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从自然与发展到城市化的讨论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城市必然被看做是不可持续的,它是整个资本积累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农村——城市移民是以以下事实为基础的:在某些国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可以服务于当前城市化水平的阶段。先将失业等问题造成的社会代价放在一边,只要我们将侵蚀、污染、植物的基因改造对诸如动物、海洋生物等其他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产生的代价具体化,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依然是真实的。基于此可以说城市是没有环境可持续的先验的:从定义来说,它们的领地因为有太高密度的人口而无法自给。整个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而城市化是以城市蔓延为特征的,因而,从这方面来说世界正变得更加不可持续。不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同样也是不同维度产生社会冲突的指标。相对应于不同层次的分析,可持续城市具有三个主要的维度,每一个和其他两个都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只有最后一个被习惯性地称作“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语汇。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资本积累相关的建成环境占据的位置,以及资本形式是如何影响自然和可持续城市的根基的。第二、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公平和民主——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等相关指标对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否可持续进行评估,例如:阶级斗争、资源的可达、暴力和犯罪的水平等。第三、一直存在的物质可持续的原料问题, 这是基于空间的地理分配、空间的分布、商品流通,交通和能量转换、污染等基础之上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西方城市是一种囊括在价值系统中的反应,我们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发现这些城市没有一个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它们怎么可能仅仅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可持续”的目标?经济实体的资本集中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相应的产生了地理的集中,这以中心商务区和卫星城为标志,西方城市核心的增长反映出其对于经济系统的寄生性质,在这里为了扩张,中心模式发展的每一环都会强迫吞吃它邻近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个环当中强大的机构都是以牺牲其毗邻作为代价而实现扩张的。
总体而言,西方城市大都是依据市场的原则、统治等级和意识形态建构的,这些在形态上的反映通过系统的再生而使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机构组织之间象征和文化资本的竞争、增长的士地价值引发出更高级的城市结构,这种无止境的癫狂似乎是无法终止的。相对而言,社会主义城市,如河内,它总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们没有不均匀的城市发展,也没有遍及全城市的不均匀的城市密度。这一点在中国也同样,直到近来的市场改革才使城市出现了变化。既然社会主义没有自然企业,没有私人拥有的土地和促进使用价值的行为,所以给予商务中心区的中心增长是不存在的——没有中心商务区做引导,没有象征资本的冲突和土地市场。在几乎统一密度的城市地区增加土地利用功能的平均分配已经变得可能,于此相关联的是土地利用功能和相关效率。
戴维.哈维在一篇经典文章《社会公平与城市》的中,讨论了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实际收入的再分配、社会公平的概念、城市土地利用和剩余价值的空间流通之间的关系。之后在《资本的城市化》中他对这些过程是如何控制城市观念的展开了严密的阐述,他认为这仅仅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技术。哈维的阐述以和奥康纳相同的观点开始,这说明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这些资本主义策略违反了其自身的长期利益和生存。这是基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某种不 可避免的特性而提出的:日用品的过剩生产导致了危机,利润率下降,资本和劳动的过多供给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中转换成危机。哈维将这样的过程刻画为资本的三个循环最主要的资本循环发生在资本集中到主要生产和日用品生产的时候。当过度生产发生,资本就转入到第二个循环,这就是哈维所说的为消费建构的环境。他并不是指商品的消费,而是指使得消费变成可能的基础设施。他也指出,以交通系统为例,它同时扮演了生产和消费的功能,取决于其用途。建成环境代表了资本的一种和其他不同的形式,因为它固化于空间中,所以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投资。然后这些部门的过度投资或者危机被转化到资本的第三次循环,这里投资被控制在两个主要的领域:第一、进入科学和技术;第二、进入扩展的劳动生产领域(医院、学校、福利服务、娱乐设施等等)。哈维接着详细解释了这一系统中作为永久特征的危机的不稳定性和趋向。在一篇名为《城市化和城市》的论文中他提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城市再生出了三种转化了的过剩的价值形式,以垄断、级差地租(关于房屋面积)、利息(关于借代)和利润(关于资金投资)的形式存在。
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性质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在讨论可持续性中,我们不仅描绘出可持续环境的特性——有效的储藏、流通、转换和资源的安排,还描绘了为居住者提供的可持续生活,包含了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有机体。实际上在《社会冲突与城市》一书中,恩佐.明焦内对于哈维的立场进行了批评,这依赖于过去的积累和重建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未来的广义积累。任何一种方式都认同资本和劳动阶级的对抗,这是该过程的核心。
因此,可持续城市的基本问题不是有效 废物的配置和无污染运输,而是正在增加的社会瓦解,这是基于种族隔离问题产生的后果之上的,以阶级、民族、种族、城市土地利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边缘化、女权、性别空间,以及教育、健康、可支付交通、失业、贫困来自恐惧的自由等为基础的。
在国家新资本主义的统领中,城市规划日益被资本所控 制,任何意义深长的社会变化的基础都常被社会运动所促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城市规划功能和支持它的法律系统日益受到私人部门的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个人化日益趋向于无政府状态“正是因为城市土地发展被私人主导,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才必然会荒谬地失去控制”。 除了这种基本的不可持续性,斯科特也指向基本商品和服务(水、功能、电、运 输、通信等等)的垄断控制。既然它用垄断来促使资本化,因此在其控制的市场上,一定存在价格的差别,这也使得对公民社会的平稳掌控受到严重破坏“城 市规划成了面对土地发展不良结果的一种可行的补救措施”。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处理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及其社会后果的前提下,仅仅依靠解决能源或可持续的问题将不能得到可持续的城市。而且,资本积累的过程经由城市土地的关联也已经导致了多种不同的不可持 续性,除了某些混合的环境,例如蜂房、动物园、风景园林、主题公园和其他公 共机构,植物、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已经遭到了破坏。
我们和动物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这样的态度:动物被作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被圈养在动物园中,为我们提供皮毛做鞋子,提供基因,为我们提供它们身体的一部分,或为人类打猎娱乐的对象。动物和人本体上产生了分裂,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等领域也已经涉及严肃的种族、道德和社会问题,同时也涉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尤其在城市环境规划领域中表现明显。这样的争论被很多不同的问题推动着, 例如动物会感到痛苦么?动物有意识么?它们有种群的感觉么?其问题基点在于动物作为有感情的生物体的主观性和它们所支配生命的权利。沃尔琪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对于非人类生命的漠视没有包含到任何的城市理论当中,主流的、新古典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女权主义的理论都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她建议作为补偿,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城市理论去促进生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的城市实践“今天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逻辑仍然在没有考虑非人类生命的情况下进行,期待其像‘活着的现金’一 样在‘卸载线’上被屠杀,活者像日用品一样被用于积累的循环中”。她提到,承认动物的主观性是提升认识的第一步,这不是以其具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要将其作为人性发展必要的一部分。沃尔琪在城市化的背景中提倡城市的人性,通过接受一种生物区域范式,为人和非人生物体提供适宜的生境。
因此跨物种城市实践的部分依赖于: 将城市作为生态的干扰体,而不是牺牲生态的区域……这反过来又可以决定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例如城市郊区的高密度化,或者实施分区,制订地景营建计划,运输廊道设计),并说明了其是如何根据压力水平、发病率、道德、活动性、多样食物的可达性、住所、繁殖率、捕食等参数影响个体动物和动物组合的。
最后,作者认为,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何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都必须准备接受一种植入体,不仅是城市在自然中,而且自然还在城市中。如果仅通过城市土地市场的动力机 制,将大块土地全部买下来致力于野生动物廊道的建设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理念来设计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和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