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2-0035-11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207a
【作者简介】
武前波 (1979-),男,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小城镇城市化协同创新中心,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张露茗 (1991-),女,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俞姝姝 (1990-),女,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修改日期】2018-01-18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2期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6YJAZH063)。
精彩导读
【摘要】基于城市消费设施环境塑造的视角,选取杭州近郊区3个典型社区开展调研分析,从中发现城市中微观尺度的社区设施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对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吸引聚集,这既是由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空间的快速扩张,也深受公共设施的市、区二元供给体制的内在影响。在3个近郊典型社区中,以教育医疗文体为核心的公共设施供给状况不佳,并呈现出社区之间的差异性,其中以相对独立的规模型、开放式的良渚文化村社区供给状况较好,封闭式、分散化的江南春城较差,除了地方政府供给体制的影响因素之外,这与各个开发商的建设力度、社区居民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最后分别基于城市空间规划、郊区公共中心建设以及开放式社区设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并强调要在制度体系方面协调好地方政府、开发商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由此兼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更好地吸引知识型人力资本和信息技术型产业的聚集,提升城市生活环境的综合竞争力。
【关键词】知识经济;大型社区;消费设施;近郊区;杭州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MENITY IN LARGE COMMUNITIES IN THE SUBURB OF HANGZHOU AT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ABSTRACT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haping of urban amenity, the paper selects three typical communities in the suburb of Hangzhou to carry out survey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at medium- and micro-scales has lagged far behind, which restricts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based human capital. It is the result of bo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use and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ual supply system of public facilities at municipal and district levels. In the three typical communities, public facilities for education, medication,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are in deficiency, and there is a disparity between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conditions in Liangzhu Culture Village that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 certain scale, and open are better; while it is bad in Jiangnanchuncheng where is enclosed and in dispersed distribution. Apart from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pply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efforts by developers and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in aspects of urban spatial planning, construction of suburb public center, and design of open community, with the emphases laid upon coordinating different interests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and residents to realiz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attract knowledge-based human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knowledge economy; large community; amenity; suburb; Hangzhou
引言
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意阶层、消费城市理论均开始关注于如何塑造良好的城市社区环境,以吸引人力资本及其创新产业入驻,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北美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指出,社区的消费设施或舒适物(amenities)环境能够影响区域增长与发展,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生活便利设施有利于吸引创意群体[1]。爱德华·格莱泽等认为,以纽约、旧金山、波士顿等为代表的复兴后的高密度城市,都具有蓬勃发展的信息经济产业,以及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同时拥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建筑物环境,并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消费设施及活动,带动了以高技能、知识型与高收入为核心的人口结构的浮现[2]。其中,良好的城市生活氛围或消费设施环境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消费型服务或产品的多样性与丰裕度,诸如特色餐馆、剧院、画廊等,对教育水平较高且相对富裕的工作者吸引力较大;二是审美化的物质环境和温度适中的地点,如建筑风格与城市气温;三是良好的公共设施,高质量的学校和低犯罪率对高等教育就业者具有较强吸引力;四是可达性或速度,能够保证在较短的时间内上下班通勤或享受到消费型设施服务。
格莱泽提出“三个均衡”机制理论来解释城市发展进程,即收入、人口和专业化可以通过自动调节机制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其中,人口多寡由开发商或建造者均衡机制来决定,人口数量、住房供给和土地开发相互制约;工资收入和就业岗位由企业均衡机制决定,其生产水平受技术因素影响,收入水平受到就业、人口增长乃至建造者机制的制约;个人或家庭对城市生活环境的选择偏好相对灵活,但受制于地方工资水平、人口压力及便利设施容量的影响[3]。上述3个循环均衡过程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结构性机制,并在不同区位或类型的城市中表现出来,由此可以解释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以及东北部城市与“阳光带”城市的变迁过程。弗罗里达等的经验分析表明,审美化的优良环境(beauty and aesthetics)是城市社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生活消费设施在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如稳固的经济基础、高质量的教育设施和良好的社区关系网络[4]。同时,他们通过美国50个州的28000个社区样本调查发现,在影响人们迁移及入驻城市社区的主要因素中,完美(beauty and physical)的地点需求因素,如户外空间、娱乐设施、文化设施及社会关系等,胜于城市社区的经济环境状况和个体特征,如就业机会、收入、技能或年龄。究其原因,在经济与心理两种不同影响因素中,人们愿意以高成本支出甚至低收入预期,来换取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或高价位的住房,而社区环境设施缺乏的地区会促使人们逐步迁出[5]。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包括各类产业园区或开发区,由此也推动了边缘新城及生活型社区的逐步出现,近郊大型封闭社区的崛起是我国城市郊区化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区住房价格日益攀升,以及住房空间的相对紧缺,近郊区大型社区成为房地产开发商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城市居民择居和迁居的重要目的地,既包括追求社区居住环境质量的高收入群体,也涵盖为选择较低房产价格的中低收入阶层,其共同特征表现为均属于中青年知识型群体。另一方面,与中心城区相对应,近郊区大型社区的外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尽管容纳了大量新增城市人口,但在公共设施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较短缺。这是由于受城市财政空间配置的不均以及市县(区)行政体制的分割,由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设施严重落后于地产商的开发进度,发育度不高的边缘新城影响了城市居民的迁移速度,也制约了城市近郊区生活环境的改善升级。当前在城市社区尺度上,已经出现了郊区大盘、巨型社区、大型社区等概念及其相关研究[6-8],一般是指占地规模较大的住宅社区,甚至可超过三四平方公里,如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亦庄、望京,广州的华南板块,研究内容主要着眼于日常通勤行为、郊区大盘形成机制以及郊区社会空间构建。
当前杭州正处于由传统经济向信息产业经济转型期,人口数量由2010年之前的快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增速,2015年以来又出现新的迅速增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多个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9]。一方面,这意味着城市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增长将逐步减缓,人口结构开始转向以知识型人力资本为主,那些具有消费设施环境优势的中心城市对后者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打造良好完善的城市社区环境,以满足新时期知识型人力资本的日常需求,进而推动城市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深入了解杭州近郊大型社区的设施环境建设状况,本文选择杭州未来科技城的3个典型社区进行调查分析,通过构建社区“乐活指数”对各类公共设施进行综合评价,为城市生活设施环境改善提供借鉴参考。其中,杭州未来科技城属于中组部海外人才引进基地和全国四大未来科技城之一,空间规划范围涵盖余杭区部分边缘乡镇或街道(余杭、仓前、五常、闲林、良渚等),以著名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总部及淘宝网为代表的多家信息型企业已经入驻此地,有大量员工生活居住在本文所选择的调研社区之中。目前,该科技城还拥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互联网梦想小镇、人工智能小镇等省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其新城CBD、公建中心、轨道交通、各类公共设施乃至杭州西部高铁枢纽站、通用机场等都正在投入积极建设,属于典型的知识经济产业和人力资本集聚区。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结合《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相关要求以及初步调查结果,将郊区大型社区范围内居住区级及以下的配套设施和其周边区域内的大型公建配套设施纳入研究范畴,即消费设施,针对此次调查重新设置分类框架。根据消费设施性质将六类配套设施进一步分类,形成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基础设施三大类,其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与混合型供给。其中,商业服务类设施依据与居民生活的密切程度及供给主体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为必须型、调配型、引导型、改善型四类(表1)。
▲ 表1 | 社区消费设施类型
Tab.1 Types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amenities in community
资料来源:根据城市公共设施配套标准分类进行修改调整。
本文设定“乐活指数”作为配套设施的评价指标,定量测评郊区社区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乐活,由LOHAS音译而来,意为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强调健康、快乐、便捷的生活,与消费设施环境拥有一定的共性。若将此概念衍生至社区,对于郊区居民而言,优于市区的自然环境利于其健康生活,但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导致其快乐程度下降且居住持续性不强,不利于良好的城市生活氛围形成。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法及结构式访谈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综合性分析,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体系,适当引入了“地租理论”模型,力求解释杭州市近郊社区公建配套设施供需的影响机制。
2.2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区域位居杭州西部未来科技城CBD的5~10km范围以内,距离杭州市中心14~20km,包括万科·良渚文化村、金成·江南春城(含竹海水韵、白云深处、庭院深深、闲林山水)和绿城·翡翠城3个大型社区(以居住区为中心4km范围),分别属于良渚、闲林、五常3个相邻的乡镇街道。3个大型社区的开发模式分别属于开放式生活小镇、分散式封闭社区和独立型生活社区,居民入住率在85%以上(表2),三者建设规模差异较大,从93hm2到667hm2。2013年3-5月笔者开展了近郊社区的深入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所选3个社区的各类配套设施,以及地方居民、商铺经营者和社区管理者。其中,问卷发放共计390份,有效问卷366份,有效率为93.8%(表3)。同时,2014-17年笔者针对3个大型社区进行了持续性追踪观察,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居民仍然以杭州主城区就业为主,但工作在未来科技城的居民日益增多,社区入住率也得到相应的提升,社区配套设施特征基本符合前期问卷调查的相关结论。
▲ 表2 | 社区基本概况
Tab.2 Basic profile of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访谈获取相关数据。
▲ 表3 | 调研问卷统计
Tab.3 The statistics of survey questionnaire
社区消费设施总体评价与分析
3.1 总体评价结果
根据大型社区建设现状,本文将其消费设施分为3大类,11个中类,35小类,在此基础上选用主客观两项指标,对每一小类进行定量评价。首先,居住区常用配套设施均有其规定的服务半径或人口指标,参考《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郊区大盘配套设施客观指标评分标准。其次,结合居民问卷调查统计得到的设施满意度、需求度及使用频率,利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别将3类数据归类并赋值,得到待建指数。其中,满意度越低,需求度越高,使用频率越高,待建指数越大,待建指数与满分的差值即为主观指标得分。由于各类设施对于居民生活的必需程度不同,因此采用均值权重并不科学,故对其一级指标及商业服务类构建判断矩阵,进一步得到指标权重,最后计算出3个大型社区的各个细分指标综合得分,即乐活指数(表4,图1)。与国外城市研究中的消费设施相比,本研究的乐活指数更多注重于基本服务设施的评价,而当前国内知识型人才聚集更多是由就业机会、住房价格、通勤状况等因素决定,当涉及到城市内部的迁居行为时,消费设施将会发挥重要的功能作用。
▲ 表4 | 社区“乐活指数”评价综合得分
Tab.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 of “LOHAS index” in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图1 | 社区的乐活指数
Fig.1 LOHAS index of community
从评价结果来看,首先,3个社区的乐活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良渚文化村、翡翠城、江南春城。由于3个社区分属不同的开发商集团,各个社区定位、建设水平、居民结构均有显著差异,如良渚文化村、翡翠城以中产阶层及富裕阶层为主,入住率、社区档次相对较高;江南春城以高中低阶层群体为主,尽管也有不少排屋或低密度多层公寓,但富裕阶层入住率不高,物业服务水平较前两者略低。其次,乐活指数的平均值为5.64,低于满分10分,表明近郊区公共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再次,从三大类设施的乐活指数来看(图2),基础设施类最高,公共设施类最低,商业设施类居中。其中,交通、市政工程、必须型商业得分较高,教育、医疗卫生和调配型商业设施得分较低,说明各级政府在郊区化进程中注重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而对公共设施配套供给相对滞后。
▲ 图2 | 社区消费设施分项指标的乐活指数
Fig.2 LOHAS index of sub-indicators of community amenities
3.2 公共服务设施
3个社区的该项指标以江南春城较高,翡翠城较低,良渚文化村居中。其中,教育类设施以江南春城配置相对丰富,这是由同一个本地开发商金成集团在杭州城西郊区持续性开发出来的大型住宅区,比较注重引入或创办私立中小学及幼儿园配套设施,如合作建设搬迁于此的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创办城西金成少年宫、金成小学、英特小学及3所幼儿园。良渚文化村引入了市区的安吉路实验学校分部,属于九年制私立学校,并设立幼儿园1所。翡翠城后期在住宅区邻近配置了1所私立中小学,前期仅有1所幼儿园。
在医疗卫生、体育文化设施配置方面,以良渚文化村最优,江南春城其次,翡翠城较差。这是由于良渚文化村独立设置了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良渚门诊部,其他两个社区还在依靠4~5km之外的周边镇区卫生院,给居民带来生活的不便。同时,作为杭州近郊一个相对独立的开放式中高档大型社区,良渚文化村独立于良渚老镇区完全新建相关配套设施,包括良渚博物馆、美丽洲教堂、公共商业中心、美食广场、菜市场、运动场、公园等,成为郊区新建大型社区的典范,不但聚集了中心城区原居民及新增城市人口,也不定期吸引了大量外来游客。与之相比,江南春城设立了少年宫、文化园、社区会所等设施,翡翠城则以社区会所来满足居民的体育文化需求。在社区服务类方面,三者评价相差不大,主要依靠物业公司满足基本需求,这些物业公司也均是原开发商独立设置的分支公司,在后期社区服务上也有相应的质量保障。
3.3 商业服务设施
从整体评价得分来看,良渚文化村和翡翠城相差不大,江南春城较低。由于3个郊区大盘都远离市中心,周边配套不成熟,消费人群不足,制约了商业服务类设施的规模及品牌商业资源的进入,由此使得整体商业处于规模小、层次低、空置率高、商业存活性低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郊区社区的发育与成熟。其中,良渚文化村在必须型商业和改善型商业方面表现突出,如便利店、综合超市、菜市场、娱乐活动场所等;翡翠城的调配型商业和引导型商业较好,包括银行、邮政市政设施及娱乐文化会所等;江南春城相对较差。究其原因,良渚文化村和翡翠城的规划建设具有明显的开放式生活小镇特征,江南春城还属于封闭式大型社区,不利于外来商业及市政设施的引入。
从商业设施分项指标评价得分来看,必须型商业高于改善型商业,进而高于引导型商业及调配型商业。这是由于必须型商业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菜市场为例,除了良渚文化村设立了独立菜市场,其他两个社区以超市设点或临街摊贩为主,甚至当地街道办事处在江南春城一个大型社区对面的露天荒地中开辟出临时菜场。在改善型和引导型商业设施方面,目前还主要以社区会所场地及临街底商为主,尽管社区居民有各类休闲购物娱乐的需求,但由于郊区大型社区的独立性和分散性,难以形成规模集聚经济效应,既表现出各类业态供给不足的特征,也面临着商业不够景气的问题。在调配型商业方面,银行、邮政和电信网点主要以自主服务为主,并局限于特定公司或部门的分支机构,缺乏实体营业场所和多样性选择。
3.4 基础设施
该类设施乐活指数高于上述两大类设施。从3个社区评价结果来看,翡翠城略强于良渚文化村及江南春城,这是由于翡翠城与主城区最为临近,其道路交通和市政工程对接性相对较好。良渚文化村、江南春城远离主城区,主要依靠自我完善与修复,如良渚文化村具有开放式建设特征,内部道路交通较为完善,并引入了直达主城区的公交车,江南春城仍属于封闭式社区,至今未有公共交通开进社区,其市政工程对接性也较差。从未来杭州市地铁规划布局来看,良渚文化村、翡翠城均有站点设置,江南春城相对缺乏。若从设施分项指标评价来看,道路交通评价最高,这是由于郊区社区主要以私家车出行为主,每个社区开发前期均注重外部道路设施的建设,即使是一些明显的断头路或规划道路,开发商及地方政府也总能够在社区外围铺设完整。
社区消费设施供需的
影响机制与内在原因
4.1 基于社区居民视角
首先,从居民的择居行为来看,城市原住民将郊区大盘作为改善型住宅或非首套住房,其对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的考虑要高于设施配套不足问题,3个社区前期开发均以排屋、多层及高层的大户型住宅为主,顾客对象也是充分考虑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主城区居民,从良渚文化村的访谈中可以发现此方面的择居特征,部分属于改善型需求及养老需求(图3)。其次,从入住的居民年龄结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郊区大盘单价低于主城区是其择居原因,一部分属于改善型需求,不过多考虑设施配置不完善及子女受教育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市场的刚需群体或城市新增人口,短期内也不存在教育文化及医疗设施等问题(图4)。例如,3个社区的后期开发均以中小户型高层公寓为主,其市场销售程度较好,这部分群体入住率相对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比例大,具有就业未来科技城及主城区的倾向,也是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图5)。
▲ 图3 | 调研对象的月收入水平
Fig.3 Monthly income level of survey targets
▲ 图4 | 调研对象的年龄结构
Fig.4 The age structure of survey targets
▲ 图5 | 调研对象的教育程度
Fig.5 Education level of survey targets
4.2 基于开发商的视角
3个社区分别由万科、绿城、金成等开发商主导建设。其中,万科属于全国性开发商,其住房设计风格得到市场的相对肯定,这也是远离主城区的良渚文化村得到市场热捧的重要原因。绿城、金成均是杭州地方开发商,前者以高档、质优著称,在浙江省拥有大量热衷的消费群体,其在杭州各处已经开发出不少高档社区。后者则属于深耕杭州余杭区的郊区大盘,近10多年在主城区西部由近及远依次建设出4处大型封闭社区,并注重打造杭州城西社区完整的教育文化设施体系。上述三大开发商均具有消费设施供给的开发意向与规模实力,其建造郊区巨型社区的重要原因更在于土地价格低廉,并能够承诺地方政府自行完善公共设施特别是商业设施的相关配套。但在实践过程中,教育、医疗、文化等经济收益不高且具有公共性质的设施供给往往滞后,并以盈利为主的私立机构形式提供给社区居民,其评价指数也相对较低。
4.3 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3个社区均位居杭州主城区外围的余杭区,受2001年“撤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原因的影响,至今主城区和余杭区的财税体系仍各自独立,尽管社区居民以主城区户籍人口或就业人口为主,但公共设施配置要由余杭区提供,与杭州市级财政无关(图6)。在近10多年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余杭区特别是西部地带受益于毗邻主城区的区位优势,不间断地市场化转让其下辖街道或乡镇的大量土地,以获取丰厚的地方财税收入,而公共设施的供给仍然是基于传统镇区或街道的户籍人口基数,无视于一个个拔地而起和老镇区或街道相对独立的巨型社区,由此也造成了三大社区居民生活设施不完善的严重缺陷。同时,在公共设施配置步伐上,地方政府也滞后于社区开发商,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相互协调的供给机制,特别是针对具有公共性质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必备型商业或市政设施。
▲ 图6 | 调研对象的户籍所在地状况
Fig.6 Hukou of survey targets
4.4 社会空间综合分析视角
若将市区各级政府、开发商、居民作为利益主体,综合分析郊区大型社区消费设施供给不足的原因,从中发现这些公共资源空间不均衡问题即是社会利益主体矛盾关系的反映(表5)。一是调研社区处于杭t州和余杭的双郊区位置,既不临近市中心也不靠近区级中心所在地,并与所属街道或乡镇公共中心相隔离,这样有利于开发商以相对较低的土地价格获取成片的规模性土地,但存在着公共设施先天不足的重要问题,尽管如此也能够以性价比较高的住宅社区,获得市场消费群体的青睐。二是社区居民具有流动性,其就业地点或户籍所在地大部分位居主城区,由于考虑到住宅价格或住房环境的原因,致使城市身份所在地与城市生活场地产生空间错位,分割性的市、区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居民的职住分离问题,并倾向于将优质公共产品聚集在市级或区级中心,导致近郊大型社区设施环境进一步恶化。三是开发商成为大型社区公共设施的主要供给者,其公共产品的质量、档次、种类与设施经营的利润空间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由此会进一步排斥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性质的设施,商业设施则由于规模集聚效应不足难以充分供给。
▲ 表5 | 社区消费设施供需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Tab.5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on supply and demand of community amenities
4.5 典型消费服务设施案例解读
若以教育、医疗及文体设施为例(表6),首先,从杭州市的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设施均集聚在主城区或区级政府所在地周边,3个郊区大型社区明显处于边缘位置,这与市、区财政体系的空间分配密切相关,并受制于市、区的空间发展战略计划,致使郊区化更多体现于城市人口居住的扩散特征。其次,从调研社区的内外部设施分布来看(表7,表8),所在街道或乡镇集聚的设施数量与种类要多于邻近的大型社区,二者之间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隔离特征,不利于公共设施的共享共用,从中也可以看出郊区鲜明的二元景观结构,即大型封闭社区和传统街道或镇区形成对峙的格局。再次,从调研社区内部及邻近公共设施的辐射范围来看(表9),郊区大型社区面临着部分必需型设施短缺或辐射半径不足的问题,该类设施大部分都属于私营性质,其服务价格较高,对社区的中低收入居民群体具有明显的排斥性,进而强化了居民的社会等级结构。
▲ 表6 | 杭州市公共设施空间分布状况
Tab.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Hangzhou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查询及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 表7 | 良渚文化村及其周边消费设施分布
Tab.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amenities in Liangzhu Villag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 表8 | 江南春城、翡翠城及其周边消费设施分布
Tab.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amenities of Jiangnanchuncheng, Feicuicheng,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 表9 | 社区的教育、医疗设施覆盖范围
Tab.9 Coverage scope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facilities of research communities
结论与讨论
5.1 相关结论
基于杭州近郊大型社区消费设施的现状调研,可以发现其设施建设程度滞后于中心城区,尽管这些社区生活居住着大量外来新增人口,但却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最重要人力资本,也是近10多年来杭州新增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10]。郊区社区消费设施供给不足的深刻原因在于难以理顺的市、区相对独立的财税体系,这与国外发达城市郊区设施更为完善存在着较大差异,尽管这里的社区居民也是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迁居。面对中心城区日益高扬的住宅价格,无论是土地空间还是人力资本,未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都将转向郊区,郊区将成为大都市区新的城市中心或承载最多人口的生活社区。所以,市、区两级地方政府与其尽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新产业项目,不如全力打造舒适宜居的郊区生活环境,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和知识型信息技术产业聚集,从而提升城市空间的整体竞争力。
通过构建“乐活指数”对杭州郊区大型社区的消费设施进行评价,总体上来看,设施供给状况难以满足大型社区居民的充分需求,并以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等设施短缺问题较为突出。从3个社区的差异性来看,占地规模最大、公共空间较多、生态及生活环境较好的良渚文化村的乐活指数最高,开放式、集中型的翡翠城社区次之,封闭式、分散化的江南春城的乐活指数较低。一方面,这是由不同开发商的社区定位、建造档次、规划布局、业态配置等方面所决定,且与开发商对市区公共设施或基础设施资源的争取密切相关,如对市区优质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等设施的合理引进与空间开发,以及对地铁站点、公共汽车、市政设施的积极争取与导入。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社会结构也会影响公共设施的配置及其评价,包括收入水平、年龄状况、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其中,以中高等收入水平为主的富裕阶层社区一般能够承担起私营化消费设施的服务价格,设施种类及数量也相对丰富,乐活指数则较高。以中低等收入水平为主的社区居民往往难以接受由开发商提供的消费设施,甚至舍近求远利用由所在街道供给的服务价格较低的公共设施,其乐活指数也相应较低。
5.2 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西方学界存在着“产城人”逻辑关系的理论之争[11],如以艾伦·J·斯科特、迈克尔·斯托泼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创新型产业集聚对人力资本的吸引作用[12],批判弗罗里达、格莱泽以消费设施或舒适物环境氛围为核心的创意城市和消费城市理论,但他们都认识到21世纪大都市已经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认知-文化经济或审美化消费社会时期[13]。其中,良好的城市社区环境是吸引人力资本入驻的关键性因素。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顶级城市,以及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多伦多等信息技术创新型国际城市相比,杭州还处于城市经济社会转型与土地空间快速扩张时期,社区环境建设相对粗放,中微观尺度的社区消费设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这既是由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决定,也深受消费设施供给体制的内在影响。然而,无容置疑的是随着城市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技术型人力资本正在成为我国大都市社会结构的主体,能否为其提供充足而完善的社区设施环境,既有关于城市经济的增长效率,也涉及到城市社会公平问题。
基于上述系统分析,笔者提出以下相关政策性建议。首先,在城市空间规划上要优先考虑人口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特别是城市新增人口集聚趋势,能够保证各类生活设施布局跟随城市居民迁移或择居的趋向[10]。其次,近郊大型社区开发要尽可能与传统街道或镇区改造升级紧密结合,而非空间分离,并避免每个大型社区都新增一个独立的高等级公共中心,这样才能够达到传统与现代社区商业类设施的规模集聚效应,以提供档次较高、种类较多、可选择性强的消费设施。尽管以城市副中心或大型设施开发带动周边土地利用升值有其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充分提供中小型社区设施更有利于实现城市社会公平的重要目标,这也是弗罗里达在城市创意阶层研究中所强调的重点[1]。再次,郊区大盘的规划建设要选择开放式街区设计,能够将市政道路及市政设施积极引入到社区中,而非封闭孤立。同时应将低密度住宅和高密度公寓相结合,有利于吸引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入住,以增强社区生活的活力。在社区设施配置上,不能仅局限于相关规范所规定的基本服务设施,要能够充分考虑到21世纪我国知识型人才阶层的日常审美化消费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够在新一轮中心城市吸引人才的竞争中占据先机。
同时,在制度体系完善方面要能够协调好地方政府、开发商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第一,有效协调市、区、街道或乡镇的不同层级利益关系,近郊大型社区居民更多就业于市、区两级城市中心或重点产业园区,后者的财税支出分配要兼顾或惠及这些社区居民的生活场所,才能够保证城市安居乐业的理想目标。第二,明确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消费设施供给的相关责任,并能够争取二者的有效合作。由于大部分城市设施具有公益性,一般应由地方财政支付或负担,大型社区的设施供给具有特殊性,先期开发可由开发商承担,后期运营或维护需要地方政府给予相关支持或补贴,这样有利于发挥责任主体的积极性,有效降低设施的服务价格。第三,地方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三方主体要尽可能达成共识或相互信任的关系,地方政府能够优先考虑郊区社区公共设施的配置问题,开发商协助地方政府将市区优质公共设施积极引入或导入,社区居民团体或业主委员会充分发挥沟通桥梁作用,将社区居民现实需求进行正当反馈或诉求,把相关福利政策能够正面宣传落实。
( 致谢:感谢浙江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朱利亚、徐玲玲对本次调查研究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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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说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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