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的亚瑟·丹尼,当然没有机会读到我们经典的《城市规划原理》,估计也没有可能得到管子的真传。设想如果他知道新城选址的厉害关系,一定会避免低地选址城市的弊端,不让西雅图的居民,饱受抽水马桶喷发和被海潮溺毙之苦。
亚瑟·丹尼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城选址,既是城市规划这一古老行业的“小问题”,也是涉及天量公共投资、城市安全和公众幸福的大问题。一旦出现差错,代价极大。就新城选址的重要性而言,我们可以说,管子的一句话,或许就能为新城开发,节省数以千亿计的资金,
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在诸多方面,都有着远远超越亚瑟·丹尼的优势和便利条件。在专业基础上,他们受过《城市规划原理》的熏陶,至少知道在新城选址时,应把洪水淹没线,作为选址的基本约束条件。
在技术手段上,他们已经成为用AI、无人驾驶、大数据、机器学习和现代工程技术手段,武装到牙齿的“钢铁侠”。
最为重要的是,“钢铁侠”们大都亲历了近几十年,中国史诗般的新城扩张,其规模、数量和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他们主导或参与过的新城选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足以傲视全球的同行。
正因为如此,面对如此大量的样本和经验,中国的规划学界,有理由站在古人智慧的肩膀上,心怀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敬畏,将新城选址,作为既基础又重要的课题加以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