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都城的人文空间格局最具典型性,具有理想性和引领性的特点。纵观都城人文空间及其格局的规划建设历史,从周代王城建设,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探索,直至隋唐长安,都城人文空间及其格局规划日渐精深,史称“一代精制”。隋唐长安在继承“理想王城”基本精神的同时,结合实际地形和文化发展的新成就进行了创造:长安规划巧借“六坡”地形组织功能,将宫城、皇城布局在都城中央北部,以太极宫、承天门、朱雀门、朱雀大街、明德门构成城市中轴线,建立起整个城市文化空间秩序的骨干;结合城市特殊的自然山水形势,立兴善寺、玄都观于都城轴线两侧之九五高地,以壮中轴之势,并成为城市整体文化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使都城呈现出全新格局。与此同时,在皇城内规划太庙和社稷坛,东西相对,外郭东、西、南三面各置三门,以应“左祖右社”“旁三门”的传统制度;在春明门外设日坛、先农坛,开远门外设月坛,启夏门外设圜丘、籍田,宫城北设地坛、蚕坛、雷师坛,并将各项人文空间要素均围绕轴线展开,建构了宏大的都城人文空间格局。隋唐长安城是自觉融合汉以来吸纳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新文化、新空间而进行都城人文格局规划建设的一大创举,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历代都城规划不断传承发展,至明清北京终集大成,被梁思成先生赞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 隋都城图 [引自清康熙七年(1668年)《咸宁县志》]
▲ 隋唐长安城市人文空间格局示意图
▲ 1930年代北京中轴线航拍图 [德]Graf Zu Castell(左)与[美]Merl La Voy(右)拍摄
与都城规划建设相比,地方城市的人文空间格局往往都是累代而积、日渐生成,将文化意义的连续性和空间环境的历时性有机融合。加之受到各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地方城市人文空间格局在保持中国城市文化共性的同时,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如河南宜阳县城,古时规划便是以文庙、县署两处人文空间为核心,并择城南锦屏十二峰之玉柱、文笔两座最高峰,建立了“县治—挹秀门—玉柱峰”与“文庙—通贤门—文笔峰”两条城市轴线,形成融合山川又寄托文化理想的特色格局。
▲ 县境图 [引自清光绪7年(1881年)《宜阳县志》]
另如福建福州城,古时规划以南门、狮子楼、鼓楼、衙署、镇海楼为标志建立中轴线,以此为基准,两侧鼓山、旗山相望,乌塔、白塔互映,形成特色的城市人文空间格局,控制着整个城市功能布局与建设秩序。
▲ 福州城图 [引自曹婉如《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
当然,城市人文空间格局往往不局限在城内范围,城外大的格局也非常重要,为城市人文环境的塑造提供了大的环境背景。如江西龙泉县城,古时规划以衙署为中心建立轴线,署前树立“宇宙正气”坊,城北依金山,南望莲花山,其上各建塔一座,与东北方向的银山塔鼎立城周,形成“三塔环城”的宏大人文格局。
▲ 龙泉县城图 [引自光绪二年(1876年)《龙泉县志》]
此外,中国古代城市图同样重视对城市人文空间及其格局的表达,不论是留存至今的北宋吕大防《长安城图》,还是大量的方志城图,都对城市人文要素及其格局进行了着重刻画。如湖南安化,清同治年间《安化县志》县城图中所标注的要素绝大多数为人文空间,其与山川道路有机融合,鲜明地表达出当地特有的城市人文空间格局。
▲ 县城图 [引自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安化县志》]
城市人文空间具有历史性,这是城市的文化根基。城市人文空间又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的城市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会结合时代需要和百姓需求进行新的创造,形成极富时代特征的人文空间,发展城市人文空间格局。城市人文空间及其格局正是古人所谓“人心所寄”之地。建立上承中国文化义理、下通山川人物、融汇并超越基本使用功能且极富地方个性的城市人文空间格局,可谓中国历代规划家坚守、传承和创新的关键,代代赓续,历久弥新,形成每一座中国城市特有的规划传统和文脉基因。继承并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就是要认识到城市人文空间的价值和意义,在保护和复兴城市历史人文空间及其格局的同时,结合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研究和创造现代城市人文空间及其格局。这是当代中国建设的一项历史使命,更是事关城市文化精神塑造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