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主义隐藏在保护主义的外衣之下。它将保护我们过去最宝贵遗产的正义之举引向了歧途——试图冻结大量的到处都是普通建筑的社区。在极具吸引力的城市里,这种反对变革所带来的最糟糕的结果是:它确保了建筑的高度将会很低,新建的住宅将会很少,房价将会很高,城市将会成为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的禁区。
这些都是邻避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就个案而言,它们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其他的人准备改变你所在的社区。你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密集、更加高大或更加具有艺术气息的地区。你只希望维持现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为合理呢?
但是,看似合理的邻避主义往往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阻止新的建筑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它的成本却要由希望居住在一个新的小区或公寓式建筑里的每一个人来承担。阻止修建一座新的、由私人出资的博物馆让这座城市失去了一处文化设施。而博物馆既可以满足许多居民的需要,也可以吸引许多游客,后者对于当地经济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反对变革的人的利益肯定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通常存在着冲突。
在邻避主义盛行的背后,隐藏着两种强大的、互相关联的心理学偏见。第一种被称为“现状偏见”,它非常强烈地依附于当前的状态。可以说明这种偏见的一个著名事例是,人们宁可花更多的钱去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只杯子,也不愿意花钱去买一只完全相同的杯子。第二种偏见是“影响偏见”,它导致人们过高地估计某一负面事件将会给他们的幸福带来的影响。反对新建一栋高层建筑的人可能认为,这一建筑将会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实际上很快就会适应这一新的局面。
并非所有的变革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打算变得更加高效、更加令人可以承受、更加令人欣喜、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对环境更加友好,那么巨大的变革是非常必要的。
在国家层面上,当联邦的政策试图以牺牲不断发展的地区为代价去保护较为古老的地区时,我们反对作出改变是错误的。在地方层面上,激进分子通过阻止本地区的增长来反对变革。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本地化视野导致他们很难去考虑其行为的全球性影响。阻止在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进行新的开发导致了住房价格的上涨,使得目前没有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只能望房兴叹。较高的居住成本反过来又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成本。在天然的低碳排放的地区,阻止开发就意味着把开发项目推到了环境友好性较差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内陆和菲尼克斯郊区。本地化的环境保护主义往往是比较糟糕的环境保护主义。
在保护建筑遗产和允许变革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旧金山和纽约,找到这一平衡点是非常困难的;在巴黎和罗马等地,找到这一平衡点甚至更加困难,因为那里的人文历史是用石头书写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允许变革的空间。我绝对不赞成轻易地拆除比较古老的城市里那些最为重要和漂亮的建筑,但在那些允许重建的地区,允许进行尽可能多的开发是非常明智的。比较聪明的保护主义将推动新的建筑变得更高,而非变得更矮。建造更高、更新的建筑将会减少拆除其他较为古老的重要建筑的压力。曾经延缓了私人建造住宅和公寓的同样的力量也令在城市里建造可能造福于整个城市和社会的超大型建筑变得更加困难。
在发展中国家,管制过严的情况甚至更加严重。在快速发展的地区(比如孟买),对于高度的限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它迫使人们水平式地拓展,而非垂直式的开发,从而加剧了交通拥堵。孟买或任何正在发展之中的超大型城市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阻止开发优质耐用的房地产的规定。城市是摆脱贫困的途径,阻止城市的发展会让发展中国家陷入人为的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