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乌托邦
乌托邦,是天堂的世俗表现的形式,最迟至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芝诺时代就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观念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城市形态观念的一部分。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托马斯.莫尔1516年的著作《乌托邦》中,“乌托邦”一词起源于两个希腊词根“ou”表示没有,而“topia”表示场所、地方。因此“u- topia”的字面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这个最初的含义并不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地方比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更加美好的意思。柏拉图在《法律篇》一书中描绘了对于理想城的形式和制度的基本想法,并在《理想国》一书中发展了他的设想,他提出了一个大约拥有5040名市民的“理想城”。由于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当时的希腊城邦组织基础上,这就是一个包括二等公民、女性奴隶和外邦人的组织结构,因此这个理想城的实际人数大约为30000人。这个数目也同样获得了霍华德的青睐而作为其田园城市的人口规模。
芒福德引用亚里士多德对这座理想城的描述:
“它由10000名市民组成,共分为三个部分:工匠,农夫和守卫城邦的军人。他同时也将土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于祭祀,一部分用于公共使用,另外一部分为私人所有。第一部分土地是用于对上帝的持续崇拜,第二部分用于供养军队,第三部分则属于农夫的私有财产。”
芒福德尖刻的指出在上述的划分中,工人阶层,即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将永远保持赤贫,因为他们要拿出三分之二的财富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上层阶级。他的著作《乌托邦的故事》至今仍被城市设计师们誉为经典。
从古希腊开始,乌托邦的概念已存在于每一代人甚至每个社会的思想中。在信仰、文学和影视等领域中,与乌托邦相关的设想和场所不计其数,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亦是如此。比如,《基督城》、《新大西岛》、《伊加利亚旅行记》、《乌有乡消息》、《岛》、《1984》等等。其中《勇敢新世界》和《1984》更应该被称为是反乌托邦而非乌托邦,因为书中充满了对残酷未来的警示。这些作品发表后,艾小说界和电影界掀起了一股以未来视角概念化城市生活的风潮,当然这些未来有好有坏。
很明显,在城市设计领域中,文学中的巨大宝贵财富被极大的忽略了,它们并未成为城市设计师们的灵感源泉,甚至在学术研究中也未受到关注。这个损失是巨大的,因为文学具有一种复制经验的本领,现实的城市设计与组织同文学中的城市是大相径庭的。
如果你想看看对工业景观最生动的写照,那么最好读读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或埃米尔.左拉的《萌芽》,而不是面对那些枯燥无味的图标,如果你想真正感受世纪之交都柏林的气息,那么不妨读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不是凝视都柏林的土地利用图。这些小说无疑夸大了问题,但实际上文学尤其是小说对城市设计的作用的确被极大的低估了。文学能够让我们以一种设计师所不能的方式重新创造城市中的真实生活体验,并且更有效地反映我们的决策将在未来造成的结果。
电影也是如此。弗里茨.郎的表现主义巨著《大都市》,无疑是描述未来城市形态和生活这类电影的原型,这部电影还没有流行很久,另外一部后来得到竞相模仿的经典之作就出现了——即R.斯科特1982年的《银翼杀手》。电影中对城市历史表现的最好的当属戴维.克拉克1997年的《电影城市》。
杰费里.诺埃尔-史密斯的文章《城市:真实与想象》紧扣乌托邦的主题深刻指出:通过媒体的传播,电影创造出一种强大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得以考察自然、设计以及城市生活的秩序。
在这部分总结部分,作者提到,对于理想城市的构思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角度: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防卫的、艺术的、科技的,许多伟大的建筑师迫切地想要展示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极度自信愿景。其中,经典的如索里亚玛塔的“带状城市”、托尼戈尼尔的“工业城市”、柯布西耶的“巴黎改造规划”、“当代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库克和建筑团队的“插接城市”等等。这些设想各具特色,但实际上所有的理想城或者乌托邦概念都是几何的,圆形、八角形、六角形、方形、三角形等,大部分城市所选用的所有可能的几何形状,实际上都是由资本开发所决定的。
现实一些来说,乌托邦的概念也不一定只停留在理想的国度,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生活在自己的乌托邦中,它们或者已然成为现实,或者还没有。
塔夫里的破冰之作《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发展》,是一部完全沉浸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著作。他关注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开发已经从建筑领域撤退——他称之为“思想前兆”,纯建筑,脱离乌托邦思想的建筑,建筑的功能性正在降低为一种“崇高的无用”。罗伯特.菲沈曼在《中产阶级的乌托邦:郊区的兴盛于衰落》中的想法则更贴近日常生活,他将郊区作为一种乌托邦概念的具体形式,这在所有乌托邦理想中无疑是最可实现的。
六. 片段
前面谈到了三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时序、类型、乌托邦。这些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强加的秩序法则。每种方法都以各自的方式赋予历史以秩序,并反映出某种目的、普遍形态或理想主义观念。与此相反,城市形态解释领域中还曾出现过另外一种思潮,它试图以当代城市所呈现出的片段来揭示城市形态的无序性。
这种方法背后的逻辑是:我们的整个建成环境并不是一种连续的、逻辑的、可理解的、可通过理性程序进行设计的结构。因此对其施加计划或构想也无济于事。要想理解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视为无数片段的集合,战争、瘟疫、火灾、地震、洪水的碎屑,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的重建和无序蔓延。尽管当代规划实践的目的是对发展进行“控制”,但城市还是反映出社会进化的无序和随机。不过,这种随意性并不是意味着这个过程不能被反过来描述甚至理论化。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重构的方式解释城市,正如建构的方式所能做到的一样。
这一观念也根植于历史哲学中,克尔凯郭儿早在1844年撰写了名为《哲学片段》的论文。阿格妮丝.赫勒在《历史片段的哲学》一书中指出:这不是一本书。而是宏大叙事死亡后的历史哲学,后现代继承了历史性意识,而非宏大叙事的自鸣得意。对于世界正变得日益透明的信心已经消失。在这个时代,大谈“系统”已显得不合时宜,而“片段”却成为热门的话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采用过这种方法,比如在《哲学语法》和《纸条集》中。大约50年后,让.鲍德里亚继承了这一流派.他的作品《美国》以及之后的三部畅销哲学著作《冷酷的记忆I》、《冷酷的记忆II》和《冷酷的记忆III:片段》,使他成为了建筑系学生顶礼膜拜的偶像。
后现代主义的一项核心原则/分析方法即碎片化和解构的思想,它源自法国哲学雅克.德里达。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德里达在其符号学和语言学著作中提出的“差异”概念。德里达认为,虽然事实上索绪尔已经证明:语言是一个毫无积极意义的差异系统,而不是基于名词的意义系统,但索绪尔遗产却遭到了严重的忽视。德里达认识到了这一思想中潜在的革命性,但无论是索绪尔本人还是美国的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都还未对其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发展:“由于德里达,差异成为了西方形而上学领域以外的思想原型,因为差异恰恰是后者可能存在的条件”。同样含有延缓的意思和差异(事物、思想、价值等)的意思。
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认为,由于所有话语都无法涵盖差异的概念,所以他们必须在功能和政治上遭到否定,因为“观念体系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历史研究以及本书的目的的相关的是,德里达指出“我们应该用差异的观念来指导行动,在这一观念中,语言或者任何其他代码、参考系统,变成了由差异所组成的历史性建构”;并且,“如果人们承认历史世界是一个差异化过程,其中特定的事件构成了宏观上的联系、系列、结构和序列,那么他必须承认从这个有差异的连续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体或事件的知识,也必然是惯例性和建构性的”。
从这一观念中衍生出一系列隐喻,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城市作为一种文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由差异或片段及其彼此间松散而模糊的关系所组成的系统。因为这些文本都是遵循特定规则而建构起来的,所以它们可以通过被解构而获得理解。解构的原则在建筑设计研究中应用已有约25年的历史,随着这一思想在建筑学中的生根发芽,它对城市的历史观察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如,伯纳德.屈米在《建筑与分裂》中介绍少,书中的文章描述了20世纪末的建筑状况,“建筑有时是空间与行为之间的和谐,有时却又暴露出两者间强烈的对抗”,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他说“如果新的世界附和或加强了这破碎的现实,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应该利用这种破碎,赞美这种片段,欢呼差异的文化,加速确定性、中心和历史的瓦解”。
20多年前,在柯林.罗和F.克特尔的合著《拼贴城市》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思想,即将城市设计的历史视为一个片段集合的过程,并强调其非连续性而非秩序性。书中作者将城市设计的发展喻为“拼贴”,将这个来自表现主义绘画的概念应用到城市形态学中。这一过程中,现有意象的片段被凑成一锅大杂烩,变成一件统一的作品。不过,“拼贴”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发展的结果的抽象图式,也是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和心理过程。它质疑城市形态是否能在观念中被抽象地构思,而前者正是很多城市设计师所坚信的。“拼贴”的隐喻至今仍未过时,但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将当代城市的几何形态与表达相结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