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施文
( 中国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学院教授,本学术对话主持人 )
2018年年会的主题是“共享与品质”,这是延续去年“持续发展,理性规划”而来的。2017年会更多讲为规划的再发展奠定基础,这次着重讲提高质量。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面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坚持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的新发展观念,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共享设备、设施为基础建设共享社会,这是城乡规划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城乡规划需要在理论、方法、实践、制度等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创新,建立并完善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规划体制和机制,推动城乡建设和发展更加公平、更为协调,实现城乡、地区、社会的包容与和谐,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也要求城乡规划工作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聚焦新目标,落实新部署,不断提高城乡规划的质量,以高质量的规划促进城乡间在空间布局、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协同发展,营建高品质的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提升城乡发展品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现代城乡规划的根基是建立在“好的城市”、“好的乡村”、“好的城乡关系”等之上的,现代城乡规划的发展也是由对“更好的”城市、“更好的”乡村、“更好的”城乡关系的追求所推动的。因此,未来的城乡规划发展也必定是围绕着如何实现“更好的城乡”、如何实现共享这样更加美好的城乡而展开。城乡发展品质是规划工作成果的反映,也是规划品质的具体体现,因此,为了提升城乡品质而进行的规划本身也应当是高品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核心。
武廷海
( 中国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系主任、教授 )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作用。目前国家正在进行规划管理结构改革,谋划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给发展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在规划知识及其结构上进行明确、优化和完善,大致说来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做大做强区域规划。目前国家区域空间规划最为薄弱,区域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中进行部门协调与区域协调合作一体化最为关键也有作为的领域。众所周知,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和焦点,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本质联系,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可以在区域规划领域中积极推进并落实,在此意义上说,“真正的是区域规划”。
第二,做精做细。城市是我国人口最大聚集地,是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城市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对象,城市是人们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之地。是规划工作的传统领域,宜乎因势利导,进一步突出并强化社区规划观念,做精做细,保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第三,做优做美乡村规划。即使未来中国实现了城镇化,仍然将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居住在广大乡村。乡村振兴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乡村规划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工具。乡村规划也是传统中几乎空白的地带,做优做美乡村规划具有广阔空间,大有作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后顾前瞻,的立足点、工作重点和价值追求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应对。在年会主题书籍《品质规划》一书中,我有《美好生活与人居建设——探寻通往美好生活的之路》专文论述,由于时间关系在此就不多说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李志刚
( 中国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
空间品质的评判不仅是一个美学或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更加参与式的,更加具有想象力的,更加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品质提升。涉及空间品质的新设计、新理念很多,问题是什么是空间品质,它应当由谁来定义,评判和实践的主体应该是谁?这可能是根本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品质普遍有两个特点,第一,品质源于比较,它的概念的外延就是没有品质。第二,品质是相对的,原有高品质的状态可能会因为需求和标准的变化,而沦为无品质和低品质状态。空间品质可能会被植入各种诉求,也服务于各种诉求,服务于不同主体诉求。
城市空间品质问题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技术问题。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规划更高的要求,说明规划工作必须转向更加关注人,转向关注需求,从而符合时代的高标准、高要求。因此,提升空间品质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响应人的需求,这是未来规划设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规划越来越需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要转向更加注重参与的设计、规划、空间营造。不仅是对空间本身的改善,更要实现对居民归属感、主人翁精神、价值观的提升。这是对现代性下资本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抵抗和应对,也是中国特色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达成目标,在协商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塑造空间品质的认知,也是一种互动的社会教育,因了解而共鸣。作为规划师一方,更需要一种把握空间实践和广阔的社会变化之间关系的能力,也就是所谓“设计的想象力”。通过交流、联想、移情、共情和互动,更好地把握空间实践对人和生活的影响。
最后我想借鉴环境绅士化研究中足够的绿色的观点,在空间正义和空间品质之间,也需要寻求平衡点,应该考虑适度的品质,以此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空间品质提升。总之,这些方面的追求,也为规划本身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张菁
( 中国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师 )
在《品质规划》这本书中,我与中规院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娟合写了一篇文章《“品质城市”建设目标下的规划转型路径》。
近些年国际大普遍将代表生活品质的关键词作为城市战略目标,同时通过城市设计为居民提供更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例如,《纽约2050战略》提出建设“公正的城市”,同时发布《积极设计导则:促进体能活动和健康的设计》;洛杉矶发布《设计一个健康的洛杉矶》,旨在通过建成环境品质提升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东京都长期愿景规划》提出建设“能为居民提供最大幸福的城市”;《大伦敦规划(2036年)》提出建设“环境最佳、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规划都试图从居民需要出发,提供更高品质、更具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这是从国际语境去看生活品质的问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品质的要求,基于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人们对品质提升的诉求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品质,包括城市经济效益、城市产业层级等,其对城市生产生活环境、政府财力和居民收入都有直接影响;二是环境品质,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支撑下的环境质量、公共空间和景观品质;三是生活品质,包括与人的衣食住行游密切相关的设施软硬件服务水平;四是生态品质,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空间的规模、质量和生态作用;五是人文品质,包括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特色、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等。在这五方面中,经济品质最为基础,其上依次是环境品质、生活品质、生态品质,人文品质处于最高层级。
基于追求城市品质,未来城乡规划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规划的内容。目前城乡规划的工作内容正在转变,中规院已经开始参与自然资源部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如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专题研究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如何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保护好绿水青山,优化好城乡空间结构,是未来规划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第二,城市发展目标的确定要运用“品质思维”。近些年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将追求好的环境品质作为城市发展战略,例如“美丽厦门”、“美丽杭州”、“美丽深圳”的提出,在环境品质优先的理念下,确定适度的发展规模,城市增长与建成区品质提升并重。“高品质的环境”已是城市追求的首要目标。
第三,构建“复合共享”的功能性空间。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人们创造空间和使用空间的方式。城市中心地区的空间已经无法被定义为商业、办公或是居住等单一功能。因此,对用地功能精准性的要求应逐步被塑造复合、模糊和共享的功能空间的要求所取代。功能的复合性与弹性转换对土地的用途管制和用地建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宏观规划层次、详细规划层次和工程建设层次都应做出调整,以适应用地功能的混合性和开发建设的混合性。
第四,规划服务回归“以人为本”。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关注特别人群需要、关注某项生活品质的规划,体现出规划服务真正转向“以人为本”。例如,深圳总规将“打造一个儿童友好、人才友好、老年友好、国际友好的全民友好型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珠海市将建设“国际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上海、湖州、咸阳、沈阳、齐齐哈尔等都在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城市”。住房城乡建设部持续推动的“城市双修”工作,就是以城市环境品质提升为核心目标的规划创新。
第五,规划师工作角色面临转型。“规划师的角色应该向‘学习者、组织者、宣传者、沟通者、引导者和规划者’进行转变”。未来的规划不应仅仅是规划师自上而下地安排城市的空间,而应是让城市空间使用的主体——居民参与到规划中来,他们既是空间的使用者,也是空间品质的评判者和维护者。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建立社区责任规划师制度,让规划师真正走向基层,这将是未来规划师很重要的工作内容。
黄亚平
(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我来谈两点学习体会。这次年会主题是“共享与品质”,我的第一个认识是品质规划是时代的必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乡规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40年的城乡规划经历过三个阶段:1980-1990年代的物质形态规划,以建筑及工程技术为基础;2000年代的综合战略型规划,以2000年广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为标记,规划被赋予战略研究、发展策划、空间规划等多种角色与要求,起着综合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及空间发展的综合作用,学科基础从建筑学走向城市科学;2010年以后的资源管理型规划,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规划重点转向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学科基础走向多学科融合。前两个阶段,即物质形态规划及综合战略性规划都是扩张型规划,2010年以后的资源管理型规划,使我们走向了存量规划时代。存量规划是一种质量提升型规划,所以我说品质规划是时代的需求,这也意味着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到现在走向生态文明,已不是量的问题,不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怎么提升蛋糕质量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即改革开放40年,现在已进入一个转折时期,由过去的扩张型规划走向存量规划及品质规划,2018年的年会主题就是这个发展转折的指引及宣示。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现在谈品质规划,包括整个年会的主调,还是城乡规划界自娱自乐。品质规划可能面临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在国家国土空间规划层面考虑品质规划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怎么才能做成品质规划,所以整个规划界都面临着一个再学习的任务。过去,国土部门侧重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利用,重点是耕地保护,做的是量化指标管控规划;城乡规划在全域层面侧重在城乡体系布局方面,如县(市)域城镇、村镇体系规划。现在,空间规划已是原国土部门主导了,如果我们不参与,不植入城乡规划理念、内容与方法,而仅仅是国土部门关注的土地资源量化管控问题,那就谈不上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高品质的规划。因此,品质规划要从城市扩展到全域,扩展到城乡,我们谈品质太多局限在城镇内部建设问题上了。
袁奇峰
( 中国学会常务理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建设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独角戏,演变为政府、市场、社会、村庄和个人共同的事业。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也导致了和“自上而下”并置的“自下而上”城市化模式,城市建设制度的二元化在珠江三角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城市建设品质,这是因为有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获取了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权。
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是“基本建设程序”的一环;1978年后是政府招商引资推动产业发展的工具,2000年后又为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服务,而且其对象都是国有土地,以及要征为国有的土地。
随着城市空间资源日益紧张,大量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城市更新项目终于开始遵循“基本建设程序”,成为集体建设用地实现“合法开发”并资本化的桥梁,成为“自下而上”城市化地区提升空间品质的重要工具。一旦起始条件发生变化,要平衡既有利益格局,就必须成为多元利益格局下推动集体行动的工具,实现从指导建设、推动发展到城市治理的蜕变。
就城市政府而言,其可利用的土地总量是受到土地自然属性限制的,简单依靠土地出让换取财政收入和发展资金的做法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唯一可依靠的是在土地上建立的企业的税收和在土地上建设的物业所带来的税收,形成一个利益平衡、良性、可持续的财政循环。
城市建设制度、高明的策略共同决定城市品质,虽然正规建设制度也有失效的时候,但是珠江三角洲的案例说明,随着区位价值的提升,非正规制度下通过高明的,即便通过市场博弈,也有可能出现高品质的城市空间。高明的城市政府懂得用去培育土地的资本价值,通过城市发展战略发现和锁定土地的价值;通过城市更新测算,准确把握改造的投入产出;通过城市设计获取政府、市场、村庄对地区发展的共识。成为地方政府推动集体建设用地从资产转化为可以流转的资本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土地的使用效率。
土地所有制,不是决定城市品质的唯一原因。如果它的社会需求到一定程度以后,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在土地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的办法创造出高品质的空间,规划师还是一个很有自豪感的行业。最近我常在杭州周边做项目,发现眼下的杭州很像当年正在筹备2010亚运会的广州,我看到浙江的干劲,这是大有可期的地方。一个地方做的好,政府一定要有作为,而且敢作为。
邹兵
( 中国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规划师 )
规划年会的主题由2017年的“理性规划”到2018年的“品质规划”,反映了从强调理性思考到突出人文关怀的演进脉络。品质规划,可以理解为服务于品质提升的规划,或是塑造有品质的城乡空间的规划。这是对国家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积极响应,但品质与质量的含义也有所不同。质量相对而言是理性的,是可测度、可定量分析的,还可以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但品质的好坏则是感性的,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和个人化色彩。品质应是可感知、可体验的;品质规划不应该是追求宏大叙事的规划,而应该是小尺度、有人情味、有温度的规划。品质的认知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不同阶层人群有不同的愿望和诉求。以深圳为例,这个人类城市化的奇迹就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一个是原特区基本按照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被广泛宣传赞誉;另一个是原特区外由广大农村集体自发工业化而建成的城市,即量大面广的城中村。深圳今天的成就来自这两个“城市”的共同作用,也都同时面临着提升品质的任务。原特区需要继续按照现代化、国际化的标准持续提升品质;城中村则面临完善功能、改善环境的艰巨任务。因此,提升品质的规划需要服务于不同层次的需求,遵循不同的标准,采取不同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深圳最近在做两件事:一是持续推进“趣城”行动计划,即通过微设计、微改造等行动,动员基层和民间力量,把原来一些少人关注的、乏味的消极空间变得有活力、有趣味;另一个是“城中村综合整治计划”,即停止原特区内75%以上的城中村的拆除重建改造,在保留现状的基础上提升空间品质。其目的,就是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尽可能多地保留低成本的就业、创业、居住空间。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在城中村里创造出一些档次、标准不是很高但具有特色的空间,给那些怀揣梦想、暂时买不起商品房也享受不到人才房的年轻人有一个“落脚”的生活场所,使他们也能分享相对齐全的公共服务和丰富的城市生活。希望这段时期城市带给他们的不是痛苦辛酸的回忆,而是留下一段个人成长、奋斗过程中的珍贵历史记忆。
王世福
( 中国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
2018中国年会上,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杜马丁主席提到“设计是唯一可以实现17个可持续目标的学科”,肯定了规划师干预和引导城市发展的能力。黄艳副部长通过“高质量的设计和营造提升城市品质,广泛深入的共谋共建实现共享”诠释了年会主题“品质与共享”。空间规划相关的部门调整与体系建构因应生态文明的强调以及治理能力的提高,对行业形成了明显的冲击,既要反思纠偏,更要改良创新。
第一,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责以及协同关系。分税制实施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房地产依赖反映到城市空间形态中,无论是浅层的城市风貌还是深层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发展与治理模式都面临深刻的调整。将城市地方政府调整为有约束的精明发展与地方治理主体,是本次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央地分权博弈要点。通过管制土地一级开发权,即土地资源的占用许可来体现国家意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配置土地的二级开发权,即土地资产的使用控制回归地方事务,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生活方式变化对共享城市空间提出新的要求。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将改变人们对空间使用的需求表达,日益原子化、信息化的个人,通过网络以朋友圈等共同体形成极其丰富且活跃的共有领域,对于传统公共利益的概念形成了重构。“公共”二字,“公”可以理解为公有以及公平公正,“共”则可以更多理解为共谋共建并共享。或许会因此有许多保障公共利益的方法创新,比如众筹规划可以促成共谋,并共建出超越产权控制、用途控制的共享城市空间,可能解决诸如出行、停车、养老等传统方法一筹莫展的问题。
第三,提升城市空间品质要求更具技术耦合。城市空间作为美好生活的物质承载,其感知方式和使用方式在不断改变,品质提升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多科学技术在中的应用。应更加注重与信息技术的耦合,识别公众对城市空间的意象感受与需求表达,实现城市管理与决策的智慧精细;更加注重环境影响评估中涉及的水环境、热环境、生态、能源、交通等知识、方法与规划设计的技术耦合,实现城市空间的智能高效。
王富海
( 中国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师 )
现在的很多规划其实算不上是“品质规划”,只是把“品质”这样的新词热词当“标签”一样贴在表面,但骨子里还是旧的想法和套路,或者不管规划对象的差异和实际,总是按照由各种漂亮“标签”组成的模板去编制规划,一味追求规划产品的卖相。这样的规划只能被称作“品相规划”。
品相规划及其做法有四个害处。一是舍本逐末,不认真探讨如何把城市品质真正做好,而是热衷于用旁枝末节来吸引眼球。二是舍内去外,不断地放大的内容边界,不断用既无手段控制也无手段实施的内容来充斥规划,最终导致我们空手而归。三是舍近求远,总是放眼于模糊不定的远期,来掩饰解决现实问题的技术不足,对于城市眼前要如何解决已有的问题、如何避免出现新的问题、如何提高真正的城市品质,几乎是不关注的。四是舍实就虚,实的品质应该是相对的,要与具体城市的人口结构、发展阶段和财政能力等等相匹配,但我们常常将品质的标准绝对化了。例如在建设经济特区的过程中,珠海一直在追求品质,而深圳一直在追求内容。如果没有城中村,深圳肯定就不是今天的深圳,可能像珠海一样是座干净美观舒适的城市,但绝对不是一个如今天这般有活力的城市。在我们通常对标的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结构往往是橄榄型的,但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对于深圳大量位于金字塔底部的相对低收入人群而言,城中村就提供了他们所能承受和满足他们大部分生活需求的品质。而且从现在的发展来看,深圳城中村的空间品质也是在逐渐提升的。所以,城市的品质建设也要顺应城市的人口结构和发展规律,过于绝对标准化、缺乏包容精神的品质建设可能会让城市失去很多。
当前,转型既是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规划革命的基础性需求。不自省不能矫正身心,不反思难以稳健前行。要真正做好“品质规划”,就不能像“品相规划”那样光在概念标签上做加法,而要扎到对城市的发展规律和现象问题的更深研究中,推动规划在思想、做法、体系、目标和用途上实现实质性的转型。
段进
( 中国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今天的对话是“规划设计与品质追求”,从我们规划设计行业来说就是如何通过规划设计来提高品质。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品质的认知,包括公平、公正、共享、以人为本等等,从而对设计内容和方法提出要求,我很赞同。我就从另一方面,规划设计的本身来讲一讲如何提高品质。
首先,规划应具有延续性,贯彻始终、系统完善是实现高品质的关键。以往的规划不断地变,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事,规划设计也有很大的责任。在座的有很多人来自规划设计单位,不少规划师在做设计时已经养成了习惯,就是把前面做的技术基础、已有规划批评一通,很少去研究前期规划和建设的优点。这样的结果是规划设计每次都要提出特别的创新亮点,不尊重前人成果,规划设计行业似乎是一个创意行业,缺乏理性过程,不安于持续稳定发展,往往是从头重来,这就造成规划总是粗线条,不深入,也就谈不上品质。例如,刚才前面专家讲到了厦门总规,定位了风貌特色是美丽,那么我们去做城市设计,是应该研究它美丽在哪里,怎样落实保护与发展美丽,而不是去重新研究什么是厦门的城市特色,已往规划行业在概念和说法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第二,品质规划应该贯穿于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各个阶段。现在讲到品质规划,都说存量规划阶段要注重品质,我完全赞同,但是把品质规划和存量规划联系在一起,好像是发展到今天搞存量规划了,所以才需要讲品质问题,我觉得是两码事,城市扩张就不需要提高品质了?所以,要研究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各个阶段如何提高品质的方法和手段。
第三,要提高品质就需要规划设计不分家。由于近来行政主管部门职能调整与分工,很多人在讲规划与设计要这样分、那样分。我认为是分不清楚的,也不应该分。城市设计的发展历史可以证实,中国的城市设计一直跟是连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规划只要谈到落实,就一定有设计的问题,除非不落实,只是规划一个目标。只要落地了,就需要布局、形态、关系等设计的思考,可以是设计的深浅不同,但是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规划与设计分开,或者不注重设计是无法实现高品质的。
石楠
( 中国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教授级高级师 )
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2018年年会的主题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大家一起商量确定。这个题目确实非常好,现在看来大家也非常认同,有学术性,有政策性,又非常有包容性。但我想说另外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早上黄部长讲到的,我们不要忘了初衷,忘了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如果经济增长不是为了GDP,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我们做规划,就是为了城市发展得更好。
刚才有几位专家讲到觉得有点失落、迷茫、彷徨,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很理解这种想法或感情,好像闺女要出嫁似的。回过头来一想,我们之所以有焦虑或担心,说明我们学科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确实有时候忘了思考,规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目标究竟在哪里?从学科的角度讲起码有两点。
第一,规划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部门之间的职能变化,而是从一般的部门工具,变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甚至政治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非常核心的思想的集中反映。今天的中国不是不要发展,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展。我们已经负担不起那种环境代价,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反对。但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生态文明建设有八大制度支撑,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叫空间规划体系。也就是说,规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者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某一个地方发展的需要,或者某一个阶段的城市空间扩张需要的工具,已经成为执政党用来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政策手段。对此我们学科准备好了吗?
第二,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报告,中央定的目标有什么区别?有各种各样的目标,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十九大不仅讲到全面小康,讲到2035等等,更重要的是,讲了一个美丽中国。什么叫美丽中国?大家能给我一个概念吗?它的指标是百分之多少?当初全面小康有很多科学家列了一堆指标,但是美丽中国这个指标怎么算?美丽是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也就是说在你温饱、小康以后,你追求的是一种心理感受,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只是有饭吃,能够温饱,全面小康更不仅是这个,是要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但是,我们对满足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没有储备,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很多规划讲到了美丽乡村,美丽什么的,看来看去还是那么几板斧,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刚才伍江老师讲的,不能拿我们的标准去衡量用户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个体的标准,这可能是关键。中央为了全面小康,那么下力气去精准脱贫,那么下力气对集中连片地区想一切办法,反复强调一个不能少。为什么规划就可以只算大数,不能一个一个算数呢?如果一个一个算数,每个人心中的美丽,或者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幸福安康生活是什么概念呢?与我们以往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关系呢?
我一直认为,学科应该先于政策,先于行政,先于所有这些决策,是因为有了前瞻的研究才有后面的政策。问题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研究吗?与其过多地关注是不是 要换一个部门,还不如真正把学科自己强大起来。用强大的学科,支撑不同的部门,而且我相信,每个部门都需要这种学科的支撑,因为学科本身是一个知识体系,不属于任何部门。所以我认为,更多地从学科角度来研究问题,或者从学科的角度来反思城乡规划学或城乡规划工作目前面临的困境,应该成为我们关于品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品质是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概念,而且即使面对同样一个状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质体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讨论问题,从过去更多地热衷于对客观环境的研究,转向更关注对心理感受的分析,要关注客观环境对于人的教益作用,中国古代有那么丰富的知识,现在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龙瀛
( 中国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在“品质”方面,我的团队长期关注品质,特别是与我们学科更为相关的空间的品质即空间的质量(quality of space)。最近几年我们继续在研究空间品质如何来测度,什么是好的空间品质,什么是差的。为此我们研发了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度计和丑度仪,在TED上有个视频专门来介绍这点。从美度视角来看城市空间,评价哪个空间的品质更好,和人的选美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可以有两两空间比较、主观总体打分、主观分维度打分(复杂度、通透性等)、依赖智能设备和基于客观指标测度推测等方法,总之,美度计方面,我们研发了多种方法,是偏方法导向。而丑度仪方面,则是偏问题导向的,我们借鉴空间失序(spatial disorder)理论,利用建成环境审查(built environment audit)方法,使用街景图片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审查/打分,识别每个空间具有的空间失序的要素类型的总数,作为空间失序的程度,即从“丑”的视角对空间品质进行测度。考虑到中国城市基本存在两代城市空间,即1990年代之前的城镇建设用地和之后的城镇建设用地,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两代城市空间在空间品质维度上,其美度和丑度体现的结果和体现的问题差别巨大。总体上,我的认识是,空间品质是偏城市设计层次的,也更贴近人的尺度,对空间品质进行客观认知,有助于在规划设计上提升品质和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通过对空间品质进行大规模的测度,也为我们识别空间品质的效能提供了可能,即空间品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社会和经济活力的形成,进而测度城市设计在空间品质提升方面的价值。
在“共享”方面我的团队并没有做很多实证和实践工作,但是积累了大量思考,如我在北京城市实验室公众号beijingcitylab上的文章“未来已来:关于未来城市的一百条松散思考”,概括了我针对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城市空间与个人生活的颠覆性影响的观察和思考,“共享”基本上也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作用的结果,使用而不是拥有,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城市空间与个人生活的很多场景。我遇到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老师,提及了他们专业的很多基础理论和方法在无人驾驶和新能源汽车时代都发生了改变。颠覆性技术带来了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剧烈影响,我们城乡规划学这一学科也注定将迎来理论和方法更新的未来。我目前正在清华开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新城市科学》,即致力于讲授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如何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和创造持续变化中的城市。
袁媛
( 中国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副院长 )
我很同意刚才石楠秘书长讲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共享与品质”指的是这样的群体应该在未来的规划和建设当中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高品质的规划。我从读博士至今从事研究15年,主要集中在两个研究领域,集中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识别城市中的贫困社区,我早期是通过社会经济调查的小数据,后来利用人口普查、行政部门调查等社会经济数据,现在通过多元开放平台大数据、调查小数据一起结合,有空间分析也有社区调查,来识别城市中的贫困社区到底在哪里,不同类社区的发展问题即面临的短板是什么,他们对空间发展的需求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研究为低收入和贫困社区做规划。非常感谢学会给予机会让我在年会主题书籍《品质规划》中撰写社区品质提升的章节,我选取的案例全部是城市中弱势群体相对集中的社区,也是贫困跟低收入群体集中的社区。这些社区本身发展需求大、面临问题多,但是居民表达需求的渠道、能力和资源有限,一些老城历史保护社区更是公共价值缺乏代言人,该如何为他们做规划呢?我书中提到的规划案例和规划方法也许可以回答刚才规划院同志提到的问题。根据这些年我们团队跟踪研究的各类社区特征,我选取了老龄化的远郊社区、城市近郊外来打工者集中的工业和居住混杂的社区、村民回迁小区、老城区内衰败社区等案例,深入探讨不同类型贫困和低收入社区规划的协作机制,用什么样的协作方法,怎样调动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有效帮助弱势群体。我们传统规划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很多行政力量用得好,也可以帮助这类社区快速解决问题;而现在更加需要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需要居民自身参与。所以书稿中建议根据不同社区的人口构成特征、建成环境特征,建构不同力量参与的对话平台,让多方更有效地沟通和协作并最终达成共识,做一个居民真正需要的好的社区规划,这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共享与品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品质不仅仅是建筑环境和质量的提升,规划设计手法的提升,更多应该是在规划产出过程中怎么样保证弱势群体共享品质,能够让他们生活社区的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我是一个从教多年的规划专业大学教师,如果回到规划教育的问题上来,我们的学生现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课程要学习,既要学设计,又要学大数据,还要学习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环境学等等,规划基础课的知识建构体系越来越庞大。大家都困惑这么多课学不过来怎么办,但是有一门课程必须学习,那就是规划师价值观的教育,它可以独立成一门课程,也可以渗透到其他内容里面。比如说城市地理或者城市社会学的课程里面,可以讲弱势群体空间的识别、贫困社区的形成机制;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课里可以讲如何为贫困群体提供住房、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等,让这些有价值倾向的内容蕴涵在不同课程里面,牢牢扎根在规划教育体系里面。未来的规划师可能是政府规划师、市场规划师或社区规划师,会代表不同雇主的利益,但是要秉持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和理念,坚守行业的底线,让规划师既是建成环境的设计师,又是关注弱势群体共享发展的技术支持者、沟通者和协调者。
段德罡
( 中国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
2018年对规划界来说可能是迷茫的一年,大家都很迷茫,下步该干什么、该怎么干?要判断未来,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改革开放40年是城乡规划迅猛发展的40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前(或许更早)是个“因需求量”的阶段,城市迅速扩张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后城市进入了一个“由量求质”的阶段,这是我们此次会议提出“品质规划”这个主题的原因。我们一度经历了“严重缺量”的时代,继而是“有量没质”,今天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是“有质没品”。一如我们开会的场馆,有很高的建设质量,但是否有“品”?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品质”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慢慢积淀而成。当前更需要的是进行反思:这些年我们的规划都在做什么?为了帮助地方政府追求GDP,为资本获取更大的利益……我们在丧失价值理性与忘却初心的道路上行进,必然离“品质”会渐行渐远。
2015年以来,我们一再喊着“规划的冬天来了”,其实冬天给了我们一个思考专业未来的机会。2015年学生已面临找工作的压力,就业不再那么理想了。记得我当时跟学生们说,搞规划的人要实现转型,以应对变化的市场,未来这个行业需要三方向的人才:一是上得了庙堂,通过系统全面的专业知识协助政府做决策;二是下得了社区,不管在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区,要放下身段去面对基层社区里家长里短的事情;三是玩得转数据,运用你的理性技术工具,为城市建设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理性的依据。
上庙堂需要经验、资历与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玩数据需要平台、资质与兴趣,研究型人才的需求量怕是没多少;唯有下社区没什么门槛,只要怀揣善良、吃得了苦,差不多都能干好。我和我的团队从2015年开始下到乡村社区,持续三年在杨陵的几个村里展开深入实践,成功地使地方政府转变了对乡村规划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规划对乡村建设的绝对权威性;建构了一套“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的全过程乡村工作方法,把工作重心由过去重理想、重谋划转向重落地、重操作。我们运用专业知识为全域乡村分级分类、推动“一村七图”的实施性村庄规划;在设计中坚持现代化、科技化、精细化、节俭化的理念;一道参与建设,激发匠人精神;不止注重空间建设,还根据不同村庄的现实条件,因村制宜、适时推动产业发展、乡风建设,培育新时代治理体系。当我们沉下心来,真诚面对百姓的诉求,所有的建设自然是切合实际的、有品质的。
未来已来,我们必须面对新的时代,要么上浮,要么下沉,要么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不管怎样,我们到了必须冷静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冷静地判断专业的未来的时候了。
孙施文:
共享和品质是一个涉及到城乡发展方方面面的话题,关系到城乡规划的各项内容和各项工作,这也可以从我们编撰的《品质规划》一书的内容中看到。从现代城乡规划发展的历程来看,城乡规划始终将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乡发展的质量作为出发点和前行的发展方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针对前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改进、弥补、完善等回应性的方式,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促进城乡更好地发展,并且不断扩大和包容不同的受益群体。应该说这就是现代城乡规划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然,讲到共享,讲到品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群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也会涉及到不同的评价标准的问题,这就需要广泛听取和讨论、不断考量各种意见和想法,这是规划的特性所决定的。从规划专业工作者角度来讲,尽管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观点,但从今天的讨论来看,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城乡规划和城乡建设的过程中来,不断改进和完善城乡人居环境的品质,不断提高城乡规划的质量,让更多的人共享高品质的规划和建设成果,这可以说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也是城乡规划未来发展应当坚持的。当然,最为关键的仍然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好、做得更好,这也是接下去两天的平行会议、专题会议、学术对话等将继续讨论的。争论不可怕,没有争论也就没必要“对话”了。从规划年会主题设定的角度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内容,就是要引发大家不断思考、不断讨论,这样才能不断推进规划学科、规划实践和规划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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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说不能很方便找到我了
其实把咱们“城市规划”置顶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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