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对于社会理论的发展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分,因为这可能是颠覆结构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思路的唯一最重要的论题。之前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总体性理论不能包含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主观性和差异性等关键问题。
马克思在对生产模式,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的研究中完全排除了从社会层面对性别和性的分析,尽管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剥削的大部分是男人以及男人是通过父系制度来剥削女人。此外,妇女们的家务劳动所产生的巨大的经济贡献也没有被计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念。出于实际考虑,妇女的劳动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剥削指的是社会的一个部门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被另一个部门控制,因此妇女的地位通常被指为超剥削。男人的劳动力被剥削了,但是妇女的无偿的家务劳动被归入男子的劳动,因此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奖金制度的补充。因此,女性不仅在父权制度中从属于男子,作为一个整体,还在经济上受到双重剥削。总的来说,妇女在历史上成为非阶级,涉及的只有生育和无偿劳动力。女性的社会阶层的确立也和她的丈夫的地位相关。
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形式”是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性别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对其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国家范围内,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而如今,在对劳动力的新的国际分工上,统治和剥削的传统分类呈现出新的特点。剩余价值如今在国际范围内被获取,并且在发达国家中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性别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个问题。由于全球化的交流,传统社区关于性别的正统教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使得个体出现在许多其他可能的性别角色中。所有的传统机构,包括婚姻、家庭结构、儿童养育、遗产继承的形式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在对于自己地位的定位上也出现了分歧,有人寻求变化,其他人则希望保持养育和家务等传统角色。男人也是如此。因此在阳性/阴性之间包含着二元对立是确定的,如果不是过于简单地归纳的话。同时,由于性别的角色由社会的总量所决定,一种性别角色的变化将自动对另一种性别产生影响。
女性劳动者的全球化的迁徙创造出新的契约劳动力的种族地图,从被迫卖淫到接近被奴役,大部分都涉及全球的犯罪经济。和男人只是被剥削劳动力不同,女性又一次被重新剥削和交易,不论是劳动力还是性。这在全球的旅游业和色情业之间的关系当中尤为明显,与之平行的还有对儿童的剥削。儿童不但被当做廉价劳动力从事工业和家务劳动,而且成为性旅游的一部分,有时二者是同时的,如菲律宾、泰国、越南等性旅游城市。
劳动力形成了一种交换的氛围,发达国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阶层的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里,关于“家庭生活”的传统假定在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挑战。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女性成为家里唯一的养家糊口的角色,家庭性别角色被扭转。交易过程中相同的状况同样会发生。在两个地区,女性劳动的转变可以使得女性能比她们的丈夫赚更多的钱。因而《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认为,妇女的客观化不是因为全球化而改善的,而是通过全球化实现的。
父系社会决定女性应该如何思考、表现、分析和思考,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在此基础之上女性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通过系统化的歧视和剥削,将女性的轨迹引人家庭生活。尽管妇女受到压迫是无可争议的,社会朝着平等方向发展也是预料之中的,但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女性承担了愈来愈多的非家庭经济的责任。虽然第一世界的女性至少能够在外面工作,称心如意地逃离了家务活动,种族和肤色依然带来了新的问题。然而在黑人国家,女性则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黑人女性进一步受到她们各自的父权制度的剥削。说得极端一点,我们可以举以色列贝多因人为例,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居留地的游牧部落,空间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需的,因此和发达城市社会相比,空间被更加严格地划分了性别。贝多因女性的空间根据等级的原则,被分为“禁止区”和“允许区”,这些差别非常严格地限制了她们的行动,这与我们区分私人和公共空间的特征相类似。甚至是“允许区”的范围也根据女性的着装得以限定。一旦被设定,女性被限制在家庭、邻里中,并且禁止去任何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