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车公司放弃了创新而专注于大批量的生产之后,他们再也看不到把工厂设在这座城市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了。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是激发新思想的理想场所,但并不是生产数百万辆T型汽车的理想之地。
1917年,福特开始在位于底特律上游的迪尔本郊区建设他的里弗鲁日工厂。他建造了一片拥有93栋建筑的厂区,车间面积达700万平方英尺。里弗鲁日拥有自己的码头、铁路和发电厂,原材料可以在单独的一栋建筑里变成汽车。
福特的里弗鲁日工厂开始了郊区化生产的进程,轿车使得美国人能够到偏远的郊区去居住,从而离开城市里的有轨电车或人行道。卡车使得工厂可以搬迁到远离铁路线的地方。在轿车和卡车的共同帮助下,对空间有着很高要求的人和企业可以离开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其他地区也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全球市场,纽约和底特律曾经凭借着它们的港口和铁路货场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它们开始出现了衰退。
随着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成本效益原则促使人们在成本更低的地方设立郊区工厂。与此同时,随着汽车的普及,原来围绕着火车和电梯建设的城市似乎已经过时了。
随着《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在1935年的通过,解雇罢工工人变得更加困难。允许成立封闭式企业,即工会和企业同意某一企业中的所有工人必须加入该工会。在这种封闭式企业中,要想雇佣没有加入工会的破坏罢工者是不可能的,从短期来看,工会的强势给纽约的服装工人和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带来了更高的工资,但这些工资最终促使资方放弃了这些城市。(成本增加了)
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推动了阳光地带的工业化,同时也损害了底特律和纽约等北方城市。该法案允许各州制定保护非工会会员就业权利的法律,禁止成立封闭式企业。在通常位于南部地区的保护就业权利的各州,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因为企业总是可以找到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企业逐渐开始转向保护就业权利的各州,迁出了美国较为古老的工业地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汽车工人联合会要求三大汽车公司提高工资之后,增加的成本大部分被转嫁给了消费者。汽车公司的利润非常可观,它们甚至可以承受全球最高的劳动力成本。当然,汽车公司决不会放弃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州开设新工厂的机会,这正是底特律甚至在汽车工业开始衰退之前已经出现人口下降的原因。虽然城市制造业的衰退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在成本较低的地方生产产品会让普通人在购买这些产品时少掏腰包——但它的确对全球的工业城市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第四节 为什么会发生骚动?
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城市直接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是,负面冲击也导致了间接的后果,如社会动荡和税收减少,这些可能是同样有害的。工业城市的衰退是20世纪60年代犯罪激增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也是日益无能的政府一心只想着避免破产的背景。
尽管没能够阻止制造业离开他们的城市,但他们是无可指责的——经济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衰退、不断提高但未能实现的预期,以及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失败。
不论是底特律还是纽约,城市改造可能已经用光彩照人的高楼大厦代替了惨不忍睹的贫民窟,但并未真正解决城市衰退的问题。底特律拥有大量的建筑,它不需要再建了。底特律真正需要的是人力资本:像福特和杜兰特以及道奇兄弟一样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可以开创一些新的产业,在价格已经很低的地方投资大楼而非人才可能是最近60年以来城市政策的最大失误。
底特律的非洲裔美国人卷入骚乱。原因是他们一直承受着全部从南方招募来的白人警察的野蛮虐待。数十年以来,他们一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汽车行业中的白人工作岗位之外;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通常要么工资很低,要么工作条件很差。
非常恐怖的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喜欢挑起骚乱。那些骚乱对美国的城市、尤其是对城市里的非洲裔美国居民造成了极大损害。归根到底,骚乱者烧毁的并不是白人位于郊区的美丽家园。这些骚乱以及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文明已经远离了这座城市。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许多可以离开底特律的人真的离开了。(经济的衰退,激化了矛盾)
第五节 城市的复兴:1970年之后的纽约
早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每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都出现了基本相似的衰退。由于支柱型产业的萧条,纽约和底特律显得步履蹒跚。当底特律还在继续衰退的时候,纽约实现了复苏。
关于纽约的复苏,存在着很多种解释。纽约复兴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精神的增强,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2008年,这个被美国统计局有趣地称为“证券、商品合同和其他金融投资及相关活动”的领域共计向员工支付了超过786亿美元的薪水。纽约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传统,而这促进了小型服装企业的发展。而纽约的服装工人则教育他们的孩子要敢于冒险。
长期以来,城市创造了知识的爆炸;在这里,一个智慧的火花会激发很多的火花。20世纪末,纽约金融业的发展也不过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创新的鼓励——对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加以量化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向投资者出售风险更高的资产变得更加容易,包括垃圾债券和按揭证券在内;它反过来又使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为成为了可能。
如果发挥19世纪的底特律所拥有的传统的城市优势,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小型的企业家,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创造性互动,城市是可以实现复兴的。但支撑20世纪末的底特律的是单一产业,三大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雇用了数十万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这是一个多么不利的组合啊!
大型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从短期来看也许是有效的,但它们无法形成充满活力的竞争关系和新的创意,而这些恰恰是城市的长远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底特律已经扼杀了鼓励成长的多元化和竞争机制。与此同时,不断下降的运输成本使得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能更容易地将它们的汽车销往美国市场。
第六节 科尔曼·扬的义愤
底特律的衰退更多与经济而非与政治有关。但是,对这座城市衰退所作出的政治反应只能是雪上加霜。纽约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所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在地方层面上结束社会不公的梦想。科尔曼·扬长期致力于为黑人争取权益。他推动通过了限制种族隔离的开放住房法律,还帮助通过了底特律的第一部所得税法。科尔曼·扬的所得税方案的直接后果是:向富人征税,用于资助那些向穷人提供帮助的服务;其间接后果是:鼓励较为富裕的公民和企业离开这里。
在一个像底特律这样的经济不断衰退的城市里,不论当地善意地出台何种调整收入再分配的政策,都很容易因为促使较为富裕的企业和人口离开这里而弄巧成拙,其结果只能是穷人受到进一步的孤立。
第七节 科利效应
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公民“用脚投票”的能力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带来了某些与公司竞争一样的好处。但是,美好的前景总是面临着现实的局限性。正如科尔曼·扬和底特律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投票人的摇摆有时可能导致邪恶的政治刺激,从而让政府变得更加糟糕。当波士顿诞生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市长詹姆斯·迈克尔·科利之后,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科利效应”。
科利效应说明了种族政治的危险性,尤其是在那些人们很容易离开的城市里。如果较为富裕的美国人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波士顿的经济将大为受益。但科利却要想方设法地赶走他们。
经济繁荣的流动性限制了任何一座城市的政府扮演罗宾汉的能力,富裕的人可以相当容易地离开陷入萧条的、不断衰退的城市。底特律的中产阶级通过迁往郊区的方式摆脱了科尔曼·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