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依据新中国以来社会及政治经济脉络的宏观发展背景和中国城市规划总体演变的历史事实,选取城市规划著译作、期刊论文、国家基金项目和学位论文作为研究数据,梳理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内容。总体上看,60年间城市规划科学研究主题表现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后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内容的基本前提,完成了“快速转型——重新建构——自主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未来城乡规划科学研究,要以史为鉴,充分汲取国内外规划理念,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情,不断探索城乡规划学科使命和理想。
关键词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科学研究;规划论著;城乡规划学科
(全文刊登于《》2019年第2期)
依据新中国以来社会及政治经济脉络的宏观发展背景和中国城市规划总体演变的历史事实,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及重要论著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大历史时期(邹德慈,等,2014)。一是从1949 年至1977年的前30 年,是以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形成及其曲折发展为主要特点,包括新首都改建、工业城市、大跃进、人民公社、三线建设等规划主题;二是自1978 年改革开放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探索、繁荣与构建的历史时期(李浩,2017)。
本文通过现有的数据库,选取包括书籍、期刊论文、国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位论文4个部分作为文献数据,筛选出1949至2012年间与城市规划研究相关的著译作1 083部、论文14126篇、国家基金项目266项、博士论文1219篇、硕士论文5639篇。整体上看,表现出前30年文献少,后30年文献多、类型全面丰富的特点。针对上述数据,根据“时间上的完整性以及与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的关联性和代表性”的原则,结合相关文献泛读与内容分析,梳理城市规划科学研究与重要论著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征,为城市规划学科研究与发展提供历史启示与目标。
1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研究的发轫与初创(1949—1957年)
1.1 新首都改建规划研究
1949 年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北京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首都。如何将一个传统帝都改造为新首都,不仅是北京规划研究的转向开始,而且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研究的起点。留美的梁思成与留英的陈占祥,提出“整体保护北京老城、城外建立国家行政中心”,史称“梁陈方案”;曾任北平工务局长的华南圭,提出拆除城墙,主张“局部保留”;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和朱兆雪、赵冬日,提出改建北京老城,在城内建设新的国家行政中心。虽然最终“梁陈方案”未被采纳,传统不同于北京的莫斯科成为新首都改建规划样本,但“梁陈方案”核心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是值得肯定的。
1.2 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研究
1.2.1 规划编制
1953 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正式启动了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建设(孙敬文,1954),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和重要论著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引入和消化苏联城市规划经验,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围绕苏联援建156 个建设项目,展开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研究,大体包括4 个方面:一是聘请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二是参照苏联的院校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教材(胡汉文,1954);三是翻译苏联规划书籍;四是借用苏联标准研究中国城市规划编制(刘捷,2013)。新的城市规划编制思想、原则、程序和方法成为当时规划研究主题,苏联经验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直接基础(董鉴泓,1955)。
1.2.2 小区规划理论
1956年,象征着社会主义城市生活的苏联居住区规划被引入中国,诞生“小区规划理论”。小区思想的进步不仅在于强调城市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而且还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即城市结构体现社会主义内容。事实上,小区规划除了被刻意强调的意识形态因素外,与西方邻里单位思想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小区规模比邻里单位大一个层次。
1.2.3 联合选厂与工业布局
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研究,是伴随区域工业布局、工业区和工人镇选址规划而展开的。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联合选厂和重点工业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当时研究课题,通过研读苏联工业布局著作,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城市研究、厂址选择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不少具有合理性、超前性和预见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洛阳“脱开旧城建新城”、西安“依托旧城建新区”和兰州“带状组团发展”等规划。
1.2.4 重要规划著作与教材
1952—1957年共出版83 本规划书籍(图1),苏联译著占58%,涉及城市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工程经济基础、莫斯科规划设计、集体农庄村规划等内容,不仅全面引入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而且改变了以往的城市规划思想理论、规划体系和规划技术与手法等。
苏联的《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成为高校教材,不仅是规划新名词与概念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成为各高校讲义的重要内容,如同济大学油印本《城市规划原理》、东南大学刘光华编写的《市镇计划》,正如胡汉文在《城市规划》教材中所记叙的:“根据苏联城市规划的先进经验,并配合一些其它有关资料编写而成,以尽量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规划的优点以供我国取法为精神。”。此外,1957 年初同济大学董鉴泓创办了《》的前身—— 《城市建设资料汇编》,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学术研究期刊(董鉴泓,2017)。
2 城市规划研究的波动与复苏(1958—1977年)
2.1 规划研究的波动
随着“一五”经济计划的落实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建立,引发了毛泽东全面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使1958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全面进入以“多快好省”为特点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6月的首次全国城市规划座谈会(青岛会议),确立了适应“快速建设”的大跃进式城市规划研究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即快速编制与修订规划;先虚后实,先粗后细;统一思想,简化程序,“四边一定”(边踏勘、边议论、边鸣放、边做方案,最后由党委定案)。这种被称为“快速规划”的方式,虽然时间缩短,却提高了规划指标定额(曹洪涛,储传亨,1990)。
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人民公社不仅成为一种全新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也是新中国首次将农村建设纳入规划研究视野(沛旋,等,1958)。人民公社规划作为探索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单元,不但吸取了邻里单位和小区规划的空间布局,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公共食堂、澡堂洗衣为组团中心的社会规划思维。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农村规划思想,仍有其合理之处(黄立,2006)。
1958—1960年共出版75 本规划书籍,其中译著34%、著作49%、教材3%(图2)。译著下降,著作增加,反映出自我研究力度的提升。与农村建设相关的区域规划与城镇化、城乡基础设施规划,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规划研究缺少科学性,边建设边研究,服从于建设需要。这一时期出版的《城市规划知识小丛书》与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原理》,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中,留下了长时间的足迹。
2.2 第一本高等学校教学用书《城乡规划》
1959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的苏联援助撤销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国家建设政策不得不进行“大调整”,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消极主张,从1961—1965年间规划书籍仅出版20本(图3), 甚至从1966—1977 年的“文革”后期未出版一本。尽管规划研究工作被迫中断,高校停止专业招生,建工部仍组织全国高校,系统总结新中国10年来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编写了第一部规划教材《城乡规划》,试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城乡规划理论体系。
2.3 基于国防背景的山地规划研究
1960 年代,中国同时面临来自美苏两方面的国际对立形势,毛泽东提出要为战争做准备,认为当时工业布局、人口、主要交通枢纽多集中于大城市,一旦战争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以备战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重点而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内陆和远离边境地区展开,史称“三线建设”。
尽管当时国家处于停滞状态,然而由于国防建设的背景,规划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服务三线建设需要,分散主义与防空优先成为规划研究主题。虽然规划研究的政治色彩明显,但广大专家仍能根据“一五”时期所积累的有限城市规划知识,探索了山地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延续了城市规划学术和人才的发展。
2.4 规划研究的复苏
“文革”后期,城市建设盲目无序问题凸显。根据周恩来指示,1971 年6月北京市率先恢复城市规划机构,对全国城市规划研究的复苏起了关键推动作用。1973 年6 月,国家建委在建筑科学研究院设立城市建设研究所,开展城市规划、城市给排水和道路交通的科学研究。从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等课题,纳入研究视野。
1976 年7 月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唐山大地震。震后重建总体规划于1977年得到中央批准,是“文革”中第一个“集全国之力”的城市规划实践,成为城市规划学术恢复与研究的新起点,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建设城市没有城市规划是不行的”(黄鹭新,2009)。
大专院校恢复或新招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中国建筑学会恢复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城市规划杂志创刊,这对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发展动态、成果交流等方面,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仅诞生一年的《城市规划》杂志,就刊登学术论文28篇,其内容涉及“住房政策与规划、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城乡建设管理、城市居住区规划和乡村规划与设计”等领域,充分反映出当时城市规划研究工作逐渐恢复和城市规划事业陆续开展的状况。
3 城市规划研究的恢复与探索(1978—1989年)
3.1 规划研究的恢复
3.1.1 规划编制审批研究
1956 年的《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我国编制城市规划的唯一指导性文件(汪德华,2005)。
1980 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迫切需要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与之相适应。1980 年8 月,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在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审议。新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从三个阶段变成了两个阶段。不同点主要是在总规中需要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规模;制定实施规划的步骤和措施;详规阶段需要确定道路红线、道路断面和控制点的坐标、标高、选定技术经济指标,提出建筑艺术形式要求。
3.1.2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
虽然早在1950年代,梁思成就有关于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论述,但历史城市保护思想真正受到重视,则是始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
1982 年2 月8日,国务院公布北京等24 座城市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创立。1982 年11 月19 日,全国人大公布的《文物保护法》正式赋予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律地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研究,出现了从宏观走向微观、单一走向多元、理论走向实践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等众多理论与实践学术成果,形成了多学科交叉,促进了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和其他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3.1.3 全国性的城市规划教材及工具书
“文革”结束后,高校恢复招生,编写新教材迫在眉睫;经济复苏,城市建设加快,编制规划急需资料集工具书;城镇化、现代化发展需要,全面吸收国外先进思想理论。因此,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学术的重大事件是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教材编写,出版了大型工具书——《城市规划资料集》,翻译了近20本国外规划著作,改变了过去苏联著作“一边倒”状况。这些成果无论是教材,还是资料集、译著,都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直至今天。尤其是第二次统编教材的及时出版发行,缓解了当时高等院校的燃眉之急,如1981年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与1961 年的《城乡规划》相比,其广度与深度都有了很大拓展,并注意尽可能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与经验。但由于当时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容和取材上仍有较大局限。
3.2 规划研究的探索
3.2.1 规划法规体系
随着城市规划事业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84 年1 月国务院颁发《城市规划条例》,之后各省市陆续制定地方实施办法,初步建立了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法规体系。同时,推动了城市规划相关法规体系与标准规范的研究。
尤其是1986年后全国性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取得较好效果,但随着社会经济新的发展要求,既有城市规划体制无法适应建设发展速度,深化改革迫在眉睫(吴良镛,2002)。由此启动了《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用地分类与建设用地标准》、《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县镇规划标准》等研究工作。1989 年12 月,全国人大颁布《城市规划法》,再次标志城市规划的法制建设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2.2 居住区规划
1978 年以前的居住小区规划,模式单一,规划研究主要以居住指标、如何降低造价为中心。1978 年以后,国家开始推动企业自筹资金统一、引进外资和个人投资等多种方式的住宅小区建设,当时仍以福利性住房分配为主,规划设计亦无太大改变。1990 年代后,房改深入,商品房发展,货币买房替代实物分房,住宅小区规划设计逐渐才有了本质上的变化,规划多样化研究得以开始。
1985 年完成的《居住区详细规划研究》,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国内15个规划设计研究和教学单位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特别在运用城市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系统工程学等领域知识,针对30年来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实际问题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对居住区建设和规划起到了引导和参考作用。
3.2.3 规划研究的多元化
城市规划研究呈现出自下而上、重视基础科学、自主学术成果增多等特点,学术研究不断拓展,呈现多样化态势。
首先,学位论文作为一种重要的科研成果形式正式登上舞台。1985 年清华大学赵大壮的《北京奥林匹克建设规划研究》、1987 年华南工学院沈亚虹的《潮州古城规划设计研究》、1989 年中国科学院吴恒的《城市土地规划利用的工程地质评判系统及在南宁的应用》,成为我国首批3 篇城市规划类博士论文,从此城市规划学术队伍增添了一批高水平研究者。
第二,从数量上看,从1984—1989年5 年间共出版规划著作47 本(图4);从内容上看,研究领域大幅度扩展,涉及区域发展、区域规划、城镇化、规划理论与方法、城市设计、乡村规划、住房政策与规划、城乡发展历史、历史文化保护、城乡规划管理等领域。
第三,重视基础研究,自主性学术成果增多。例如,在历史与理论方面,董鉴泓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相继出版。此外,1984 年编写《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1987 年中美双方专家共同编写《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1988 年5 月出版第一部综合性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
第四,一批国外规划名著翻译引入国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开展,如1984年英国F.吉伯德的《市镇设计》、1985年英国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1986 年美国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1989 年美国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和日本芦原义信的《街道的美学》等。
4 市场体制城市规划研究的转型与构建(1990—2008年)
4.1 规划研究转型
4.1.1 控制性详细规划
1990 年代是中国城市规划编制研究的转型期,既有对1980年代城市规划编制的反思与总结,又有市场体制下城市规划体系及其实施效果的探索与思考。1991 年9 月建设部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首次将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编制的一个层次,作为适应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满足土地招投标出让管理及技术要求的一种新的详细规划类型。控制规划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而产生,在中国规划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性质上讲,它是一种融规划设计与管理为一体,主要为规划管理工作使用的一种规划方法。其主要作用是控制用地性质、建设强度和空间环境,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汪坚强,于立,2010)。
控制性详细规划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促进了规划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
4.1.2 开发区规划
到1990年代初期,基本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梯度推进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性空间载体,兴起了不同层次和多种类型的开发区规划与建设研究高潮。
开发区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通过其核心聚集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形成了诸多问题,比如开发区建设失控(王凯,1999)、土地圈而不用、出让过快、价格过低、造成极大浪费;开发区规划管理权下放问题、不重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
4.1.3 城市设计
1980 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荣和城市发展,为城市设计创造了类似于西方1950—1960 年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设计开始引起我国规划界和城市建设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1980 年周干峙倡议“发展综合性的城市设计工作”,1982 年白德懋发表“美国的城市设计”, 1983 年陈占祥以“城市设计”为名发表论文,拉开了城市设计研究的序幕。到1990年代,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对城市景观的重视,城市设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截止到2012 年底,4 份规划期刊共刊登“城市设计”论文348 篇,主题反映出:①宏观角度的城市设计,注重城市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等关系及作用;②多重目标综合的城市设计;③物质空间与人类活动的城市设计,关注人的行为空间与活动等要素的内在关系;④作为控制手段的城市设计成果。
4.2 规划研究外扩
4.2.1 战略规划
1980 年代,国外战略规划实践与理论的引入,成为我国战略规划研究的发展基础。进入1990年代,随着大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迅速发展,许多城市与区域问题在普遍缺乏战略性长远性规划的背景下集中出现,使得战略规划的研究与实践变得尤为迫切。进入21 世纪,随着广州概念规划实践的成功,关于战略规划概念和编制办法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认为战略规划是联系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中间层次,应是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的重点,提出总体规划的改革方向,主张将总体规划内容改为战略性规划,或从总体规划中分离出部分内容,建立独立的战略规划层次,形成战略规划——总体规划的逻辑关系,认为城市战略规划既是城市的发展战略,也是一个城市所在区域的区域规划,因此可以形成区域规划(战略规划)——城市规划的关系。
4.2.2 城镇群与都市圈规划
在1980年代,王发曾在《地域研究与开发》上发表“国土规划中的城镇群规划”,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城镇群规划”论文。1994 年,广东省完成《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城市群规划》,是国内较早的城镇群规划研究。
2005 年10 月,“城市群”概念首次出现于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官方文件上。2006年3 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层面首次纳入“城镇化”研究课题之后的又一重大事件。开始兴起一场“城镇群”学术研究及规划编制工作的热潮。其代表成果为2001 年至2016 年吴良镛院士主持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国家重点项目,提出了京津冀地区的“首都地区”概念,以“首都地区”观念塑造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构筑“一轴三带”的空间发展骨架。
4.3 城乡规划学构建
4.3.1 城乡规划学的诞生
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已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城市规划法》难以满足新时期城市发展的需要。
2008 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强调城乡统筹理念,突出公共政策属性,标志着城乡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
2011 年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正式从建筑学中独立出来,再次标志城乡规划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研究和教学对象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物质形态范畴为主体扩展到更广阔的城乡社会和经济领域。学科升级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更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
4.3.2 基于大事件、大灾害的规划研究
这一阶段的重大城市事件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广州亚运会。北京奥运会给北京带来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上海世博会为重大城市事件的规划与建设模式研究提供了新范本;广州亚运会实现了广州从“华南地区中心城市”走向“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的重大转变。
同时,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 年“4 · 14”玉树地震和“8·8”舟曲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形成了自然大灾害事件。针对影响城市安全的各种事件,规划学会、城科会、规划协会等学术组织,迅速围绕“灾后重建”展开学术研究,围绕城市规划、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灾后重建的时效性著作,如《地震后重建技术丛书》系列、《地震后重建家园指导手册》等。
4.3.3 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自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以来,国家基金项目成为支持各个学科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城乡规划学科也不例外。
从2000—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统计看,不仅数量上逐渐增多,依次为“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传保护规划”24%、“城乡规划与设计”22%、“区域发展与规划”20%、“城乡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规划”20%、“住房与社区建设规划”12%、“城乡规划管理”2%,而且其研究课题几乎涵盖了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的全部内容,表明城乡规划科学研究已具备较成熟的学术研究体系。
从2008—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统计数据上看,排在前3 位的是“城乡规划与设计”24%、“城乡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规划”22%、“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传保护规划”18%,无疑说明了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的主体内容。
2008—2012年后规划类著作在数量上依然处于上升态势,出版总量达361本(图5)。从内容上看,研究领域涉及城乡规划学科的12个领域28个方向,其中“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占47%,表明着眼于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科学研究已经全面展开。
5 结语
作为新中国城市规划科学研究60年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虽然发展历程曲折波动、几上几下,但其路径始终是将城市规划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研究主题,经历了从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后30年市场经济体制的两大历史时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完成了“快速转型——重新建构——自主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人员的培养、技术的引入、学科的建立、机构的设立等角度来看,城市规划科学研究顺利完成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
前30年的城市规划科学研究形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以体现“国家建设、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国家主义思想为前提。国家根据建设需要向地方布置课题,最终通过政策、方针、任务等形式向下布置与实施,以满足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研究内容既具体又局限,表现出针对性地满足物质空间为主的城市建设需要,就建设论规划,规划成为建设的技术工具。
后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规划研究的再次发展和繁荣,使城市规划学科本身的内在属性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城市规划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单一的技术设计性质转变为政府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研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被动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动式”,它既是指导城市发展的战略,又是城市建设的蓝图,也是城市管理的依据。城市规划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以满足建设需要为宗旨,逐渐出现自下而上的自觉行为,多元化、全球化、地域化成为城市规划科学研究的新动向。特别是高等院校、设计研究单位、学术团体的自发研究,开始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
60 年的历程,弹指一挥间。以史为鉴,探寻未来城乡规划科学研究的新目标,一方面要在吸收国内外规划理念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自立更生发展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另一方面更要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国情,不断探索城乡规划学科使命和理想。
作者简介
石楠,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百浩,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李彩,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
曲长虹,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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