新千年以及新千年以后的婚姻圈状况。分析发现,年纪越轻的年龄组中外地媳妇的比例越高。婚姻圈的显著变化从一个维度说明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这种改变并不是以张村为中心的水平外扩,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空间跳跃,这种跳跃改变了传统乡村固有的血脉亲情联系方式,削弱了个体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空间属性的认知。
村庄的空间变化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要素的简单化。新千年以前,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张村的空间要素变化主要是宅基地扩展、场院面积增加,而林地、坑塘面积减少,荒地消失;新千年以后,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其主要空间变化是场院消失,空间要素由相对复杂、自给自足走向相对简单和功能分化。
张村乡村空间要素模式的变化示意图
另一方面的空间变化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空心化”,出现部分院落闲置或者季节性闲置,约占全部宅院的1/4,闲置宅院的分布并无明显的集中趋势。
公共设施的选择出现区域化的趋势,人们在县域或市域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条件和判断选择公共设施,不再以空间距离为唯一选择标准,而是更加注重设施的质量。
4结语: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
面对变化,国家的城镇化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的基本诉求和意愿,即尊重乡村人个体或家庭的城镇化诉求,他们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实现城镇化均是基于自身条件的理性思考,对城镇化主体的尊重应是“人的城镇化”的内涵之一。而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破除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通过逐步完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来保障社会个体的自主选择权利和社会流动机会。
乡村城镇化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多数打工的张村人之所以城镇化不彻底,一是在城市中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完全城镇化,二是因乡村尚有宅基地、农田等资产无法转化,三是确有一部分人眷恋乡村生活。从个体视角出发,需关注城市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着重解决乡村人的后顾之忧。
对于乡村的未来,就空间规划和乡村设施布局而言,从张村的经验来看,笔者以为:一是及时应对乡村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品质追求的变化,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进行适当集中和提质,增加乡村公共空间,提升在村村民的生活品质,促进日常交流;二是要谨慎对待目前的农村居民点的拆并工作,在中青年一代对乡村居住普遍丧失兴趣、联系逐步弱化的条件下,对这一类没有明确产业支撑和就业机会保障的乡村区域,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合并和“农村社区建设”,在未来可能形成新的“空心化”。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5年第6期《乡村城镇化的微观视角——基于华北地区张村的田野调查》,作者:张飞,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