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2-0022-07
【中图分类号】TU9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205a
【作者简介】
许 皓 (1985—),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百浩 (1963—),男,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本文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8-15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2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代中国本土城乡规划学演变的学科史研究”(14BZS067)。
精彩导读
【摘要】中国语境下的Urbanization,因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不同译名,呈现多元的表述方式。新型城镇化等衍生词,则进一步丰富其表达。本文引入概念历史的分析视角,运用文献计量法,以波动频次与文本语境分析作为切入,追溯以上概念的起源与阶段性变化,考察概念演进的动因机制,目的是“以词为镜”,折射出中国城市化经验的某种独特性,理解其中历史逻辑,建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史;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HISTORY
ABSTRACT : In Chines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translation for the word “urbanization”. Recently,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d “new urbanization” and its derivatives have enriched such expre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histor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 starting with fluctuating frequencies and context of the word,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and gradual changes of the above concepts and investigates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evolution. Taking word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intends to demonstrate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experience,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logic, and establish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dushihua (urbanization); chengshihua (urbanization); chengzhenhua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任何一门现代科学都有一套特有的言说方式,我们将其称之为学科概念。自现代建立以来,为解决当时、当地的城市问题,曾建立不同的理论原型,形成相应的学科概念。这些概念是构成规划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
聚焦中国城乡规划学的基本概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Urbanization一词同时对应着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近期,新型城镇化等衍生词的涌现,则进一步丰富了其“概念族谱”。这一现象,似乎长期成为“心照不宣”或“不言自明”的常识。翻阅《基本术语标准》(1998),或是由于篇幅限制,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也被视为一种“对等关系”。当下,城市化研究似乎已相当深入,然而对于最为人熟知的学科基本概念,是否清楚地回答了呢?
实际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概念,很多重要概念的构词与含义,会随着社会变迁而经历不断变化[1]。Urbanization呈现的多元表述,也不是某一时刻的集中迸发,而是与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相伴而生。既有的以“语言学辨析”为主的研究成果①,由于缺少历史的、动态的考虑,而不能令人满意。基于此,研究引入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②的分析视角,追溯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及其相关衍生词的起源与阶段性变化,考察概念演进的动因机制。目的是“以词为镜”,折射出中国城市化经验的独特性,理解其中历史逻辑,从而建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联系。
研究方法与过程
1.1 数据来源
近代以来兴起的公共媒介,忠实地记载着历史进程中曾讨论的各类话题。中国语境下的Urbanization也不能例外,它们定会在公共媒介中留下印迹。相较于在海量“故纸堆”中逐字逐句的查阅,已被电子化、数据库化的公共媒介,为关键词挖掘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为尽可能全面地占有以都市化、城市化、城镇化及其相关衍生词为主题的历史文献,专业性的期刊、反映大众观念的报纸,均被纳入检索的范围(图1)。具体来说,期刊数据库包括:大成故纸堆(清末-1949)、中国知网(1979-2016)。报纸类数据库包括:《申报》(1872-1949)、《人民日报》(1948-2016)③。考虑到1949-79年间,仅收录《人民日报》并不能反映专业领域的使用,故将《建筑学报》(1954-77)、《城市建设》(1956-60)作为补充。
▲ 图1 | 研究过程
Fig.1 Research process
1.2 研究方法
在限定时间段内,一个基于大量文献的统计,能够呈现概念波动的历史图景。一方面,通过文献计量形成的历年“波动频次”作为定量(图2~图5),呈现不同历史阶段对不同概念的使用倾向;另一方面,将对“本文语境”的分析作为定性,为深入论证提供切入点(图1)。
▲ 图2 | 都市化、城市化历年频次波动(1923—78)
Fig.2 Fluctuation of frequencies of “dushihua” and “chengshihua” in years (1923-78)
Urbanization在中国:
四个历史阶段
2.1 “都市化”的初创④
“都市化”先于“城市化”出现⑤,但后者出现频率极低,因此“都市化”占据近代使用上的绝对优势。最早出现的“都市化”,载于1923年4月29日的《申报》。与今日认知显著不同,它作为形容词,形成“都市化美国”的表述方式。此后类似的使用主导了1920年代:相继出现“都市化的上海”“都市化的摩登习气”“姑娘不必太都市化”。胡适也曾发出感叹:“历史上未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大部分人民过着都市化的生活”⑥。此时的“都市化”,反映一般大众对都市生活,或新奇或抵触的个体感受,体现当“传统城厢”遭遇“现代城市”后,一种全新的景观体验。
有趣的是,对“都市化”的理解在短短几年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1933)一文指出:“与欧美相比,我国不过刚刚走上都市化道路”[2]。这里的“都市化”开始被视为一种需要严肃对待的现象。自此,“都市化”一词从文学性的修饰词转变为学术性的术语;与之相适应,它的主要舆论载体从公共生活的报纸,开始进入专业性的学术刊物。
学术议题的展开,是1930年代“都市化”出现频次处于较高水平的直接原因(图2)。这一时期稳定的政治局势、“黄金十年”(1927-37)的现代化计划,共同促成都市化学术交流平台最初的搭建。遗憾的是,抗日战争彻底打乱了学界的讨论,对“都市化”的关注被国家更为迫切的“国防化”取代。抗战结束后的1945-49年间,尽管都市化出现频次在“战后重建”主题下略有上升(图2),但面对专注内战的当权者,短暂点燃的热忱只能付诸东流。1949年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上至国家政策、下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显示出对旧有模式的全盘否定,“都市化”一词也未能幸免。
2.2 “乡村”与“城市化”的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首次出现“城市化”一词:“为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苏联开展集体农庄的合并运动与乡村城市化运动”[3]。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概念构词发生的显著变化:1951-60年间城市化的出现均与“乡村(农村)”相伴,形成“乡村(农村)城市化”的形式(表1)。
▲ 表1 | 构词形式的改变:乡村(农村)与城市化的融合(摘录部分)
Tab.1 Changes in the word 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village) and urbanization (the excerpted part)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究其原因,单独的“城市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是被否定和批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大百科全书》取消“城市化”条目;《苏联外来语》(1964)虽收录,却冠以“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现象”的注释[4]。在“冷战”格局下“以苏为师”的中国,“乡村”与“城市化”融合因此不可难免。
1958-60年间,“乡村城市化”的出现频次显著高于其他时段(图2)。如深入文本语境,它的出现常与“人民公社运动”相联系。在国家战略视野下,人民公社正在上演的“乡村城市化”,被视为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5]。与此同时,城乡规划行业也参与到这股实践浪潮之中:“建筑工程部区域与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地理系组成的百人工作组,以“乡村城市化”为原则与目标,分赴各地进行人民公社规划”[6]。尽管由此形成的“乌托邦”式方案,表达着国家与规划师们对乡村的希冀。但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这些规划最终只能化为“空中楼阁”,此后20年间“乡村城市化”的传播也近乎停滞。
2.3 “城镇化”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的持续追求取代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使得中国重回发展的正轨。这促使概念也能够卸下意识形态的包袱,停滞已久的“都市化”“乡村城市化”得以复归(图3)。观察发现,此时对二者的使用,分别逐渐被细化在某一领域与某项行动之上。就“都市化”而言,较多出现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就“乡村城市化”而言,某些时段集中的出现,仍延续其政治性话语的特征。如1995年建设部助推的小城镇建设“625工程”,即被称为“乡村城市化”试点。
▲ 图3 | 都市化、乡村城市化、城镇化历年频次波动(1981—93)
Fig.3 Fluctuation of frequencies of “dushihua”, “xiangcun chengshihua”, “chengzhenhua” in years (1981-93)
“城镇化”作为1980年代的主导概念,最早出现在1981年《》刊登的《安徽省城镇特点和城镇化问题初探》一文。之后对“城镇化”的使用,便迅速达成共识:1982年后“城镇化”出现频次大幅提升,超越“都市化”“乡村城市化”成为主导(图3)。这一现象的发生,离不开行业的集体认同。而此时恰好发生的事件——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1982),对该词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这次会议,赋予这一新兴概念合法地位:与会者普遍认为“城镇化”更符合“国情”,并提议用“城镇化”代替“城市化”[7]。
城镇化理念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与其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引起政治上的关注。《人民日报》在1992年的连续刊文,意味着学术领域的“城镇化”逐步进入国家视野。官方媒介高度评价了城镇化的历史地位,指出:“农民生活已开始向城镇化迈进”[8],认为:“今日中国之起飞,得力于千万个古老小镇的复苏;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车轮,为全球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找到了一条新路”[9]。这无疑是对“城镇化”概念的重要肯定,此后在政府各类文献中,“城镇化”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甚至,在中央报刊的审稿过程中,也一律将“城市化”替换为“城镇化”[10]。
2.4 相关衍生词的涌现
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率连续8年以1.43个百分点超高速增长。数据统计上的繁荣,却难以掩盖背后的困境。周一星曾指出:“中国城市化是脱离实际的”[11]。这一委婉的概括,实际上点破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众多负面效应。基于这些问题,城乡规划专业率先做出反思与回应。在这个过程中,用以描述“现实问题”或“发展危机”的相关衍生词——半城市化(2002)、土地城市化(2006)、驱赶型城市化(2007)相继出现⑦。
衍生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发展的危机也需要以转型去面对,这从根本上催生了城镇化衍生词的涌现。意在跳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新概念——新型城镇化(2003)、健康城镇化(2005)绿色城镇化(2006)由此而生(图4上)⑧。
一打子纲领,不及一次行动。当新概念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后,展示出更为强烈的传播动能。由于2012年十八大提出 “新型城镇化”概念,次年它的出现频次即呈现“井喷式”增长(图4下)。在经过传播初期的热烈讨论后“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成为理论界亟待探索的重要学术话题。另一方面,伴随新时期公共媒体、互联网媒介所构建的广阔传播平台,这一概念已超越知识界的讨论范畴,逐步深入到社会议题的方方面面。
▲ 图4 | 相关衍生词历年频次波动(2000-16)
Fig.4 Fluctuation of frequencies of the derivative concepts in years (2000-16)
从“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
概念演进的动因机制
3.1 历史阶段性的诉求与期望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由于外国资本偏好交通便利、腹地广阔的通商口岸,清末开埠带动下的都市化,主要发生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12]。时至民国,新的政治集团为获取经济支持,主动选择与位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阶层联盟。这导致清末以来都市化格局的延续,即在近代城乡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大城市成为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空间载体。而这一社会实践背后的理念支撑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⑨的论述,这一观点呼吁以“都市意识”取代“乡村伦理”,将上海、广州等近代口岸大城市视为参照系。正如《摩登都市计划的几个重要问题》(1933)一文指出的:“(近代)大都市不仅是工商业的集合地,更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13]。“都市化”所蕴含的时代诉求正在于此:国家兴起的希望被寄托在少数的先进大城市。
近代政治集团对乡村的忽视,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在比城市更广阔的乡村地带,孕育了中国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以“乡村包围城市”“以边缘战胜核心”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重新整合。基于对近代城乡加速分离问题的解决,新的意识形态认为“近代城市是丑恶的,它们的兴盛是以周边地区的衰败为代价”[14]。为调和二者关系,国家权力全面地介入乡村建设。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兴起后,“乡村城市化”一度成为社会核心话语而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央。这是一段特殊的城市化经历,“乡村”与“城市化”的结合,实际已背离原始内涵,体现出在乡村“就地”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的期望。这一观念逐步被制度化:公社体制将农民“拴住了腿”,户籍政策建立起城乡之间“围墙”。“乡村”的城市化最终演化为“压抑”的城市化。
“乡村城市化”向“城镇化”的演进离不开再次重启现代化的阶段转型。1980年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实际上已为“城镇化”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调。在这一框架下,显而易见的是大城市仍需被控制。广泛的讨论中,主流观点也始终认为,一味地追求发展大城市将会导致城市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小城镇由于具备大中城市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15],被纳入城市化的范畴,并由此缓解长期以来被抑制的农村人口流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1949年因“革命”导致的诉求转换不同,此时的“改革”代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突破。体现在实践上,小城镇替代大中城市缓解了人口转移的压力,实现城市化的“软着陆”;反映在概念上,在需要稳定的改革时代使用“城镇化”,则要比“城市化”更稳妥。
与历次转型期的新概念生产相似,“新型城镇化”的出现同样意味着一种诉求的转换,只是这次转换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面对这一新兴概念,各式解读不尽相同,然而实际上,仅从其基本构词,便可窥探概念所要表达的时代期望。作为衍生词的“新型城镇化”,最大特征在于“新型”二字。这一方面限定了“旧有模式”,试图扭转过去城市化路径的偏差;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内涵,将以人为本、绿色生态等要素作为补充。
3.2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调适
“都市化”的生产与传播,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市政评论》《地理学报》中有关都市化的评述,体现的是吴景超、殷体杨、张维翰等早期城市研究者的学术志趣。与学术上的热忱相比,近代在政治上对都市化的关注却十分有限。《我国都市化的问题》(1934)一文即指出:“对于城市,国家一向不去计划经营,而让其自然发展。”可见,此时的“都市化”,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远未进入国家政策的视野。与近代状况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城市化专业性的探讨几近荒芜,概念转而向政治话语靠拢。至1958年,不断出现在官方媒介中的“乡村城市化”,不仅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政治信条,而且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表达。
如果说1923-79年间“都市化”“乡村城市化”的出现是不连贯的,集中于某些特定的时刻。那么自“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问世以来,却始终呈现线性向上的趋势。这当然离不开理论研究长足发展这一大背景。但不能否认的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概念得以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城镇化”而言,1980年代以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形态,国家前所未有地需要学术的支持,期望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适时的政策。统计显示(图5),专业在“城镇化”概念生产与初期传播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1981-83年间有关“城镇化”的学术文章,首先集中刊登在《》《经济地理》《建筑学报》,在此基础上扩散至经济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最终被中央政策所采纳,出现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由此可见,“城镇化”的概念扩散路径表现为,从规划专业内部的学科概念,扩散至学界的学术概念,最后“自下而上”的影响政策制定,上升为政治概念。就此而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不同,专业研究没有延续政治依附的角色,概念传播也并非单方面政治主导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良性互动前提下,概念社会边界的持续拓展。
▲ 图5 | 刊载“城镇化”主题的期刊类别(1981-84)
Fig.5 Types of periodicals published on the theme of “urbanization” (1981-84)
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学界研究与国家意志之间,呈现更为多元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城乡规划继续发挥“先锋性”的专业价值,行业内部首先提出的“半城市化”“土地城市化”“驱赶型城市化”等概念,是“新型城镇化”能够上升为国家政策的直接推动力;另一方面,当“新型城镇化”成为政策话语后,专业领域的“家庭城镇化”⑩等学术话题,则进一步诠释和回应了国家战略。
3.3 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的转换
1840年以来,中国需要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本土实践的各方面,融入外来的影响[16]。传统语言文化领域同样如此,“数千年未有”变局下,古代词汇在描述现代社会概念时变得无力。这导致变革不仅发生在器物、制度层面,概念体系也需要做出回应。“都市化”“乡村城市化”的出现均非中国社会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而是外来影响下移植的参照样本。引入“都市化”的背景是甲午战败,日本开始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度量。引入“乡村城市化”则是由于“以苏为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借鉴苏联经验。这两个概念之所以能够超越平等的话语竞争,而占据优势地位,是由于特定历史时期“救国图强”“跃进赶超”的社会文化心理,导致这些引自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概念本身代表着某种进步的方向。
1980年代再一次“睁眼看世界”,使得中国得以重新审视自身。第三世界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定位,要求中国寻求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镇化”,实际上已融入中国独特的历史社会传统。具体来说,始于明清的市镇,不仅是传统中国尤为特殊的城市化现象[17],而且具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性。在经历殖民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发展模式后,市镇格局仍未被打破[18]。从这个角度来说,“城镇化”的概念生产,正是对本土历史实践规律的回应。事实也证明传统基因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延续发展,小城镇政策一经提出,曾经那些“亦城亦乡”的空间单元便再次“破土发芽”。
近期在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关系上,中国再一次处于结构性转变的节点。“西方话语中心论”受到普遍质疑,而更加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的城乡治理经验[19]。就专业领域而言,规模巨大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为概念的再次演绎提供了现实素材。与过去“向外”找寻借鉴的不同,当下概念生产呈现更加“内化”的趋向,旨在描述“问题”的“半城市化”、与代表未来“应对”的“新型城镇化”体现出更加能动的解读与自主的阐述。“柔性城镇化”等新近概念,则试图建立中国历史传统与未来发展的某种联系,可视为一种“涵化中西”的创造性重构。
结语
历史研究的目标在于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从1923年大众媒介中文学性的“都市化”,到当下举国关注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多元的城镇化衍生词(图6),Urbanization在中国语境下,历经近百年概念变迁的历史。笔者从概念历史的视角,发现新概念的生产总是发生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转型期,概念传播频次的幅度变化,与阶段性时代任务或节点性事件紧密互动。
▲ 图6 | 从“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的演进
Fig.6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from “dushihua” to “xinxing chengzhenhua”
在追溯概念起源、阶段性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概念演进的动因机制,研究表明:
(1) 概念无法脱离社会实践而独立存在。中国语境下Urbanization一直变化着的构词,实质上是根据历史阶段性的诉求与期望对Urbanization再诠释的结果。它们拥有的功能性解释,契合了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境,并由此显示出差异化的社会实践。
(2) 学术与政治之间不断调适的关系,是概念演进的重要历史逻辑。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建立了较为清晰的边界,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城乡规划专业为Urbanization提供新的诠释空间,是城镇化与相关衍生词的概念生产者;另一方面,当新概念进入政治视野后,又能够反作用于专业研究与社会实践,并进一步推动概念的衍生、拓展。
(3) 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的转换,是概念演进的又一关键点。城镇化与相关衍生词,是在密切联系本土实践基础上建构的概念,其中“中国独特的历史社会传统”与“规模巨大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分别为它们提供了演绎的现实素材。这些涵化西方逻辑与本土经验的中国概念,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城市化概念体系的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构建适时、适地、适人城市化理论的历史必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取的仅仅是一个“概念”,反映了一种“经验”。城乡规划学科还有更多的概念及其背后的本土经验值得探索。这一探索将不仅有助于对历史经验的共识性理解,同时也是构建本土城乡规划理论的重要线索。
注释
① 2000年以来,有关中文语境下Urbanization概念的研究主要有:冯子标,焦斌龙. 城镇化战略与城市化战略[J]. 中国工业经济,2001(11);赵春音. 城市现代化:从城镇化到城市化[J]. 城市问题,2003(1);王剑,韩天琪. 城市化还是城镇化[J]. 湖北社会科学,2004(5);周恭伟,刘志军. 城市化称谓分歧述论[J]. 人口与经济,2009(5);田雪原.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J]. 人口学刊,2013(6)。
② 区分于浓厚语言学色彩的研究方法,概念历史的分析视角注重从广阔的文本语境与历史情境中认识词汇。《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9),是该领域“开山之作”。后逐渐形成两大学术流派:文本语境分析见长的“剑桥学派”、结合社会史综合考察的“德国学派”。在中国类似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冠涛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2009),它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为基础,考察1830-1930年间政治术语引进、演变、定型的历史过程。
③ 大成故纸堆收录了清末民国近80年的期刊,是反映近代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数据库。《申报》自1872年创刊,是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近代报纸类数据库;知网是中国当代规模最大的数据库,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至今的文献十分丰富。1948年创刊的《人民日报》,作为当代中国第一大报,能够反映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
④ 陈光庭的研究表明:Urbanization最早在1867年产生于拉丁语系,后在1900年左右出现在法语中,更晚些时候传入英、德、俄、日等语种。由此可以断定,中国古代(1840年以前)并不存在Urbanization相关的中文词汇。故本文对Urbanization在中国的阶段性变化,从近代(1840年以后)展开。
⑤ 李安宅(1929)载于《燕大月刊》的《乡村的城市化与社会化》,是近代首次对城市化的使用。
⑥ 参见胡适为张慰慈(1925)《市政制度》所作序言。
⑦ “半城市化”是指大量的农业人口实现了劳动就业身份的转变,却不能拥有城镇户口,进而不能享有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城镇居民待遇。最早的出现半城市化的文章是,载于《城市发展研究》的《中国半城市化问题初探》; “土地城市化”作为一个中性词,原本指某一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条件由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转化的过程。2006年7月27日《中国社会报》的《“土地城市化”不可取》,首次将这一概念界定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即农地过度非农化,土地城市化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速度。文中还提到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多次给国务院、建设部写信,指出由于“土地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发展的正常轨道;“驱赶型城市化”指的是由于城市用地的急剧扩张,将没有意愿城市化的失地农民强行转换为城市人口,在以政府主导的“以地谋发展”模式十分常见。姚士谋(2007)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及其区域空间建设策略》一文提出“驱赶型城镇化”的概念。
⑧ 2003年载于《社会科学报》的《新型城镇化: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选择》,最早出现“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05年载于《中华建筑报》的《科学规划保证健康城镇化——访中国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最早出现“健康城镇化”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召开的年会即以“健康城镇化”为主题;2006年载于《西部大开发》的《西部应走绿色城镇化之路》,最早出现“绿色城镇化”的概念。
⑨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观点由吴景超(1933)提出,他认为:“此时中国农业已无路可走,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只有寄希望于都市,从发展工业商业上努力”。并提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3种具体的方案。引自吴景超.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⑩ 旨在应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化问题,而提出的“家庭城镇化”,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这一概念的提出,同时意味着城镇化概念从“国”层次上的宏大叙述,拓展至以人为本的“家庭”视角。引自王兴平. 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耦合式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J]. 现代城市研究,2014(12):88-93.
在反思专业化就业、向城镇一次性固定迁移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同时,试图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寻未来城镇化理想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出以兼业与流动性为核心的“柔性城镇化”。引自陈昭. 柔性城镇化模式——基于乡村兼业和流动性的猜想[J]. ,2016,40(9):59-66.
参考文献
1 李宏图. 概念史笔谈[J]. 史学理论研究,2012(1): 4-7.
LI Hongtu. Writings of Conceptual history[J]. Historiography Quarterly,2012(1): 4-7.
2 吴景超. 近代都市化的背景[J]. 清华大学学报,1933(2):113-142.
WU Jingchao.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Modern Times[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1933(2):113-142.
3 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抵达北京——在苏受到亲切帮助学习上有丰富收获[N].人民日报,1951-01-22(1).
The Chinese Youth Delegation Arrives in Beijing: Receiving Kind Help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Obtaining Fruitful Study Results[N]. People’s Daily,1951-01-22(1).
4 陈光庭,再论汉译马克思著作中的“城市化”一词系误译[J]. 城市问题,1998(5):11-13.
CHEN Guangting. Re-Discussion About Transl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Marx’s Writings[J]. Urban Problem,1998(5): 11-13.
5 康濯. 刘少奇同志在徐水[N].人民日报,1958-09-18(2).
KANG Zhuo. Comrade LIU Shaoqi at Xushui[N]. People’s Daily,1958-09-18(2).
6 建筑科学院研究院准备举行专门学术讨论[N].人民日报,1958-12-27(7).
The Academy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s Prepares to Hold Special Academic Discussions[N]. People’s Daily,1958-12-27(7).
7 李秉仁. 我国城镇化道路问题的讨论[J].,1983(2):27-28.
LI Bingren. Discussion on the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1983(2):27-28.
8 鼓励农民继续创造[N].人民日报,1992-06-24(2).
Encouraging Farmers to Continue to Create [N]. People’s Daily,1992-06-24(2).
9 向文. 中国小城故事多[N].人民日报,1992-03-07(8).
XIANG Wen.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Chinese Cities[N]. People’s Daily,1992-03-07(8).
10 田雪原. 城镇化还是城市化?[J].人口学刊,2013(6):5-10.
TIAN Xueyuan. What is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J]. Population Journal,2013(6):5-10.
11 周一星. 城市地理求索:周一星自选集[M]. 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
ZHOU Yixing. Exploration on Urban Geography: Selected Works of ZHOU Yixing[M].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0.
12 李百浩. 中西近代比较综述[J]. 学刊,2000(1):43-44.
LI Baihao. Urban Planning Systems Compa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0(1):43-44.
13 莫朝豪. 摩登都市计划的几个重要问题[J]. 工程学报,1933(12):1-14.
MO Zhaohao.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J]. Journal of Engineering,1933(12):1-14.
14 薛凤旋. 1949—1979年中国城镇化的经验与特色[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4):25-27.
XUE Fengxuan. The Experience and Featur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1949-1979[J].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2013(4):25-27.
15 易之. 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性问题[N].人民日报,1981-06-18(5).
YI Zhi. A Directional Problem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N]. People’s Daily,1981-6-18(5).
16 朱剑飞. 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主义理论构架与中国案例[J]. 时代建筑,2015(5):40-45.
ZHU Jianfei. Modernism for Social Progress Theories and the Case of China[J]. Time Architecture,2015(5):40-45.
17 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93-101.
FAN Shuzhi. The Town Network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1987(2): 93-101.
18 侯丽.粮食供应、人口增长与城镇化道路选择——谈小城镇在国家城镇化中的历史地位[J].国际,2011(1):24-27.
HOU Li. Food Supply,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ath: The Role of Small Town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Histor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1(1):24-27.
19 王学典. 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5-16.
WANG Xuedian. Where China Is Going: The Recent Approa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16(2):5-16.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在后台留言
微信改版后
好多人说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只需要5秒钟哟~
了解更多《》杂志信息,搜索微信号“”或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
关注我们,精彩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