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发展得益于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的中心,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则得益于它们的地缘优势,即在政治上独立于它们周边的大国。通过给企业提供一个比周边国家更好的政府,同时公平地实施鼓励投资的法规,它们取得了成功。它们的政治制度吸引来了让它们成功的人力资本。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后,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到了1965年,奉行禁欲主义、崇尚科学知识的李光耀与追求享乐、实行贵族政治的马来西亚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新加坡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
作为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李光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该国的国土面积为217平方英里,人口为190万,但没有大自然赐予的粮食或淡水来源,而且周围还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巨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事实证明,在没有农业用地的情况下,一座城市依靠自身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实现繁荣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展示了非常聪明的人们高度集中之后、在一个能力出众的公共部门的庇护下实现创新和发展的非凡能力。李光耀实现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与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之间的并不协调但非常成功的融合。他继承了莱佛士对家长式统治的偏好:对储蓄给予补贴,对人们的吐痰等不当行为给予罚款,对酒类课以重税。对于通过吸引外国赌徒来到一座新建的大型赌场以获取盈利,但它不鼓励本国公民参与赌博。
新加坡也十分注重教育。新加坡的产业政策似乎比日本更加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李光耀发挥的是教育家而非风险资本家的作用。通过将人口先后转移到服装生产、电子和生物制药等行业,李光耀推动他们去学习新的技术。
新加坡的成功则证明,土地面积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城市国家的繁荣兴旺并非仅仅因为它缺少土地,但也许恰恰是因为它只有如此狭小的空间。正是由于新加坡只有如此之少的自然资源,李光耀才不得不采取合理的政策来吸引国际资本。现在有大量文献表明,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往往会对国家造成伤害,因为它为腐败、无能或破坏性的政客与政策的持续提供了条件。
李光耀明白,来自第一世界的投资者需要的是法治,而非私下的贿赂。于是,他投其所好,让新加坡摆脱了第三世界。李光耀维护司法的独立。为了确保官员们的诚实正直,他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为他们提供了很高的薪水,并对他们的不当行为施以更重的处罚。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法治一直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其港口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世界银行认为,新加坡拥有全球最好的贸易和运输物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法治有助于吸引外国人把他们的技术带到新加坡来,而且通过维持一个一流的机场和国家航空公司,新加坡为他们前来投资提供了极大方便。
新加坡人口密度居全球第二位,但新加坡的街道是非常通畅的,因为它在1975年采取了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方式。李光耀最初设计的非常简单的系统已经过了不断的改进,今天遍布全城的收费拱门采用了电子收费的方式。每一辆汽车必须配备一部与一个资金账户绑定的电子应答器,因此,在这座人口密集的亚洲城市里驾车是很方便的。
新加坡的街道是安全而整洁的,通常都是绿树成荫。李光耀认为,狮城只能通过向高空发展来保护它的绿色空间。截至2009年,新加坡共有42座高度在490英尺以上的大楼,是伦敦或巴黎的3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