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1-0050-08
【中图分类号】TU981;TU98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90108a
【作者简介】
王树声(1975-),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改日期】2018-12-30
本文刊载于《》2019年第1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1322812)。
精彩导读
【摘要】中国具有优秀的传统,这是构建中国特色规划理论体系的历史根基,因而在现代语境中揭示中国传统的现代意义就成为关键环节。本文在挖掘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从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经济繁盛时期的等四个方面去认识中国传统的现代意义。中国强调城市与自然山水环境的整体关系,善于从山水之巧中建立城市秩序的基准;重视人文空间结构的设计,重视规划在“人心”凝聚、文化理想振励和历史精神传承等方面的作用;重视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空间变革,强调新空间要秉持原本秩序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规划传统;中国智慧;人文空间结构;现代意义;本土规划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TRADITIONS
ABSTRACT : China has outstanding traditions of urban planning, which set up the historic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plan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us,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urban planning in modern context becomes the key link. Based on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from Chinese urban plann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urban planning in modern context from four aspects: urban planning with natural landscape, urban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planning,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e inheritance, urban planning in economic prosperous period. Chines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ity and natural landscape and is good at setting up baseline of urban order based on the ingenuity of landscape. Furthermore, Chinese planning focuses on design of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role that planning plays in the cohesion of the will of people, inspiration of cultural ideal, and historic spirit inheritance. Besides, Chinese planning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s the fundamental rules that new space should adhere to the original order.
KEYWORDS: planning traditions; Chinese wisdom;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structure; modern significance; indigenous planning
中国具有优秀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建设实践中世代累积经验的结晶,蕴藏着极具中国智慧的规划原理和方法,与现代体系具有重要的互补性,对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增强中国的理论自信、指导现代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以西方语境为主导的现代规划体系冲击下,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意义未被充分认知,导致其与规划实践长期“脱节”。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此方面的教育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传统的认识。事实上,在现代语境中揭示中国传统的现代意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需要对“传统”有深刻的认识并怀有敬意,对中国传统有深入的挖掘和扎实的研究。
重视传统是中国的
基本特征
在对待历史和现代的关系上,中国强调“通古今之变”,重视对历史传统中蕴含的超越时空的哲理和经验的继承与发扬。历代中国人无比坚信自己的传统,面对新事物,总是在新和旧之间加以调和,始终坚持中国化主线,佛教中国化即是典型一例。因此,中国文化吸纳新思想但从不割裂老传统,重视老传统但从不排斥新事物。当然,传统不完全等同于历史,而是潜蕴在历史中具有恒久生命力的部分,它连结着历史、现实和未来。正如王夫之所言“古今之世殊,古今之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①。物质世界变化虽大,但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却具有连续性,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之所在。正是传统的维系,使古今之间不是断裂分割的,而是连绵自如且充满着历史的温情和暖意。
受中国文化影响,重视传统亦是中国的显著特点。历代规划人物都重视传统,重视在历史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从周公到李业兴,从宇文恺到刘秉忠,无一不是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结合时代发展努力去研究传统、诠释传统、发展传统。因此,传统是常古常新的。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优秀传统就是中国本土的精髓,蕴含有中国的思想、原理和方法,这才是中国规划的真义。中国本土规划强调历史传统与时代发展的统一,既重视前代古迹的保存,更重视把规划传统与活生生的规划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规划创新。
中国规划学人历来重视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即使在现代深刻影响中国建设发生重大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学人始终未有放弃对自己规划传统的研究、传承和创新。早在1951年,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在为《城市计划大纲》中文译本所写的序中就指出“我们尤其不可顷刻忘记: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它们同时也是文化建设中极重要而最显著的一部分。它们都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1]。此后,几代学人致力于中国建设历史的研究,为在现代语境下揭示中国的真谛付出了艰辛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吴良镛先生多次呼吁在现代设计中传承中国优秀规划传统[2]。将传统中跨越时空且具有恒久价值的优秀规划思想与方法予以发掘,揭示其对于中国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现代价值,已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学术课题。正如张兵教授所言“当前即调整规划历史研究方法的最佳时期,并且探索其如何在现实层面为中国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3]。
进入新时代,国家倡导文化自信。就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乃是重要使命,这就需要重拾数千年形成的优秀规划传统。对中国优秀规划传统的继承不仅包括对前代遗产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将之发扬光大,为现代中国规划学术重建奠定中国根基。只有恢复这一优秀传统,面对新事物作规划判断时,才自然会有一种中国思维、中国价值和中国标准。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中国创新的内在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必然。
中国传统的认识方法
认识中国传统自然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涉及建设内容的文献非常丰富,例如《周礼》《管子》《二十四史》等等,但专门论述的著述并不多,隋代宇文恺所著的《东都图记》是其中之一,可惜后世未能留传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在以往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有新的发现,这就需要有新的思维和方法。
认识中国传统需要明确一个基本观念,中国传统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都是在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讲到“为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我们需要首先看一下,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4]。同样道理,欲明中国传统,就需要认识中国历代规划人物力求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认识历代规划人物如何谋划营建。这就关系到的具体建设实践问题。古今城市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就每一座城市来讲,几乎都是在同一个空间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山水格局、文化古迹、历史人物等都成为古今互见的坐标。此方面中国有丰富的遗存值得重新发掘。除了城市古迹遗存,中国各地都有较完备的《地方志》,对本地建设思想、实践和人物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外还有城市图、碑刻等遗存等都是中国建设的史证。中国城市在这一方面的遗存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也是研究中国的优势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当代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为出发点,以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为主线,以每一座建设创造的独特经验为要旨,笔者与团队成员对全国1400余座城市的建设历史和经验进行了发掘和凝炼。在研究过程中,对那些历史上极为重视,亦有现代学术价值,且能直接融入现代体系的,予以首要关注;对历史上极为关注,且对今日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融入学术体系的,给予重视;对一些地方特有的,虽然在中国史上未普遍应用,但对现代却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也予以重视。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经过12年的研究,笔者团队收集经典城市图3500余幅,凝炼形成中国历代经典设计经验3700余条。通过对这些历史规划“图”、“文”的归纳分析,形成对中国传统的一些新认识。中国历史经验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科技、人文、艺术等许多方面,从其实践特点和资鉴当代的视角来看,在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秩序维系、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建设中的循吏贡献、的“文人+匠人”模式、建设中的中华美德等方面经验尤为显著,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5]。
现代意义的探索与诠释
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秩序维系”四个方面来探索中国传统的现代意义,并阐释其科学内涵。
3.1 结合自然山水的
众所周知,结合自然山水是中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结合自然山水并不只是一个笼统的理念,而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具体的理念和方法。中国首先要寻找自然山水的秩序,人工建设是遵照呼应山水秩序而进行的,由此逐渐形成了“寻天造地设之巧,在人善于黠缀耳”②的中国思维。中国在自然山水认知模式、结合自然山水的层次、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秩序构建等方面积累了独特经验。
3.1.1 在地观察和体验的认知模式
一个民族的自然观决定了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决定其认知自然的方式。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孕育出中国式的认知模式。自然山水不仅是人们生存所依凭的环境,也是构建城市空间秩序的重要因素,人工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成为中国城市的自觉意识,对自然山水有一种发自根底的向往、仰慕和敬畏之心。这是结合自然规划设计的根本,有此观念,才可能有此空间创造实践。中国规划始于对山水环境的体察,历代规划建设者往往为此花费心力。所谓“不惮登临,核穷形势”③、“不以千里厌跋涉”④正是对此的写照。另有“登临”、“四望”、“环眺”、“端凝”的记载,从中便能体会出中国规划重视规划者在山川实地中的直接感知,始终以人的在地感受为出发点,这是中国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规划者在实地观察中得到建立城市空间秩序的山水基准,因而规划有一种在地的场景感,这是在现代地形图上往往难以得到的效果。在地观察不仅是规划寻巧的过程,更是在自然山水中构思城市空间秩序的创作过程。
3.1.2 结合自然山水的三个层次
观察山水有“四望”传统,即立足城市的关键点位向四周观望,寻察城市周边山水环境的形势之巧与秩序之要。“四望”是一个动态、循环往复的过程,古有“四合若大环”、“四围如环”、“隐然如大环”等论述[6],发现每一个城市四周都有一个山水“大环”。从历史文献、城市图以及实地调研来看,依据人与“大环”界域内山水要素的空间远近关系,可归纳为“远—外—内”三个层次。(1)“远”即“大环”,就是“四望范围”,包纳了相对郊野而言更远的自然山水,是目之所览的“大尺度山水风景”圈层,凡目所及皆为规划所关注,并不受城市行政管辖区或城市建设用地边界等的局限。(2)“外”即“郊野范围”,囊括了城外居民日常出行可达的自然山水,常于此进行安全防御、宗教信仰、文化纪念、风景点缀等建设,可谓城市山水资源最富集、空间营造最频繁的圈层。(3)“内”即“城内范围”,涵盖了城内居民日常生活可达可感的自然山水,是城市功能布局、规划建设最为关键的圈层。按照中国规划传统的特点,将三个圈层分别称为“大形”、“外形”、“内形”,也就是所谓的“三形”[7]。从中国实践来看,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三形”的特点,只是因山水要素分布的不同,规划各有侧重罢了,有的城市“三形”齐备,有的重在“大形”,有的重在“外形”或“内形”,于是每一个城市在结合自然山水的规划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风采。
3.1.3 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秩序构建
通过对自然山水“三形”的体察与寻找,中国历代规划家便在所处大地环境中寻得了规划设计的空间坐标与秩序参照,进而有意识地将城市格局与山水“三形”进行统筹经营。这一实践过程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轴线及空间形态的经营和城市关键建筑的选址营建:规划将城市或关键建筑的主方位、主轴线与重要山水要素遥相直对,或依循多处山水要素的风景网络作为城市格局设计的基准控制线,进而将城市轴线、骨架、视廊与之相重合,形成城市格局与山水环境的秩序拟合及多层次对景关系。这就是中国规划的“山水关联”原则。长安、建康、洛阳、北京等古代都城都是结合自然山水创造城市格局的杰作。此外,地方城市往往也结合独特的自然山水环境,在城市格局设计方面匠心独运、丰富多彩,例如龙岩、南通、襄阳、石城、华阴、宣城等(图1),都是不同地区结合自然山水环境的杰出代表。
▲ 图1 | 中国城市结合自然山水的整体格局示意
Fig.1 Overall pattern of Chinese cities combined with natural landscape
中国传统始终是在一个宏阔的地域“大环”视野下,在统筹大形、外形、内形的过程中,把人工建设与自然山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此般理念开展规划建设,城市自然会“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这为当代城市空间建设与城市周围山水环境整体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3.2 城市人文空间规划
重视人文是中国的重要属性,这与中国城市的人文观念是分不开的。中国城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自然承载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如何承载文化理想就成为中国历代规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3.2.1 城市的人文要义
城市可有多方面的理解,但中国特别强调“首善”⑤一义,“首善”的内涵强调城市在承载文化理想和道德化育方面的价值和城市“意义”的建构,追求城市对“人心”的化育。这一观念经后世不断发展,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河南省省长陈善同对之又有了新的诠释,所谓“一邑之有建设也,犹人身之有知觉运动也。人身无知觉运动则死,一邑无建设则庶事废弛,民物之生存几乎息矣。顾建设者,形式也。形式必有精神贯注其中,而后效用乃出。若徒取形式而已,则亦犹人失其为人之理,具此五官四肢,徒解知觉运动,究何贵哉?吾志建设,吾愿言建设者,进求之于精神之地,毋徒拘于形式之间也”⑥。基于此种城市观念,中国规划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一种人文规划的理念,强调将无形的文化义理凝铸在具象的物质空间建设上,古人所讲“无形者心也,有象者物也;无形者易忘,有象者恒识”⑦就是这个道理。
3.2.2 人文空间的内涵
基于人文规划的思想,每一座城市的文化理想总是通过一系列的人文空间要素作为支撑,这些人文空间要素既有普遍性,也有地方独创性。人文空间建设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对于维系民族感情、促进国家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城市人文空间规划建设具有一定的制度共性,这在各地历史城市中均有体现,如文庙、武庙、城隍庙等建设。同时,人文空间也具有地方独创性,例如佛道寺观、名人祠庙、文化胜迹都以地方独特的创造为主。根据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在城市用地中,人文空间用地占比很大,一般都占到10%以上。人文空间要素是城市文化精神的载体,诠释中华义理、凝聚一方人心,它是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聚集点,也是城市建设的着力点,成为城市中最富特色的场所。
3.2.3 城市人文空间结构
文化意义越重要的人文空间,越是被优先布置在城市人居环境的关键地段,如城市的几何中心、制高点、区域风景资源的富集区位或风景网络的焦点等处,这就是中国规划的“人文优先”原则。从历史上的规划实践来看,人文空间的规划建设重视与原有人文空间秩序的关系,重视城市人文空间与其他功能空间的联系,重视城市人文空间整体格局。因此,城市中的人文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运用现代中“城市结构”的概念来审视中国传统城市,不同人文空间的组合关系便形成了“城市人文空间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基于对城市自然山水形势的审视评价,把重要的人文空间要素按照文化性、艺术性、整体性的组织原则与城市山水格局相结合,并形成一个独具文化内涵的城市空间构架。例如隋唐长安、明清北京、兰州、榆林、光山、益阳、平遥、阆中等都是这方面规划建设的典范(图2)。
▲ 图2 | 中国城市人文空间结构示意
Fig.2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space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纵观中国城市的规划建设历史,建立一个上承中华文化义理、下通本土山川人物、融汇并超越使用功能且极富地方个性的城市人文空间结构,可谓历代规划先贤的坚守之本与传承之要。这是中国城市的基因,也是中国的重要传统。城市要“记得住乡愁”,就需要在中继承这一传统,并结合时代的新发展,创造符合当下时代需求的中国城市人文空间。
3.3 城市古迹的保护与文化传承
中国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孟子》中提出“故国乔木”的概念,后来虽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惋惜,但古迹保护亦代有建树,源远流长。及至后世,逐步把对古迹的保护修复看作地方守土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并有“先贤遗迹,湮没弗葺,守土者安能辞其职哉”⑧等诸多论述。
3.3.1 古迹价值的中国标准
中国规划重视古迹保护,并非仅好古迹之“迹”,而是注重对古迹背后人文意义的发掘传承,强调现世人居发展与历史空间的接续。因此,中国规划对于古迹的保护还往往具有一种人文价值观的选择判断,强调古迹保护要能激发登临者的精神,触动其心,以达到教化人的目的。诚如中国古人所讲“于其心不于其迹”⑨、“迹以人重”⑩、“迹之所存,德之所寓也”等道理,还有所谓“古之志亭台者多矣,大抵一时凭眺,结伴歌吟,或废或举,无足深人寤想者。惟圣贤踪迹所留,则虽一椽片瓦,辄动人护惜之思。若夫奸雄弄兵之迹,岂足留传?昔人憩息之区,何关轻重”,这些思想都是突出强调古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注重发挥古迹对“人心”化育的功能,发挥其“兴矫俗振世之思”的作用。
3.3.2 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内涵
正是基于对古迹价值的认识,中国城市古迹保护始终以文化传承为核心,重视古迹在当世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古人所谓“世虽远而居相近”,不仅如此,更要做到古今人心相通。从角度来看,“世远、居近、心通”的概括基本揭示了中国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的要义。这就是中国规划的“历史接续”原则。
重视古迹保护和文化传承是历代循吏的一种守土之责,也有一种普遍的文化共识。在历史文化深厚的城市自不必言,即使是在普通的城邑,亦有保护的行为。如民国《光山县志》中所言“古人往矣,其经营擘画之陈迹,百世之下犹足令人奋发兴起,固不独禹功可慕、阙里之可景仰也。吾光自开辟以来,无伟大之事功,三代两汉少传,人以云古迹似乎不足轻重。然郡县之分合,县治之位置,足以考古今之得失;名宦乡贤之建设,高人逸士之栖止,羽流僧侣之修养,人民好尚,历代相传,亦足以验风俗之隆污,知识之高下,人心之善恶,古迹所以有保存价值也。读书者感怀古迹,自阔心胸,则虽废址荒墟,残山剩水,游屐所到,如见古人而胸臆为之一开矣”。此论述明确指出一个城市要保护的内容与意义,以及古迹保护对人的作用,“传承”的思想贯穿始终。
现代城市遗产保护十分强调古迹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但现代城市的古迹保护问题依然严峻,特别是文化古迹如何发挥作用,真正做到“心相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传统的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应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4 经济繁盛时期的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经济的发展往往还带来城市空间的发展。新旧空间秩序的接续与重构是中国规划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经济快速繁盛,不少城市在城市空间拓展方面面对挑战且能智慧应对,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3.4.1 革化调适的规划思想
中国规划思想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之中,中国哲学中的因革、循化思辨深刻影响了的变革。基于“革化调适”的思维,中国面对新发展,也形成一种因革思想,对“变”与“不变”有了自己的选择。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城市新空间增长的一些特点。经济发展必然带动空间增长,孕育出新空间,新空间秩序的建构往往是在遵循这座城市的秩序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因此,新秩序是对旧秩序的继承与发展,甚至不少城市还因经济发展而对原有的城市空间秩序进行延伸和提升,形成了古今交融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例如湖南湘潭,号称“全楚之繁区”,历史记载自明万历四年(1576年)建新城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近两百年的发展,城市急剧扩张。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所绘《湘潭城总全图》可以看出(图3),旧城和新区形态分明,新区沿湘江向西十余里,街道三层,浩浩荡荡,“潭邑五方通衢,商贾辐辏,城西街道三层,演迤十余里,行旅之往来,居民之薪水必取便于隙地”。新区发展改变了原有城市的形态,严整、围合的旧城与分散、开敞的新区巧妙融合,万楼、杰灵台镇其东,石嘴、唐兴塔峙其西,南北山峦呼应,湘水中流,临江建筑适应江岸地理条件,既节约了土地,也形成湘江沿岸丰富的地域建筑景致,东西十余里庙宇街衢纵横交错,商贾居民熙熙攘攘,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城市人居长卷。
▲ 图3 | 湘潭城总全图[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湘潭县志》]
Fig.3 Overall Map of Xiangtan City (“Xiangtan Chorography,” 1817, 22th year of Jiaqing in the Qing Dynasty)
3.4.2 富教并重的规划思想
中国文化倡导富教并重,《论语·子路》中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8]。古人云“一县之事孰有大于养与教乎?”古代循吏肩负着教化百姓之责。中国也秉承了这个理念,在城市因经济发展而富庶之后,规划仍有一种“育人”的意识,不忘城市对人的化育功能。因此,增长的新空间不仅满足商业或者居住等功用,也不断涵育着新空间中的人。以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为例,到明末清初时,经济快速发展,从一小镇发展成为通都大邑,外来人口骤增,当时有识之士提出“人众则情涣,涣则必思所以联结之;居安则志隳,隳则必思所以振励之”,得到共识后,择重要地段修建紫阳书院以祭祀朱熹,同时兼有教育与会馆功用,成为城市中一处凝聚人心、激励志向的空间。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其间蕴藏的中国智慧就是面对经济繁盛带来的城市发展,要有一种社会文化建设的力量去平衡,城市发展才不会偏离以人的发展为本这个道理。
经济繁盛时期中国的智慧十分丰富,从以上两点就可以看出中国规划善于把握因循、革化的辩证关系,重视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空间与城市既有空间秩序的协调关系,重视新的文化空间建设,重视人心凝聚,一方面把貌似矛盾对立的问题融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守住城市发展的常道,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中国规划的“革化调适”原则。
结语
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优秀规划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成为当今学术发展的重要使命。本文结合笔者团队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挖掘和学习,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传统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总结了中国的“四原则”,这对当下中国建设和规划教育都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将中国优秀的传统在现代规划体系中发扬光大,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从学术传承来讲,更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大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且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 [明]王夫之.船山全书·庄子解序.长沙:岳麓书社,2011。
② [明]周文.枫山冈议//新淦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清同治十二年(1873)。
③ [清]杨文骏,等纂修.德庆州志·卷一·山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④ [明]李嗣晟.琴亭水记//莲花厅志·卷八·记.清同治四年(1865)。
⑤ 有关首善的论述,东汉班固曾在《汉书》中言:“教化之流行也,必建首善于京师,由内及外。”元代王利用《太原府学明善堂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京师,天下之首善也,总府,一方之首善也,首善者何,教化风俗之所出也。”
⑥ 方廷汉,等纂修.重修信阳县志·卷七·建设篇终.民国二十五年(1936)。
⑦ [明]王廷干.尊经阁记//全椒县志·卷七·学校志.民国九年(1920)。
⑧ [清]王雍.重修琴台记//鲁山县志.清乾隆八年(1743)。
⑨ [清]尹士达.子由亭记//淮宁县志·卷十三·艺文.清道光五年(1825)。
⑩ [清]恩浚,等纂修.太谷县志·卷三·古迹.清光绪十二年(1886)。
[明]张昌.舜井记//李侃,胡谧.山西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
[清]纪黄中,等纂修.仪封县志·卷三·亭台.民国二十四年(1935)。
[清]鄂敏.重修少陵书院碑记//兖州府志·卷二十六·艺文.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许希之,等纂修.光山县志约稿·卷一·古迹.民国二十五年(1936)。
西汉扬雄在《太玄·玄莹》中指出:“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
[清]吕正音,等纂修.湘潭县志·卷六·城池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
[清]范咸.新建明伦堂碑记//凤山县志·卷十一·艺文.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清]董桂敷.纪书院本末//紫阳书院志略·卷三.清嘉庆十一年(18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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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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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树声,石璐,朱玲.三形:结合自然山水规划的三个层次[J].,201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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