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论坛上半场由浙江财经大学戴魁早教授主持,主要有3名老师和同学进行了研究成果报告和点评;下半场由浙江大学朱希伟教授主持,主要有3名老师和同学进行了研究成果报告和点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邓慧慧教授,做了题为“‘大国大城’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基于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的报告。论文首先基于多期DID模型对撤县设区是否带动产业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撤县设区作为政府推动大城市化的政策工具,确实带动了制造业升级;同时东部城市的升级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市场化水平、政府能力和原有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撤县设区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就越大;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明显。其次,论文发现撤县设区通过劳动力市场整合、扩大市场规模、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行政效率等路径引导资源再配置,进而促进了产业升级。最后,基于撤县设区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渠道,论文提出充分发挥中心大城市的带动作用以及实行差别化的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策略。
安徽财经大学汪增洋教授,做了题为“产业空间组织优化的就业效应研究”的报告。论文基于2003-2013年中国278个地级以上城市样本,将城市分为中心城市、临近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外围城市)和远离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边缘城市)三类,实证检验城市间功能分工对城镇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心城市管理功能的增强不仅促进了本地城镇就业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外围城市的城镇就业,但制造功能的增强效果却不明显。外围城市制造功能的增强对本地以及中心城市的城镇就业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但管理功能的增强仅能促进中心城市的就业增长,对本地城镇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边缘城市无论是管理功能的增强还是制造功能的增强都不能增加城镇就业。论文提出中心城市应重点增强管理功能,而外围城市应重点增强制造功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安国教授,做了题为“经济一体化、集聚租和区域税收政策协调”的报告。论文建立渐进式一体化背景下的大国区际税收竞争模型,为体现“大国、开放、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中国特征”的地方政府税收行为提供有微观基础支持的分析框架,揭示一体化不同阶段区际税收竞争的不同特点和内在机制;同时阐明在区际税收竞争的不同阶段“政策组”和“积聚租”之间的消长及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分配,揭示了区际税收竞争行为的路径依赖特性。最后通过二阶泰勒近似求得不完全集聚情形下企业家与产业空间分布的解析解,并通过误差补偿对其优化,形成了对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贡献。
浙江财经大学戴魁早教授,做了题为“土地财政会影响地方研发投入吗”的报告。论文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通过科技支出偏向效应、基础设施支持效应等促进创新投入增长,但却通过房价挤出效应抑制了创新投入增长。论文通过基准回归、传导机制检验模型以及异质性模型等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所得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更换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最后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造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主要通过科技支出偏向效应、基础设施支持效应等传导机制体现。同时土地财政也通过房价挤出效应抑制了创新投入的增加。同时由于土地财政影响创新投入的传导机制不同,因而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创新投入增加,抑制了东部地区。最后论文也指出在金融环境较好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土地财政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西南财经大学丁如曦老师,做了题为“多中心城市网络结构与大尺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报告。论文强调了多中心城市网络体系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并指出多中心城市网络结构主要通过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两种渠道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设。通过在C-D模型基础上构建更一般的空间杜宾模型,利用相邻空间、地理距离以及经济距离等三个空间权重矩阵,测算了城市网络体系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最后验证了论文的相关假设,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南京大学段巍老师,做了题为“省会城市政策性扩张的福利效应分析”的报告。论文主要构建了能解释中国问题的量化空间经济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政府政策偏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解释了房价与城市规模之间偏离原因。同时通过反事实估计研究了省会城市扩张对居民福利影响。结果显示:城市生产率越高、舒适度越高、城市建设用地越多、容积率越高,均衡时城市人口数量就越多,工业用地比中国与城市人口数量呈倒U型关系;城市房价与城市生产率、舒适度、生产性用地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容积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建设用地总量无相关关系;增加省会用地10%或20%,将会带来超过10%与20%的人口规模扩张,导致房价上涨,降低了约0.01%-0.42%的居民均衡福利;但通过调整用地结构比例,消除容积率差异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房价同步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