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5)11-0030-09
【中图分类号】TU984.1;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51106a
【作者简介】
武前波 (1979-),男,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小城镇城市化协同创新中心,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陈前虎 (1971-),男,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小城镇城市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
【修改日期】2015-08-15
本文刊载于《》2015年第11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201165;41301110),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5D010004;LY16D010008;LY14D010003),杭州市规划局招标项目“杭州市六组团规划研究”。
精彩导读
【摘要】采取“五普”、“六普”人口数据,对近10年来杭州城市人口空间变动进行深入分析,结合近郊区通勤人口的交通出行调查,界定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及其未来生长空间。研究发现,上轮总体规划确定的“一主三副六组团”格局,已成为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同时,提出“一主六片区”的城市空间布局,有利于形成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多中心的空间形态,构建不同空间尺度的多中心体系,以引导城镇化人口合理集聚和城市空间优化布局,并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提供相应的参考借鉴。
【关键词】人口变动;大都市区;空间重构;杭州
POPULATION SPATIAL CHANGE AND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HANGZHOU FROM 2000 TO 2010
ABSTRACT : Situated in the 5thand 6th national censu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change of urban population during 2000-2010 in Hangzhou and surveys the commuter travel of suburban population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scope of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s future growth space in Hangzhou. It finds that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pattern as identified by the previous wave of master planning is remodeling, based on which it proposes a new spatial structure conducive to forming a multi-center spatial morphology in the new-era Hangzhou metropolis, constructing a multi-center sysyem of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guiding the rational agglom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doing so,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vision on urban master plan.
KEYWORDS: population spatial change;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Hangzhou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在国外学界属于比较经典的研究领域,如霍尔[1]根据人口的分布变化,将城市演变分为6个阶段,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和流失中的分散,第5个阶段标志着郊区化的开始[2]。同时,利用人口密度分布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形成许多代表性的理论,如单核心模型[3]、多核心模型[4],以及城市次中心的界定与识别[5~8]。总体上来看,西方学者关于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相关数据定性总结描述到人口模型的计量分析,形成了相对丰富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与方法。
国内学界对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及郊区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9~11]。近期也陆续出现了针对杭州城市人口分布与郊区化的研究,如冯健对2000年之前杭州市人口的空间变动与郊区化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郊区化发展与杭州城市形态的演化关系密切,促使“手状”的城市形态逐步演化为“扇状”形态,但主要关注于不含萧山、余杭的市区范围[12];邵波等结合杭州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化,对杭州新城建设的类型、问题及策略进行了分析思考,但缺乏对不同区域人口变动的深入探讨[13];杨建军、陈锋义基于建设项目分布对杭州主城区空间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14],公理、应联行基于“一主三副六组团”架构对杭州市区人口发展特征及规划策略进行了分析[15],均是基于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特别是近10年杭州实施了余杭、萧山两县市的“撤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中心城区由683km2扩展到3068km2,在此范围内确定了“一主三副六组团”城市空间架构,引导城市建设逐步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16]。在此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双重推动,杭州人口出现新的空间分布,并随之产生相应的交通、居住、就业等诸多城市问题,与之前确定的“一主三副六组团”空间结构形成偏差,城市整体空间组织正在发生重构。笔者将结合以上研究基础,借鉴大都市区概念及空间范围界定方法,综合利用200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最新针对杭州近郊区通勤带的社会调查结果,对杭州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和大都市区空间组织重构进行探讨,以期对未来杭州城市发展提供相应的参考借鉴。
2000-2010年
杭州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分析
研究以2000年杭州行政区划范围界限为基准,将杭州市域划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两大部分,其中,中心城区包括核心区(上城、下城)和边缘区(西湖、拱墅、江干),郊区包括近郊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余杭、萧山、富阳、临安)和远郊区(桐庐、建德、淳安)(表1)。
▲ 表1 | 2000-2010年杭州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变化情况(万人)
Tab.1 Changes of urban permanent population in Hangzhou from 2000 to 2010 (10 thousand)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五普、六普人口数据整理。
注:西湖区、江干区的人口数据均相应不包括西湖风景名胜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中心城区核心区人口稳定增长
从常住人口统计数据来看,近10年杭州上城区、下城区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共计增加人口12.3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54%。其中,下城区人口数量增幅远高于上城区,上城区已经趋于人口饱和状态。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杭州行政区划调整,1997年上城区、下城区管辖范围均有大幅度扩大,由于近10年核心区商贸办公、住房建设的兴盛,推动人口向核心区聚集。
1.2 中心城区边缘区人口快速增长
中心城区边缘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每个辖区增速均高于下城区,10年中增加了53.56万人,年均增长率达3.06%。其中,西湖区增速最大,其次是江干区,再次是拱墅区。由于3个辖区分别处于杭州核心区的外围,是杭州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10年大型项目建设、住宅开发、都市产业聚集的重点区域,推动人口聚集速度较快。
例如,西湖区的国家湿地公园、西湖科技园区、浙大紫金港校区、小和山高教园、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相继建设,推动西溪、三墩、申花、之江等房产板块的迅速崛起,吸引大量人口迁入;拱墅区的运河保护开发、北部软件园、汽车城等项目的兴盛,江干区的钱江新城、客运中心、交通枢纽等项目建设,均有力地促进了边缘地区房地产开发和人口快速集聚。
1.3 城市近郊区人口迅速增长
从人口年均增长率来看,近10年近郊区高达3.13%,高于城市边缘区,共新增人口121.57万,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人口数量。其中,下沙、滨江年均增长率最大,分别为17.19%和10.65%,人口增量均超过20万;余杭、萧山其次,与城市边缘区增速相当,但余杭区又明显高于其他辖区,人口增量超过30万;富阳、临安居末,年均增长率略低于城市核心区。
以上表明,近10年近郊区是容纳杭州市新增人口最多的区域,内部各个辖区分异也相对明显。其中,下沙和滨江位居杭州中心城区外围,均是20世纪90年代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分别从余杭、萧山两县市划拨到杭州市区管辖,相继成立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各类工业企业园区、科技园区、大学高教园的建设,推动房地产项目开发,迅速吸引大量人口迁入。进入21世纪,余杭、萧山被“撤市设区”,拉近了与杭州主城区的距离,诸多省市级大型项目陆续拓展到两个辖区,特别是余杭区由于毗邻杭州主城区,近10年房地产开发相对繁荣,涌现出许多郊区住宅大盘,吸引大量就业在主城区而生活在郊区的人口聚集。富阳、临安则是因为距离杭州主城区相对较远,人口增长率略低,但即将启动的大型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已经将两县市与主城区相连,并自下而上做了“撤市设区”提案计划归入杭州市区管辖,必将在未来10-20年中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聚集。
1.4 城市远郊区人口缓慢下降
远郊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人口密度较低。近1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总体处于负增长水平,仅桐庐县相对邻近杭州中心城区,与之日常联系相对紧密,包括交通、商务、旅游、居住等,人口数量稍有增加,表明远郊区人口正在逐步向杭州中心城市聚集。
杭州都市区范围界定与
近郊区日常通勤调查
研究表明,近10年杭州新增人口主要聚集在杭州市区范围,在此可采用2000、2010年杭州市区分街道人口普查数据,借鉴国内学者提出的中国都市区界定方法[17~18],对杭州都市区的空间范围进行界定与探讨①。同时,按照都市区所强调的中心城市与外围邻接地区相互密切联系的特征,针对杭州近郊区“六组团”开展日常通勤特征调查,以分析上一轮杭州城市总体规划架构与近10年大都市区实际发展趋势的偏差。
2.1 大都市区的空间范围界定
2.1.1 基于人口密度的空间范围识别
从杭州市区分街道现状人口数量分布来看(图1),人口较多的街道或乡镇主要分布在城市近郊区。首先,近郊区的临平、下沙、江南(滨江、萧山城区)三副城所在街道,以及主城区西北部的良渚街道,人口数量相对较多,每个街道均超过10万人,个别高达30多万人;其次,近郊区的余杭、塘栖、瓜沥三大古镇人口均超过8万人,距离主城区相对上述街道较远,成为近郊区人口聚集的主要节点;再次,中心城区大部分街道、与上述区域相邻的近郊区街道的人口数量,基本都在5万以上,组成杭州城市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
▲ 图1 | 2010年杭州市分街区常住人口规模空间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size based on street zones in 2010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六普人口数据绘制。
从杭州市区分街道现状人口密度分布来看(图2),围绕杭州老城区具有明显的圈层分布特征。一是由西湖风景区、西溪湿地、钱塘江、石祥路所围合的区域构成内圈层,人口密度较高,超过5000人/km2;其中,以武林街道为核心,沿京杭运河分布的街道人口密度基本在15000人/km2以上。二是西溪湿地板块、临平副城、下沙副城、江南副城、瓜沥组团部分街道构成中圈层,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km2;其中,下沙城、江南城的街道人口密度较高,大部分超过5000人/km2,具有与内圈层融合为一体的趋势。三是位居中圈层以外且人口密度低于1500人/km2的区域构成外圈层,包括塘栖组团、良渚组团、余杭组团、临浦组团、义蓬组团以及西湖区之江新城等区域。
▲ 图2 | 2010年杭州市分街区人口密度空间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based on street zones in 2010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六普人口数据计算绘制。
若以分街道(乡镇)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km2的国内都市区界定标准[7],可以构建出一个沿着钱塘江两岸的杭州大都市区范围,总面积约1200km2(图2)。与“一主三副六组团”空间结构对比,“一主三副”及余杭、瓜沥两组团部分街道属于杭州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范围,“六组团”大部分区域属于大都市区的外围地域范围。以上表明,近10年杭州实施推动的跨越钱塘江发展战略已见成效,人口逐步向钱塘江两岸聚集,特别是下沙、江南两大副城,但人口密集区仍然处在主城区。
2.1.2 基于人口年均增长率的空间范围识别
从杭州市区分街道人口年均增长率来看(图3),近10年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近郊区,包括大部分中圈层和部分外圈层。一是下沙、滨江、西溪、良渚四大板块及其周边区域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长率在4%以上,部分街道超过10%,这些区域均最为毗邻主城核心或边缘区,是人口扩散与集聚的主要方向。二是余杭组团、义蓬组团、萧山老城区、之江新城等区域人口年均增长率在2%以上,主要分布在近郊区,也是人口集聚速度较快的区域。三是临平副城、塘栖组团、瓶窑及西北部乡镇、瓜沥组团、临浦组团的人口年均增长率相对不高,距离主城区较远,难以直接吸纳主城区的人口扩散。
▲ 图3 | 2000-2010年杭州市分街区人口年均增长率空间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light of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based on street zones from 2000 to 2010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五普、六普人口数据计算绘制。
若以大于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来界定近期杭州的城市发展空间,可以构建出一个西至余杭组团(未来科技城),东到下沙城、义蓬组团(大江东新城),北达良渚(北部新城),南至之江新城、江南城的大都市区范围,总面积约2000km2,相对符合国内外大都市区成熟时期的空间范围(图3),但其人口密度还相对较低。下沙城、江南城、良渚板块人口聚集速度较快,而临平副城、塘栖组团、瓶窑及其西北部乡镇、瓜沥组团、临浦组团吸引人口聚集能力较差,余杭组团(未来科技城)、义蓬组团(大江东新城)正在快速崛起。
2.2 大都市近郊区日常通勤调查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近10年杭州近郊区人口空间变动已经对传统“一主三副六组团”城市结构产生重构作用。由于都市区是指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19]。为了更深入探讨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以及城市人口空间变动特征,笔者于2012年10月-12月对杭州市外围“六组团”开展了关于近郊区日常通勤行为调查,每个组团由2~3个边缘城镇组成(图4),在其内部随机发放问卷150份,共计900份,有效问卷867份,有效率达96.33%,并对良渚组团的良渚文化村附加了100份典型问卷调查②,有效问卷97份,有效率为97%。
▲ 图4 | 杭州市“一主三副六组团”空间范围
Fig.4 Hangzhou’s spatial scope of “one center-three subcenters-six clusters”
注:《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将原来的余杭、塘栖、良渚三组团调整为余杭、瓶窑、良渚三组团。
2.2.1 余杭、良渚两组团与主城区日常通勤最为密切
从近郊区“六组团”去主城区的时间频率来看,其内部差异较大(图5)。余杭三组团分布相对均衡,余杭组团及良渚文化村周期频率较短,日常通勤比例最高,良渚组团次之,而瓶窑组团周期频率较长,这是由于余杭、良渚两组团最为毗邻主城区。与之相比,萧山三组团主要集中在1个月及其以上的周期内,表明萧山与主城区之间日常通勤受空间距离影响较大,特别是钱塘江的天然影响因素。由此可见,余杭、良渚两组团与主城区之间联系相对密切,而萧山三组团日常通勤联系较少。
▲ 图5 | 杭州市“六组团”与主城区日常通勤联系
Fig.5 Daily commuting between Hangzhou’s “six groups” and the main city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近郊区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
从“六组团”去主城区的出行目的来看(图5),大部分居民主要集中在逛街购物、游玩休闲两大方面。其中,余杭三组团还存在着工作方面的需求,特别是以良渚文化村最为典型。萧山三组团则具有业务联系及其他方面的需求,临浦组团比较典型。从中表明,主城区已经发挥出作为杭州市级商业消费及休闲娱乐中心的重要作用,但就业岗位的提供仍然与空间距离较近的余杭、良渚组团关系密切。
2.2.2 萧山三组团就业岗位与主城区关系不大
从近郊区“六组团”居民的上班地点分布来看,萧山三组团主要集中在组团范围以内,跨区域的上班方式较少;余杭三组团的上班地点也以余杭区范围为主,但主城区也占有较大比例,如良渚文化村、余杭组团、良渚组团相对突出,而瓶窑组团主要是在组团内部范围或靠近临平地区(图6)。上述表明,萧山三组团与主城区之间的就业岗位关联性不大,而余杭三组团在主城区的就业岗位占据约1/3的比例。
▲ 图6 | 杭州市“六组团”常住居民的就业行为特征调查
Fig.6 Employment behavior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in Hangzhou’s “six groups”
从“六组团”居民的上班交通工具选择及耗费时间来看(图6),萧山三组团以步行、自行车、电动车为主,私家车也占有一定比例,通勤时间集中在30min以内,这是由于就业岗位就近集中在萧山地区。余杭三组团交通工具相对多元化,私家车占据较高比例,其次是步行、自行车、电动车及公交车,通勤时间分布在1h之内,也存在2h的通勤行为,表明主城区就业岗位对余杭地区影响作用较大,导致日常通勤时间较长。
根据杭州近郊区“六组团”的日常通勤及上班地点状况可以判断:(1)萧山三组团还停留在“职住平衡、独立自足”的大都市边缘城镇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出疏散主城区人口的功能,因为当地居民与主城区并没有太多联系行为。(2)余杭三组团内部差异较大,既存在自我发展的外围城镇,如瓶窑组团,也出现了具有“卧城”功能的大都市边缘新城,如良渚文化村及余杭、良渚两组团。
2.3 小结
综合以上杭州市区人口普查数据变动分析,以及日常通勤行为社会调查,可以发现杭州都市区的以下特征:第一,在都市区空间范围界定方面,传统中国都市区界定方法采用非农经济、非农人口、城市化率及人口密度等指标,可以适应于都市区宏观层面中心市与外围县的界定及对比,但忽视了都市区内部的微观单元表现特征(如街道或乡镇),以及主城与外围邻接地域的相互联系,如余杭、萧山部分乡镇人口密度较高,但与主城日常联系较少。
第二,采用人口密度、人口年均增长率、日常通勤联系等指标方法,可以有效探讨杭州都市区内部空间特征,如人口密度反映出跨江发展的杭州都市区日益形成;人口年均增长率勾勒了未来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而近期人口增长地域仍然集聚在以西湖为核心的主城区边缘及外围;日常通勤联系调查验证了外围地区与主城的空间距离递增,而相互联系逐步衰减的规律,并不以城市跨江发展战略为转移,如萧山三组团与主城联系不够紧密。
第三,2001年杭州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一主三副六组团”结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对称性。一是人口密度、人口年均增长率具有非均衡性,均呈现圈层式分布,前者自中心城区向外围近郊区逐步递减,后者逐步递增,并以毗邻中心城区边缘区的近郊区增速最快。二是“三副城”、“六组团”均具有非对称性,其中,下沙副城、江南副城吸纳杭州城镇化人口的功能高于临平副城,余杭三组团与主城区日常通勤联系强于萧山三组团,由此也促使近10年杭州大都市区沿钱塘江的非对称性布局。
杭州都市区空间组织重构
与空间布局优化
3.1 由传统“一主三副六组团”走向新时期“一主六片区”空间结构
近期有学者通过研究国内大都市区空间形态特征,提出了都市区“簇群式”空间概念,认为这是以大城市中心城为核心,以功能与空间上与中心城紧密联系的外围组团为基本簇群单元,通过复合式的交通网络,形成的大城市地域空间形态结构的新形式,如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20]。与杭州相比,这些城市具有地域形态和空间治理方面的相似性,如均属于跨江发展且山水自然要素丰富的大都市区,以及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中,对外围县市所实施的“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但由于地方区级政府发展的冲动,通过借助中心城区发展平台,形成紧贴中心城区优势组团快速发育的态势,这些组团往往成为大都市区新增人口与产业的重要集聚区。
2001年杭州市确立的“一主三副六组团”属于一种组团式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但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空间组织逐步解构的趋势。一是城市“单中心”结构显著,人口密度以老城区为核心圈层逐步向外围递减,就业岗位仍然聚集在主城区,日常通勤的交通压力以主城区最为显著。二是邻接主城区的副城或组团增长明显,如下沙、江南两副城人口与产业增长迅速,临平副城相对缓慢;良渚、余杭两组团与主城区日常联系密切,其他组团相对较弱。三是优势组团地位突出,弱势组团面临边缘化,义蓬、余杭两组团属于省级乃至国家级重点产业基地,人口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塘栖组团已被临平副城纳入,新规划的瓶窑组团和临浦组团均处于边缘化态势,瓜沥组团人口增长不够明显。可以认为,在过去10年中“一主三副六组团”空间结构推动了“一主二副”的快速发展③,但在新时期的重大缺陷表现在,将“主”、“副”、“组团”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发展等级划分,并不利于副城、组团相互之间的均衡协同快速发育,与之相对应的行政管辖范围也不相匹配。
根据近10年杭州人口空间变动的发展态势,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格局要打破传统垂直等级式发展模式,构建水平型网络式空间结构,可以提出“一主六片区”的新型空间结构模式④。其中,“一主”,即主城区,以武林-钱江新城为核心,包括下沙城、之江新城,与传统主城区相比,将下沙副城并入,这是由于下沙城与主城区之间日常通勤密切,交通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已经具有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六片区”,包括临平片区(临平-塘栖)、良渚片区(良渚-瓶窑)、余杭片区(未来科技城)、江东片区(大江东新城)、萧山片区(萧山-瓜沥)、滨江片区(滨江-临浦)(图7)。与传统“三副六组团”相比,“六片区”空间范围进行了重组与拓展,行政主体相对明确,除了余杭片区、江东片区已经成为省级重点产业集聚区之外,其他片区均有一个靠近主城区且相对独立的增长核心,如临平、良渚、萧山、滨江,并拥有相对完善的行政管理机制,这样有利于带动传统外围组团的快速崛起。
▲ 图7 | 杭州空间格局的解构:由“一主三副六组团”走向“一主六片区”
Fig.7 Deconstruction of Hangzhou’s spatial pattern: from “one center-three subcenters-six clusters” to “one center-six districts”
资料来源: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绘制。
3.2 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历史时期杭州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京杭运河大动脉,由此形成了沿内河要道南北方向拓展的城区形态,后来随着城市对外交通线路的不断发育,城市形态围绕老城区呈指状发展,但拓展方向仍然为南北方向,并形成了以武林广场为城市中心的空间布局。在此过程中,以武林广场为核心的城市中心的形成,来自于4条发展轴线的交汇(南北、东西、西北-东南、西南-东北),既包括通常所能够认识到的沪杭甬“V”型动力轴和钱塘江生态轴,也包括杭湖、杭徽、杭诸及沿运河向北的动力轴,从而使得杭州拥有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经济要素动力,促进城市空间的快速发育(图8)。
▲ 图8 | 杭州市城市空间结构概念
Fig.8 Conceptual map illustrating Hangzhou’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990年代以来随着杭州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及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开始出现跨江发展的趋势,如滨江区的出现,大型居住区、工业区也开始在主城的西部和东部建设,特别钱江新城被确立为杭州新城市中心。新时期由于城市重心逐步由武林广场向钱江新城位移,钱塘江发展轴线也向东进行了平移,与其他南北、东西发展轴线或动力轴交汇产生了新的城市节点,包括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城东新城、湘湖新城。与此同时,沿京杭运河南北发展轴向东也进行平移,城东新城、乔司、萧山、临浦等节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城东新城成为南北、东西向城市主轴的交汇点,萧山城区成为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轴线的交汇点(图8)。目前,杭州已经成为沪杭、宁杭、杭甬、杭长4条高铁线路的汇聚节点,并将在“流”的空间中凝聚城市增长动力,获取新的流量经济要素。
21世纪以后由于萧山、余杭实施“撤县设区”,杭州东西两个方向发展腹地得到极大拓展,推动了东西向发展轴线的逐步显现,特别是大江东新城、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建设,由此形成了一条自东向西沿大江东新城、下沙城、主城区、未来科技城的生长轴线。同时,由于大江东新城、未来科技城的快速建设,超越杭州市区范围在边缘区形成两条新的南北向发展轴线,其一是由海宁、大江东新城、绍兴所组成,区位条件优越,土地面积广阔,属于杭州东部先进制造业地带;其二是由德清、瓶窑、未来科技城、富阳所组成,生态优势突出,人居环境优美,属于杭州西部创新型产业地带(图8)。
3.3 杭州城市空间圈层结构布局优化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将大都市区划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两大部分,忽略了中心城区功能外扩和人口通勤的中间区域,这样不利于将中心城区与郊区进行有机结合的分析,从而得出城区与郊区相对失衡的空间组织结论。由此相关学者通过对上海市人口空间变动的分析,提出了通勤区的概念,其介于中心区和郊区之间,是吸纳未来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区域,也是新城、新镇及产业园区的重点集聚区[21]。根据近10年杭州人口空间变动及其不同区域增长情况,以及近郊区日常通勤行为调查,可将杭州城市空间地域划分为三圈层结构(图9)。
▲ 图9 | 杭州城市空间圈层结构布局
Fig.9 Layer structure of urban space in Hangzhou
3.3.1 核心圈层(中心区)
即指距离武林广场15km半径范围内,杭州绕城高速以内区域。中心区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部分,核心区包括上城区以及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的部分核心区域,人口密度较高且趋于饱和,集聚着市级商业商务及行政文化中心,未来以重点发展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总部等生产服务业;边缘区为核心区以外区域,包括滨江、余杭、萧山、下沙靠近主城区的部分地区,是近期人口聚集、高档楼盘、大型设施集聚区,未来将成为商贸、物流、休闲旅游、技术研发、创意产业、都市工业及居住楼盘的重点布局区。该圈层应着力于杭州都市核心区的多中心体系的构建,以合理布局商业商务及生产型服务业,形成不同的商业商务圈,有序引导大都市区人口充分就业。
3.3.2 中间圈层(通勤区)
介于距离武林广场15~30km之间的区域,包括滨江、下沙以及萧山、余杭大部分区域,也是上版总规确定的“三副六组团”主要区域。根据该范围地区的日常通勤行为调查,其与中心区联系相对密切,特别是下沙、江南两副城和余杭、良渚两组团。近10年该区域人口增速最快,已经成为吸纳杭州大都市新增城镇化人口的主要地区,聚集着近期市级、区级政府重点规划建设的大部分新城、重点镇,与中心区之间既具有紧密联系,又拥有自身的独立性。该圈层应着力于杭州大都市区的多中心体系构建,即新的“六片区”的副城建设,以国家、省市级重点产业区为依托,围绕新城、中心镇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绿带、山水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使之成为高技术产业、设备制造、大型物流、专业市场、郊野公园布局区,以及独立自足、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新城或新市镇。
3.3.3 外围圈层(郊区)
距离武林广场30km以外的区域,包括余杭、萧山小部分区域,以及杭州辐射范围内的临安、富阳、绍兴、海宁、桐乡、德清的部分地区。该区域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腹地,除了大江东新城(义蓬组团)已经成为浙江省、杭州市重点打造建设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之外,这里分布着即将启动建设的4条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分别通往临安、富阳、绍兴、海宁,同时富阳、临安均在积极推动“撤县设区”行政区域调整,以加快融入杭州大都市。该圈层应着力于杭州都市圈的多中心体系构建,逐步发展成为都市圈内功能独特、产业鲜明的重要城市节点,承担先进制造、运动休闲、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专业总部基地等职能。
结论与讨论
通过近10年杭州市区人口空间变动情况分析,采用微观单元分街道或乡镇的人口密度、人口年均增长率、日常通勤联系等指标方法,对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与空间结构变动特征进行探讨,发现城市空间组织正在对传统“一主三副六组团”结构进行解构,跨越钱塘江两岸的大都市区已见雏形,但人口重心仍然处在中心区,人口增长重心紧邻中心区,如下沙、滨江、余杭、良渚等副城或组团,促使传统“三副城、六组团”呈现非均衡发展。同时,根据近郊区日常通勤行为调查,发现上述人口增长迅速的区域与主城区联系相对密切,由此提出“一主六片区”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结合杭州城市中心与节点的动态演变趋势,认为杭州都市区构建要突破传统中心区与郊区的二元结构,在市区及其周边辐射范围内,从中心区、通勤区、郊区3个圈层实现空间格局优化,这也比较契合当前杭州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形。
城市人口空间变动为杭州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但城市总体规划的贯彻实施,仍然面临着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行政区划体制等方面的制约。所以,未来杭州都市区发展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杭州大容量轨道交通建设滞后,特别是表现在人口密度及人口增长率较高的中心区和近郊区,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其轨道交通建设必须要与人口增长趋势相一致,不能够局限于传统“主城、副城”范围之内,更应该考虑人口与产业聚集较快的通勤区圈层,即使相比郊区的城际轨道交通,这里已经明显滞后;二是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要与人口增长区相结合,尽管近年来主城区的大学、医院、图书馆、购物中心等逐步选择在近郊区布点,但通勤区范围内的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仍然不够完善,新城及重点镇的公共服务中心未确立,影响了主城区人口疏解及近郊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积极破除行政区划方面的制度障碍,针对萧山、余杭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不断实施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22],借鉴苏州、南京及上海浦东新区的行政体制管理经验,推动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设施向近郊区有序转移,提升近郊重点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层次,如未来科技城、大江东新城及余杭、萧山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 特别感谢杭州市编制中心刘长岐主任、吴为副主任、张楠楠、黄玮玮的大力支持,以及浙江工业大学2009级专业同学在问卷调查及部分图形绘制方面给予的积极协助。)
注释
① 周一星最早提出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标准:凡城市实体地域内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地级市可作为都市区中心市,外围县要满足全县非农产值达到75%以上和非农劳动力比重达到60%以上两个条件。宁越敏认为中国都市区设区城市的区、县级行政单元可归为3种类型:(1)全部人口都为城镇人口的市辖区,包括传统的老城区和受郊区化影响、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km2的近郊区,此类可作为都市区的“中心市”;(2)人口密度低于1500人/km2,但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市辖区,此类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可视为都市区的“外围县”;(3)含有较多乡村人口的区、县(县级市),城市化水平较低,此类区域多为远郊区,不属于大都市区的范围。
②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各个调查小组分别对2001版总规确定的“塘栖、良渚、余杭、义蓬、瓜沥、临浦”6个组团进行调查,考虑到余杭区域规划提出的“良渚、瓶窑、余杭”新三组团,并增加了瓶窑组团问卷调查,文中调查数据主要涵盖新的“六组团”,并将良渚文化村单列,这是由于其开发性质、建设模式及居住人群与其他近郊区发展特征相异。
③ “一主三副六组团”结构体现了近10年杭州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下沙、临平、江南3个副城的布局,突出优先发展东南方向,优化控制城市西部,主城与江南城形成双核心空间结构,而六组团依托现有中心镇,适当兼顾余杭、萧山行政区划格局,整体上形成有等级有重点的城市空间形态。
④ 在过去10年中,杭州市“一主三副六组团”空间结构充分发挥出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目标,即主城经济要素优先向三副城外溢,从而实现三副城的快速发展;而在今后的10-20年中,六组团将成为承接主城区乃至副城经济要素外溢的主体,副城与组团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这将有必要取消副城这一过渡时期的规划产物,副城与组团实现有机合并,减少行政管理层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的“公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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