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化1.0发展模式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向城市化2.0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沈韬从历史背景和内外部条件出发,阐释了城市化1.0的运转规律与信用源泉,并提出在向城市化2.0模式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2年修改的《宪法》第十条确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沈韬认为,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1.0的最初历史背景和前提。进入九十年代,一系列内部改革加速了城市化1.0的步伐:1994年分税制改革,央地财权重新分配,导致地方政府失去重要税源;1998年商品房改革,使得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外收入;2003年招拍挂制度改革形成了卖方市场,“土地财政”不断完善。
外部条件方面,1994年汇率改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并与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2002年中国加入WTO,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市场。中国加入到1980年代开启的跨国企业产业链全球化进程。而中国干部科层制和GDP的KPI考核,使得城市领导班子CEO化,也是城市化1.0模式的重要制度支持。
在历史背景下,城市的内在动力配合外部需求,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1.0进程,沈韬认为,这当中形成了三条经济运行逻辑:
① 地方政府高价出让商业用地来补贴工业,工业土地价格远低于平均,这一变相补贴为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资本第一轮循环);
② 政府的出让金成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资本第二轮循环):住宅成为融资工具,回报=城市未来服务流的贴现;
③ 企业主体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就业,在宏观上体现为出口创汇并积累基础货币(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循环)。
在沈韬看来,城市化1.0的运转规律,核心就是土地。资本确权使得土地拥有了融资与提供信用的基础。土地作为“资产征税权”媒介,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土地之上的实体经济,凭借巨大的外部市场、低成本而训练有素的庞大劳动力、固定汇率和工业补贴,使得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金融上,1994年的汇改,本质上将人民币发行信用等同于美元,巩固了城市化1.0的货币信用基础。
这些促使城市化1.0模式获得巨大成功的内外部因素,在今天也作为问题即将撑破天花板。内部来看,2018年税改使得地方失去了营业税,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税源;住宅土地的高价出让(高房价)已经难以持续;基础设施日渐完善,资本性支出逐渐到头;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内需不足(用工荒vs就业难)同时存在;户籍改革,面临持续性的、巨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成本。
外部条件,200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逐渐升值,并由固定汇率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逐渐失去美元货币锚;2018年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外部市场难以继续增长,也使得跨国企业产业链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迹象(华为、中兴、海康威视)。
针对以上城市化1.0的问题,沈韬总结了向城市化2.0转型中待解决的五大问题:
① 形成人的城市化,超越“空间的城市化”。这表现在近两年各地出现的“抢人大战”,人才战争下的模式转型已经进入倒计时。
② 城市收支革命。要构建城市可持续的现金流收入与指出,从土地财政+营业税模式,转向所得税+财产税的可持续收入,支出社会福利与保障,促进消费。
③ 提升居民收入,扩大内需。减小“剪刀差”,经济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型,改善劳动资本要素比。
④ 提高制造业效率,助推人民币升值。这同时需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
⑤ 构筑人民币新的信用之“锚”,与新时代产业链全球化。建立新的资本信用,可以从习惯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确权”与金融创新中获得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