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Postman,1997)。互联网时代兴起了一个又一个传播新浪潮,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都曾一度成为重构社会传播秩序的里程碑式媒介,然而大部分新的互联网网站与应用,也还是围绕着城市文化和城市用户展开。而“快手”则是在以亿为用户人数单位的互联网应用中,少有的在二线城市以下乃至乡村拥有主体用户的现象级产品。
“快手”诞生于2011年3月,最初叫作“GIF‘快手’”,是一款制作和分享GIF图片的手机应用。“GIF‘快手’”从2012年起开始运营短视频业务,并于2014年更名为“快手”。截止到2017年11月,“快手”用户已超过7亿,而日活跃用户也达到了1亿。“快手”的用户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多元,尤其是呈现了大量的乡镇、农村景观,是过去的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具有大众传播规模的平台所没有的。
“快手”的“另类”成功,跟网络直播这一视频方式的兴起密切相关。借助视频甚至UGC视频的形式进行传播的民俗文化此前并非没有,但效果有限,而网络直播有几大特征更契合民俗文化的呈现。
第一是网络直播的现场感。大部分的民俗文化都有很强的在地性和日常性,当其成为一部经历了前期后期加工的视频作品时,就失去了部分生活的鲜活时空质感。而直播的方式,具有较强的在场感和真实感。根据一位研究者的问卷调查显示:“79%的人认为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观看视频比其他渠道观看的可信度更高……网络直播平台在内容的表现上,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对物质世界的复原。”(续蔚一,2016)
第二是网络直播的贴近性。“在网络直播中,寻求认同心理是一种构建主体性的重要方式,能够提高归属感,包括同一种方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环境、相同的职业等”(续蔚一,2016)。“快手”用户的重要入口即是同城,即提供了寻找具有心理贴近性的直播内容的路径,而民俗文化本身也具有地域、方言等文化贴近性的特征。
第三是网络直播的互动性。“相比单纯的文字、图片、视频,网络直播拥有更深入的交互体验与在场参与感。比如,用户乐于运用趣味性极强的虚拟道具作为礼物,通过这种符号化的方式表达观感和情绪,满足个人存在感和虚荣心,并心甘情愿为虚拟物品买单”(严小芳,2016)。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可以一定程度上营造民俗文化现场的参与感,如弹幕、评论、送礼等犹如是互联网上的叫好、起哄、鼓掌等现场氛围的变体,这也是非直播型视频内容较为缺乏的。
在诸多提供直播和短视频的网络服务中,“快手”的算法独树一帜。“快手”并不以排行榜、头部用户等进行议程设置,而是只基于普通用户的使用偏好进行推送。“快手”的算法,有意无意之间催生了乡村传播中的一种替代性媒体。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相对主流媒体而言。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替代性媒体具有促进信息公平流动、赋权弱势群体、创造社会平等的文化和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功能”(戴文红,2007)。
“快手”为传播秩序中处于边缘的乡村提供了一种自我表达,并且通过视频社交的方式形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由此城市中心主义的传播图景中出现了乡村文化表达的群体。虽然由于其与城市文化景观和惯常的大众文化景观相去甚远,导致在舆论中毁誉参半甚至被污名化,但它确实成为农村影像、农村媒介的重要一环。
这种赋权的、参与式的、个人化的媒介,也为民俗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有研究者将“快手”的视频内容分为七个类别导向,“技艺”导向便是其中之一(刘星铄、吴靖,2017)。本文访谈了五位使用“快手”直播的民间艺人,试图寻找到这一新媒介形式对于乡村文化传播和民俗文化传承的意义。五位受访者都是从事某种民俗文化的艺人,包括皮影戏、说书等类别,年龄分布在46岁到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