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在18世纪以前对欧洲造成过多次的灾难性打击。尽管早期针对疾病的公共卫生行动基本上仅限于隔离,但越来越聪明的城市人正在逐渐获得遏制瘟疫传播所需要的知识。如约翰·斯诺从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他最伟大的成就来自于:在1854年霍乱爆发时,他观察到了霍乱致人死亡的方式。通过研究霍乱的分布地点,斯诺发现,某一个水泵成为了这次霍乱爆发的策源地。附近喜欢喝麦芽酒的人仍然很健康,酒精具有杀死水生细菌的能力,它长期以来帮助城市居民远离了疾病。
这口水井似乎受到了附近一个粪坑的污染,那个粪坑里存有被污染的粪便。在斯诺让人将那台水泵的手柄移走之后,这场霍乱慢慢地平息了下来。斯诺并未完全搞清楚霍乱的细菌来源,但他正确地判断出这种疾病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斯诺的研究为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即城市必须提供清洁的饮用水以确保城市人口的健康。斯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我保护性的城市创新的例子,即城市能够获取解决它们自身面临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
当黄热病于1793年和1798年席卷美国的城市之后,费城和纽约决定向它们的市民提供没有被附近的粪坑污染的水。最终,费城走上了公用事业的道路,尽管建设和运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最初的预计,但费城最终拥有了一个功能完善的公用系统,其水源来自斯库基尔河上游。纽约则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但它试图节省金钱的举措意味着清洁的饮用水要在几十年之后才能到达曼哈顿。
许多地方实行私营供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存在着两个潜在的问题。消费者无法方便地核实他们的饮用水的质量,这意味着供水公司是有机可乘的,它们可以在不影响销售的前提下节省自己的成本。即使一家私营的供水公司可以确保它提供的水是清洁的,但消费者并非总是愿意或能够为保证这种清洁处理的有利可图而支付很高的代价。
在比较富裕的经济环境下,这两个问题往往并不存在,可以认为那里的人们会为了饮用水的清洁而支付较高的费用;而且一般来说,可以认为那里的供水公司会提供符合健康标准的饮用水,尤其是考虑到若非如此,它们可能会面临诉讼的风险。但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年代,即使非常富有的市民能够派仆人到住宅区去购买新鲜的水,但这个市民肯定想得到,居住在较为贫困地方的人正在使用更加便宜和污浊的商业区供水。尽管他们非常谨慎,但不清洁的水仍然可能会杀死这位富翁或他的家人,因为全城性的瘟疫可能会从那些贫穷的地方开始,并通过廉价和污浊的供水传播开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性,即某一个人的行为未经自愿的交易而对另外某些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外部性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供水也不例外。
由于曼哈顿公司未能解决纽约清洁饮用水的问题,水生疾病一直在反复地出现。
最后,纽约市采取了费城的模式,为公用供水事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1896年,美国有大约1,700个公用供水系统,市政府用于供水方面的开支相当于联邦政府用于除军事和邮政服务以外的所有开支。城市水务领域的投资大大减少了由于伤寒和其他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清洁的饮用水甚至减少了那些由于并非通过供水系统传播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