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自下而上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推动机制
顾 强:
第一,智慧城市不仅仅是硬件,也不仅仅是新基建,核心在于基于应用场景的科学决策和精准服务,而非流于外部形式。
第二,智慧城市不仅是城市管理者的治理工具,更应该是居民自主管理的平台,核心是要解决利益相关者在整个城市的利益平衡问题。
第三,智慧城市不仅需要中心化的城市大脑,更需要去中心化的各类“大脑”,是一项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
话题二:重视智慧城市顶层规划的基本逻辑
郑爱民:重视“三个三”协同。
一是“三个空间”相互协同,即物理空间规划,网络空间规划,社会空间规划的协同。这三个空间目前正在向融合方向发展,没有信息化之前,主要是物理城市和社会空间规划,现在加入了网络空间,其作用正在慢慢加大,因此未来城市的规划,应该是这三个空间规划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必然带来规划组织结构的变化。
二是“三个域”的结合,即物理域、信息域和知识域的结合,三个域的最上层是社会空间的人。目前,我们对物理域的考虑较多,也探索了一部分的信息域,但对知识域的研究比较少。信息域中的大数据虽然能解决某个领域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全局性的问题必须依靠人来决策,而这种决策一定在知识域里面产生。目前智慧城市规划人员大部分是搞信息系统出身的,希望通过技术驱动政府或者社会的变革,但是本身对城市本体的研究不够透彻,虽然在学习,但理解还是很有限的。
三是“三化”统筹, 即公共服务便捷化、城市治理精细化和基础设施智能化,能够将这几个方面统筹考虑清楚,这才是智慧。
最后,“城市大脑”要用开放性、环路性和协同性的原则构建,做好这些,系统运转才会顺畅。
话题三:从实体经济的产业维度看智慧城市
程 楠: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的一种高级形态。智慧城市不能为了智慧而智慧,而一定是为了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如产业升级、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
从产业角度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将推动摩尔定律向制造业领域蔓延,带动整个产业的创新频率和活力提升。创新资源,合作交流,隐形知识的跨行业跨领域流动,有望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以智能汽车为例,依托庞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复杂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以及通信网络技术,传统的汽车制造业有望形成一个新的复杂的产业生态体系。智慧城市的产业生态将如同棋盘,呈现网络化的结构特点,需要同步推动组织体系变革,才能有力支撑城市经济发展。
话题四:数据资产的公共属性
任海霞:政府智能不仅是管理智能也是治理智能,初衷是让公众生活的更幸福。数据时代是将城市管理知识体系与新技术体系相融合的时代,数据智能价值的挖掘不是一个技术公司可以驱动和实现的,需要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知识的融合。
顾 强:数据是重要的资源和资产,需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提高数据开放度。解决数据开放问题,既需要市场机制,推动买卖双方可以达成交易,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数据的开放制度,明确哪些数据是可以开放产生社会价值的。
任海霞:数据资源的主导方是政府,数据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的确有可能形成大数据交易市场机制。由于当前数据交易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建立相关市场交易机制还需要过程。
话题五:智慧城市建设在物理城市和信息系统搭建中的“轻”与“重”
郑爱民: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工程,而是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个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跟技术及理念相关。智慧城市建设之“重”,体现在物理城市和信息系统的建设体量大、投资高,而智慧城市建设之“轻”,则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形态体现。如果政府能将数据用好,实现跨领域共享,将某些主题进行融合,就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例如,城市感知是一个重量级的投入,如果能统一信息交换的方式,让每一个业务领域的纵向感知信息收集变成横向信息汇聚,将会为城市治理提供有力支撑。这看起来很轻,实际上是举轻若重。
话题六:第三方组织是推动智慧城市跨领域产业协作的重要力量
程 楠:从产业角度看,智慧城市的交叉性很强,非常需要跨领域协作。现在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越来越紧密,未来的产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集中在创新活力上,创新特别需要交叉融合各方共同发力。
实践中,过去一直强调的高校、企业和政府三螺旋模型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差强人意,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在创新过程中提升第四支柱组织,即独立非盈利的服务组织,这种组织的核心要义就是加强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包括国内外合作、业务合作并代言城市和产业集群开展宣讲。
推进智慧城市交叉跨领域协作需要高度重视第四支柱组织作用,加快培育这种组织可能会成为今后形成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