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做好城市工作提出了“六个要”。这“六个要”形成了指导中国迈向城市社会的纲领性框架思路,为“十三五”中国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毫无疑问,城市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而城市经济是在这一载体上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那么,经济为什么增长?如何推动经济的增长?这是经济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今天,探索财富的源泉以及财富创造的方式一直是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城市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以其经济活力带动整个地域的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深入研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即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之后技术等变量也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对于城市规划而言,需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并将其与城市竞争力提升充分地结合起来,以便为城市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寻找经济方面的重点与突破口。
资本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作用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就有所述及。资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可以用来投资的货币;其二是指垫支于社会再生产过程,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概念。总之,资本可以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物质形态:用于投资的货币,用于消耗的原材料,用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用于建设的土地,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及厂房甚或是用于销售的商品。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增长除了体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集中、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以外,也体现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在城市的不断聚集和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反映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以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增长。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资金的配置效率也同样影响着城市经济增长的水平。资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占到了相当份额,实际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
高技术时代,科学技术将逐步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知识、技术、信息已成为新型的资本和财富。伴随着新技术扩散的知识溢出,长久以来被看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马歇尔(Marshall)在1890年就指出城市是思想(商业技术)的中心。这种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即知识。城市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分工合作,达到规模效应的场所。知识被认为是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发展及资本与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基础。
城市的发展为知识的集聚、溢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知识的集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知识的集聚与溢出在城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各个学派对于知识要素的作用均有相关论证。知识和技术被认为是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卢卡斯(Lu c a s)在1988年的经典文献中强调了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城市是人力资本的集中地,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体现,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度量形式。2002年,卢卡斯又把城市视为先进生产技术积聚的场所,进而把城市化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模型。艾尔斯(Ayres)通过对技术转型与经济长期发展的研究发现,经由科学知识的长期累积,技术障碍逐渐减少,在重要技术突破后,常带来一股应用、改良、精炼和衍生产品的风潮,进而进入较长期限的模仿期及扩散期,此种长波技术突破带来了高速经济成长期。
可见,技术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提高了集聚经济的效应。铁路、汽车和都市区高速公路都会对城市产业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而地方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也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规模。
大量文献将城市看做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和消费者市场规模是城市经济成功的基础。杰夫·马德里克用历史眼光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市场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大规模、不断成长的市场才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动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其他要素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质疑了“新经济论”,否定了“技术决定论”,提出了一个以培育市场为基本目标的新经济增长规划。他认为大的统一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市场是大城市是否单中心或多中心存在的理由。
奥莎利文(O'S u l l i v a n)在其著作《城市经济学》中进一步指出了城市中劳动力市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即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城市的就业规模,均衡的改变决定着就业量的增长,从而决定城市经济的增长。
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就意识到信息不仅在经济部门中,也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城市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基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基础之上的所谓的信息时代。这就意味着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有效使用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子和重要资源。
此时,从主导产业来讲,信息技术制造业及服务业将逐渐主导着城市经济的增长;从基础设施来看,如互联网+、4G手机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则成为重要的竞争性资源。相比其他因素,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市场的规模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对于信息获取而言,速度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而互联网带宽则直接影响着传输速度。
产业结构是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动力因素,因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受制于城市的产业是否协调,产业是否与资源条件、生产要素配置的状况相适应,产业结构是否与需求结构相协调。特别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比例、城市产业的专门化水平、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等,都直接决定着城市经济的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
当城市产业面对的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城市产业结构对这种需求结构变动的适应能力往往决定着城市经济的运行质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需求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从需求弹性小、附加值小的产品向需求弹性大、附加值高的产品转移是经济活动的自然规律。如果城市的产业结构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不断高级化,则将促进城市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反之,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降低甚至出现衰退。
基础设施是城市公共经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更是经济增长要素。对于城市经济增长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本身就是城市经济实力的物质表现。
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在解释国家内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投资于铁路,以及近年的州际高速公路,对于战后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城市的经验都证明,城市交通、远程通信设施、供水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对于城市经济实力、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城市就业岗位的提供等,都会产生直接的促进效应。其中,生产性基础设施本身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城市企业生产力提高的必备要素,而一些生活性的基础设施,由于主要是为居民生活、娱乐、休闲提供服务,这些设施虽然不对生产产生直接作用,但会通过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生活品质,进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集聚地,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人类精神的创新空间。城市经济增长不仅受到资本、劳动力等各种有形因素的制约,而且还与城市文化积淀、城市生态环境等无形因素密切相关。城市文化作为城市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地方文化更是城市社会、经济和发展环境的特色创生地。
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娱乐、表演、艺术、科技、教育的集聚区,而这些要素更是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竞争力的重要底蕴思想和智慧内涵。西方一些城市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十分重视编制城市文化规划,强调地域文化和良好的城乡人文环境对城市居民生活、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城市、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观念、体制、智力等软环境因素的竞争。地域人文环境作为软环境的主要方面,其地位已经得到很大提升。由地方文化、舒适性等资源构成的城市地方环境正在成为城市经济增长新的主要要素和动力。
《城市经济学(第4版) [Urban Economics]》冯云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