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
( 中国学会荣誉理事,加拿大女王大学区域与学院前院长、荣休教授,本学术对话主持人 )
在规划上头我们最缺的是有理论的实践,以下这套理论可以为我们的规划实践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道萨迪亚斯提出人类聚居在一起是为了追求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所需的空间接触,并以最小的力气去争取实质的接触或接触的机会。创造聚居是规划的聚焦点:通过聚居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让人们活得更好更幸福。
什么是幸福?活得像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以人为本就是按照人的理性和物性去做事情。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适合人的理性与物性的聚居模式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以满足人的物性跟理性的需求。
先谈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的创意经阿奎那的演绎得出一个自然之法的理念:万物求存,所有东西都求按自己本质的存在;动物是有生命之物,非但求存在还求延续下一代;人是理性的动物,当然求自存求延续,但是从他的理性和经验他明白要与人共存。自我保存跟与人共存就是普世的自然之法,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知晓。越有理性的人越希望他的生活跟自然之法保持一致。
人聚居是以最小的气力去追求最优空间机会,什么是最优?最优就是自存共存的最高平衡,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指的个人跟群体的最大幸福。西方人把义叫just,英语的just是“刚刚”。中国的孟子的义也是指“宜”,适宜的意思。自存太多,平衡就失掉;共存太多,平衡也要失掉。要刚刚好,这是最关键。所以自存、共存永远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不平衡的时候就是灾难。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自存是共存的最佳标准。规划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换位思考来给我们启发。
自存共存的平衡是结合了西方古典自然之法跟中国传统的孔孟思想,待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举两个例子。孩子上学,应该离学校多远?问家长“你希望孩子学校多远?”单按自存,学校最好是在家的旁边或者不超过100米。如果问校方,从校方利益来说,校区服务半径越大越好,服务半径越大学生来源越多,1000米吧。这是大家追求自存的结果。规划要协调100米和1000米,难。但如果问家长“你考虑你孩子的体力,考虑别人的孩子,你认为什么才是‘合理’的距离?”答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调研总结出来大约是250~500米。问校方,“考虑学校的需要,考虑孩子的体力能力,多大的半径是‘合理’?”得出的结果是500~750米。交叉点开始出现,这是共存的开始。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特别事情,只要打开窗口,让人从“合理”去思考就够了。不需要提出自存、共存这些词,“合理”就足够了,因为合理就是合人的理性,自然地就是自存与共存的平衡。
另外一例是耕地转建设用地。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做法就是看从耕地转建设用地对社会整体贡献多少,贡献足够大才容许。假如建设用地市价是10块钱一个单元,耕地补偿是2块钱,从耕地转建设用地就提供了5倍经济效益。但是我们考虑共存。耕地本身不单只是2块钱,它为农民提供了长期生计,为民工回乡提供了生活支持等等,那么它的真正价值是比它的补偿值多一点的。相对来说,建设用地的市价也可能因投机炒卖而偏高。事先通过公众参与、专家评估,得出的意见是2块钱到10块钱的差值平分两方才是反映建设用地与耕地对社会的真正贡献。这不是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这只是规划的分析。平分差值就是每方4块钱,那么建设用地与耕地的社会贡献比例不再是10比2,而是10比6,是1.67倍。再考虑到整个城市的生态、民生等,建设用地对比耕地的社会贡献可能还要打个折扣,算7折吧,那么从耕地转建设用地的社会贡献不再是5倍,也不是1.67倍,而是1.17倍而已。这可以用来帮助决定转或不转。
谈谈物性,人的物性是很科学的。我们用自己作为对环境的衡量,典型是我们的眼睛。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的眼球不作上下滚动时,往上看到是27度,往下是30度,用30度来算吧。假如路宽20米,从一边望过另一边就是11.5米左右的高度,加上眼睛离地1.5米,就是13米左右,那么就四、五层楼高。所以为什么两侧是四、五层的楼房的街道我们会觉得这么符合“人的尺度”,这是由我们的生理、我们的眼球决定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规划研究都是集中在经济、社会上面,其实最后的关键还是安全、方便、舒适、美观,不同人对安全、方便、舒适、美观有不同的追求,也可以找自存和共存平衡。
“城市人”的理念叫Homo-urbanicus,是个以人的理性和物性为基本的规划理论。以人为本的“人”可以是个人和法人,是一种身份的理念,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家长、消费者、工人等等,这些身份的基本属性不可变,特定的性别、年龄、生命阶段有特定的空间追求。例如有小孩的家长一定会为孩子追求好学校。他收入多少、受教育水平高低、住在哪里都不会改变这个追求,这些只是追求的约束和条件,是他的偶然属性,是可以改的。规划的作用就是改变这些偶然属性,特别是他的空间条件和约束去提升他的空间接触机会。规划是帮助人去达到他理性、物性的最高满足。
现在规划学会、土地学会跟我的团队一起为自然资源部做以人为本规划的指南。规划需要信仰:相信一定有未来,所以我们是个有希望的行业;相信未来可能比现在好,不是一定,但有可能,所以我们是个乐观的行业;较好的明天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达到,而人的努力包括规划。
沈迟
( 中国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师 )
共享经济也有规模门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共享有特别的优势,例如共享单车,规模太小就搞不起来。共享是大的趋势,大到一个国家以至全球都要共享市场,小到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共享也失去了价值。城市的产生既是商品交换的要求,也有防卫的要求,古代城市首先是共享防卫,然后才是服务业的共享。城市的服务业也需要区域的共享,全球的共享,哪个城市能给全球提供更多共享的服务业,那么这个城市在全球就更有地位。当然城市还有最基础的共享,就是基础设施和各种供应系统的共享。作为规划师,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共享考虑得更多一些。除了公共空间,还有公共产品的共享。公共产品的共享、共存是有边界的,过度的共享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教育、医疗、福利的共享,不是说我这个城市做得好、福利很好,全世界的人都要到我这儿来享受福利,那不行,会出乱子。比较典型的像北京的医疗共享,全国人都来,没有边界,没有医疗分级就诊的制度,很多小病也到大医院就诊,造成医疗资源的紧张和浪费共存。所以要界定边界,公共产品不可能满足无节制的需求。空间数据共享也很重要,现在的技术手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共享条件。自然资源部成立以后,从制度上、机构上解决了空间共享的基础,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有一些涉及到空间布局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归到自然资源部管理,比如说重大交通设施、重大水利工程的规划等。像“天河工程”、“红旗河工程”,这些可能对空间影响巨大的工程,还是需要综合到自然资源部统一规划。说到数据共享,我想制度性、体制性的障碍更多,比如说医保卡,国家的医保部门就是不肯跟其他的卡共享,要自己单独搞,这是制度上的问题。我想共享既要有大的方向,也要有边界,既要保障私权,又要提供公权,就是刚才梁先生讲的just,这是我们在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
杨保军
( 中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师 )
刚才听了梁先生半个小时的演讲,虽然他的普通话说的不那么动听,但的确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的学者。我们知道,理论大多是带有浓厚的舶来色彩,从其他学科当中抽取一些跟城市关联密切的内容。但是梁先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试图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基础理论,这个理论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所以他就基于城市人假定这个基础来展开他的工作。人们认为经济学比科学性强一点,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人总是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建构了经济学的理论。当然经济学又不如自然科学严谨,自然科学可以做重复实验,但是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让你重复验证,所以社会属性强的学科一般通过思想实验来观察认知。听完梁先生的报告,大受启发,有三点体会。
第一,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聚居?这个说起来你可以写好几本书,但是梁先生刚才给了我们一个思考方向,就是人的聚居是要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因为人是一个带有社会性的动物,所以它要追求跟人的接触,跟自然的接触。
我看过一篇历史学文章颇有启发。过去认为人类从分散采集时代进入到聚居时代,是生产发展的需要,聚居起来好展开分工协作来满足生存需要。因为随着人口增加,果子不够吃了,所以要聚居进行食物的再生产。但是新的论据表明,当人开始定居时,果子足够吃,这从当时的人口和丛林面积可以推算出来。于是文章提出一个猜想,不是因为食物不够才促使定居,而是因为要接触,聚到一起从事某些祭祀、建造等文化活动。一开始可能部分人从事建造活动,派一些人去采果子,随着人口增加,采集半径越来越大,食品不足出现,演变为就地耕种。这个猜想很有意思,把文化因素突显出来了。联想到其他学者的观点,如西方人因为缅怀先人而聚居,中国人因为追随圣人而聚居,我认为追求接触的假定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城市一出现就改变了聚落的演进?因为城市借助公共空间促进了异质人群的交流,迸发出了创新力。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追求接触以及共享的空间、共享的活动、共享的设施对我们非常重要。
第二,除了历史经验,我们还要注意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两件事情不可忽视,一个是可持续,因为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这个矛盾促使我们改变一些观念,比如共享和分享,人们开始有了分享的快乐和价值取向;另一个是体验,既然有了分享的理念,就有可能丰富我们的体验。
第三,对规划的启示。国土资源部非常强调共存,基于国家利益,逐级分解指标,但对自存关注不多。自然资源部从一开始就重视梁先生提出的自存与共存平衡,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因此规划既要有自上而下的基于共存的考虑,也要有自下而上的基于不同尺度的自存与共存平衡。
回到以人为本,梁先生讲到理性和物性。从理性来看,凯恩斯的案例有启发,它是个成功的新城,但缺陷是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较低,使得公共服务配套很不经济,运行成本高,说明没有平衡好,所以在设法适当加密,使之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点。这就有一个合理密度的问题。我注意到几个数字,战国时代墨子的文章里提到城市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2万人,北京老城区1950年代初期人口密度是2.3万人,扬州老城区当年的人口密度是2.3万人。这可能蕴含一个道理,由于人的物性改变不大,人的生活空间也有一定尺度支配。过去我们是以经济理性来主导规划,可能将来要转向社会理性,用社会理性来校正过度考虑经济理性的东西。从全社会来讲,我们关注它的价值时就不仅仅算经济价值,还要看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关于物性,因为人的生理特征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要充分考虑物性,文艺复兴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现在用在设计中仍有积极意义。当物性得到充分照应,就会出现更多亲切宜人的空间,少些夸张的超大尺度。
张晓玲
( 中国土地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 )
因为工作原因,我有幸对梁先生“城市人理论”有过几次接触,今天又一次聆听梁先生的系统阐述,收获很大,很受启发。主要有几点感想:
第一,梁先生“城市人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规划的本源。这个理论实质上给在场的规划师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规划?为谁做规划?可以说这是所有规划的逻辑起点。梁先生理论告诉我们,规划师应关注人,做规划本质上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是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过程中回归规划的初心,规划的本意。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践行这个理论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梁先生的“自存与共存”原理,来处理城市集聚区域内人的个性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解决目前城市发展空间冲突的矛盾包括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红线保护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梁先生“城市人理论”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高度契合。这个理论近年来在国内学界日益得到广大学者的热烈呼应,也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梁先生“城市人理论”顺应了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向往,进入了追求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新阶段。这个大背景的变化给规划师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并且切实体现在未来规划当中?今天我们学习研究梁先生这个理论可谓是恰逢其时,它将为我们未来的规划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工具。
第三,面向未来,规划师需要齐心协力、共谋新的发展。今年年会上一个热点话题就是规划体制的改革以及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应该说,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土地规划及发展规划,实际上大家都在从事着共同的事业,都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今,我们共同面临着新时代、新要求,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去适应转型的问题。在规划转型过程中如何更加深入地了解学习梁先生的理论、在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如何去实践它,这是最重要的。
下一步,我们中国土地学会将与中国学会一道,联合梁先生团队,加强系统谋划,对梁先生理论作进一步的学习、宣传和实践,包括对《指南》进一步完善和广泛传播,设置面向规划师的培训课程,更好地吸收梁先生理论的思想精华,落实到未来的国土空间规划中,让这个理论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周素红
( 中国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
城市起源、发展和演化的历史是人类社会自存和共存模式发展演化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的大分工直接促成了居民点和聚落的形成,有了社会分工,便有了协作,这种分工和协作形成了各种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是早期城市居民“自存”和“共存”的具体表现形式。工业化促使社会分工更加明细化、协作更加多元化,与之相伴生的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是“自存”和“共存”模式的更高层次。近年来发展的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革命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进而导致新一轮城市空间组织的演变和发展。但是不论如何发展演变,城市基本功能,也就是梁先生刚才所提到的满足人的物性和理性需求的功能始终不会变。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在满足了低层级的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如果我们把这五层次的需求论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应起来就会发现,早期的聚落主要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和生存保障,例如建造堡垒抵制猛兽入侵,通过一种互相协作的方式满足生存需求等。当代城市的建设则更注重满足人们交往和归属感的需求,例如通过生产生活空间营造在满足生理和生存需求基础上,创造更好的社交机会。那么,在这些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更高层级的需求是什么?是受别人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满足这类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提供基础,因此,很快受到大家的追捧。
基于互联网的众包服务和志愿者地理信息服务(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VGI)等新型服务将塑造一种新的“自存”和“共存”模式。该模式中,每个人表面上都以“志愿者”的形式共存,“志愿”地提供很多交往方式和交往信息。比如在使用网约车软件时,人们会主动提供准确的上下车时间和地点,这种表面上自愿无偿的“共存”背后实质是“志愿者”为了获取及时高效的服务,存在一种满足“自存”需求的激励机制。这类激励机制有很多种形式,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同样值得借鉴。例如,通过“众包”的形式收集民众意见,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构建更有效的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之间的新型协助式治理模式等。
因此,总结起来,“自存”和“共存”是城市社会永恒的主题,不同的时代,其表现形式各异,和管理的目标便是要构建尽可能满足特定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多元主体“自存”需求的“共存”治理模式。
周婕
( 中国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今天非常有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城市人”学习的体会。梁先生的“城市人”理论最早出现在2012年的《》杂志第7期,当时我是因为参与金经昌优秀规划论文评选读到了这篇文章,应该说我第一次是没有读懂的,但是我知道它有非常好的东西在里面。之后反复地读,也利用各种机会向梁先生请教。我认为它解释了我在教学生涯中对我们传统的理论的很多困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原理论和原方法。怎样来说它是原理论原方法呢?我想这要等到你们读了它以后,再去慢慢体会,非常的深奥,很难懂。也因为难懂,因此,很多人在没有读懂的情况下提出来说,你研究城市人的规划那是不是就不研究乡村人了?那乡村人和城市人有什么区别?然后,一堆歧义之下的问题……刚才我们都谈到了,梁先生特别强调说人不仅仅是个体的带有物性和理性的这样一个人,有思想、有躯壳的人,同时也是以某种单位、社会属性出现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是复杂多样的。所以在理解这个“城市人”的问题上,我在这儿先要啰嗦一下,无外乎是希望大家在弄清作者的意图和概念的基础上再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文明史和城市的历史一直都是共存的,城市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和自然自存与共存的一个产物。我们身边的这些城市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案例,也是我们思考的案例、学习的案例,甚至是进行前瞻性规划时候的样板。我们这代人看到的其实大多都是传统的“苏联思维模式”下的存在。这样一个“存在”极大引导了我们在学科上的建构和我国现代的和建设。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再拿过往的一套东西来解释当下的空间现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解释不通,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梁先生的理论出来了,当你拿这样一套包括方法论在内的理论去反思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之后发现豁然开朗。因为一个契机,我们与武汉市设计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五年总科研经费250万元的合作科研,并且成立了以武汉大学为基地的“城市人”理论联合研究中心。实践证明“城市人”理论是有实用价值的,它对规划中公众参与和高密度聚居的解释更加合理可信。人要聚居,可为什么中心城区的人聚居到那样一个密度还在聚集?当我们拿梁先生这套理论去解释的时候,终于说清了这个道理,因为这个地方具有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容易满足人们最低层次的需要,同时满足了人们在空间共享里面更复杂、更多样的需要,这个时候人已经不是一个为了吃喝而存在的人,人的很多能力被这样的空间多样性给激发了,人成长了,在这样的空间里面获得了最大的幸福感。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套“自存与共存”的理论使我们对自我进行了反思,对人、对所有的人进行了反思,对人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对理论和范式进行了反思,因此聚焦于人的规划对过往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冲击之下继续改革拓新,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更好,城市空间的未来更好。
田莉
( 中国学会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教授、副系主任 )
“城市人”理论出现在我国面临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转型的转折点上,可以说恰逢其时。1988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走过了一条以土地城镇化为中心的道路,见物不见人的特点造成了城乡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城市管理方式仍然呈现自上而下主导和精英驱动的特点。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核心思想是人的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转型,“城市人”理论为实现这样的转型提供了具体的程序和机制设计。“城市人”理论提供的案例库详细解释了如何建立和建立什么样的程序和机制,以便把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在规划编制、规划审批、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贯彻。换言之,就是如何考虑多维度、多利益主体的自存和共存问题,以便帮助政府决策,使自存和共存达到优化的平衡状态。
在“城市人”理论思想指引下编制的“以人为本的空间规划指南”,有助于建立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平台。传统的城乡规划更多地体现自上而下主导的特点,在建立新的空间规划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以空间规划为载体,实现由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界定规划实施的相关利益主体,界定包含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多维度利益,并制定相关程序,保证各利益主体和多维度利益得到平衡,才能确保空间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和意图得以实现。“以人为本的空间规划指南”不仅提供了自存和共存的理性思想与核心内容,还提供了从中央到地方、涉及开发与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平衡等各种问题的案例指南,对空间规划的转型具有战略性指导作用和战术性操作意义。当然从指南列举的案例到地方可以操作实施的手册,还需要大量转译的工作。案例库需要不断充实,程序平台设计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也需要在地方上推行试点。把“城市人”理论中自存与共存的思想和指南转化为真正可以操作实施的细则,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候成哲
( 杭州市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所长、高级工程师)
社区是城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因此,“共享社区”的构筑是实现共享城市的坚实支撑,也是居民共享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的直接触媒与载体空间。关于“共享社区”构筑提三点初步想法。
第一,“共享社区”需要一个起串联作用的社区“经络”。共享社区,首先要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媒介,类似于人体的“经络”,串联起各种器官,形成充满活力的社区生命体。它可以是开放的街道,通过连接街道两侧的各种要素如商业界面、开放绿地、广场等,使居民能共享街道,增进交往,提升社区生活体验;也可以是慢行绿道系统,通过沿线贯联各类小型体育设施、游憩场地,成为居民沟通交流、锻炼娱乐的活力“经络”。
第二,“共享社区”需要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社区“心脏”。国外的社区构成中,往往会有一个教堂或者是一个中央广场作公共活动的中心。而中国的社区则缺少类似的聚集人气、富有吸引力的“心脏”。基于对杭州市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室)、卫生服务中心(站)、养老服务点等10类社区服务设施的调研,共形成5400余条设施数据的分析,发现现有设施大多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工作型作息的甚至是闲置的……因此,通过将这些设施复合集约化建设形成“邻里中心”,提供全作息、多功能、一站式服务,可成为集聚人气的场所、社区活力的焦点,成为“共享社区”中的公共活动中心。
第三,“共享社区”需要一个搭建共享平台的智慧大脑。各类空间资源有不同的归属主体,如何保障所有者对其资源拥有使用权利的同时,愿意出让部分资源作共享呢?这就需找到相互的利益平衡点,也就是自存与共存的平衡。个人认为,充分运用信息智慧技术,构建“社区智慧大脑”,搭建共享平台,可为实现多方的利益平衡提供科学分析,也为社区的共享管理、资源维护、互动组织等提供技术支撑,并通过对智慧终端数据的采集,分析居民的需求特征,即时调整资源及服务供给,提高共享的品质。如杭州部分社区试运行的智慧停车、智慧养老等就是很好的案例。
赵虎
( 中国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 )
围绕年会设置主题,我想谈几个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深刻理解共建-共治-共享的实现时序和阶段性需求。共享城市的探讨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这几年大家热衷于探讨共享单车、顺风车APP、租售同权等话题,其实这都应是共享城市的组成部分,有许多个人和团体参与到“共建”的阶段中来,而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积极向“共治”阶段转变。以某顺风车APP为例,企业主导的建设模式实现了前期高效运营,但如果在管理上始终把其他主体拒之门外,没有做到“共治”,最终也无法进入真正的“共享”阶段。这与梁先生今天讲的自存与共存博弈的道理是相通的,在实现共享的过程中,参与的主体和模式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作出积极调整。
第二,自存与共存的理念可以在古代孔子和管子的思想中找到渊源。儒家孔子言行的核心理念是“仁和恕”,这两个理念的价值导向是共存,引导人与人和谐相处。说到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传统价值观里只讲共存,不讲自存?我想也应该是讲的。比如山东的地域文化叫齐鲁文化,其中鲁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孔子,而齐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则是管子。管子是春秋时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是讲利益讲自存的,但不是唯利是图,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追求务实。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在《管子》一书中发现务实的规划思想。可以这么说,孔子讲的是情怀和远方,管子讲的是务实和当下,而梁先生今天提到共存和自存的博弈,其实可以认为是孔子和管子思想的结合。
第三,共享城市的空间规划应该在生活圈规划的基础上延伸扩展。共享城市的空间规划不是超脱于现有的规划类型而存在的,类似于今天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其核心要素仍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和空间。另外,在此基础上,规划还需要向居住、就业和交通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进行延伸扩展。所以,未来共享城市的空间规划既提升传统核心要素的共享质量,又要创新居住、就业和交通要素共享的环境,它们的规划设计和管治策略应该得到相应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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