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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研究员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兴平,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李志刚在《规划师》2019年第5期撰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化力量深刻改变了中国城乡空间,也不断丰富中国空间规划的经验和理论。进入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全面的合作。与以往规划全球化的主战场在中国本土不同,当前中国空间规划全球化的主战场扩展到了海外。随着中国发展要素与所在国的深度融合,中国海外空间规划实践逐步从生产空间规划扩展至生活空间规划与生态空间规划,中国空间规划的新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海外探索是中国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促进中国本土空间规划实践和理论的提升。同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空间规划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引领性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海外公民权益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规划工作者也将逐渐从市场驱动走出国门转向学术自觉探索中国规划的全球实践。
[关键词]中国规划;新全球化;“一带一路”;市场驱动;学术自觉
[文章编号]1006-0022(2019)05-0099-0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陈宏胜,王兴平,李志刚.漫谈中国规划走向“一带一路”[J].规划师,2019(5):99-102.
一
大历史观下的中国规划走向海外
(一) 兼容并蓄的规划发展史
中国规划的发展历史悠久,是适合中国特定国情的发展性工具,同时中国规划理念和内涵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与治理制度的深刻影响,因此对中国规划的文脉与理路的演化分析需置于大历史发展观之下进行。追溯至古代,中国唐、宋、元、明各个朝代均出现过大规模与世界其他文明深度接触的时期,异域文明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文明进程,也为中国规划带来了新的文明养料 。中国接触世界其他文明存在着主动与被动两种不同方式。清末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船舰利炮迫使国人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差距,经历无数苦难的中国也开始缓慢地开启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占领下,出现了一批殖民城市,西方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标准被应用于中国本土,中国本土规划也由此开启了现代化演进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百废待兴,城乡规划体系也重新建立。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开启了与苏联的全方位合作,配合计划经济体制,苏式规划被全面采用,并辅以典型的计划型城市作为样板进行推广,中国规划的发展受到了国际时局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全球化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深度影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自由度增加及发展的权力尺度下移使中国规划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实现了高效匹配,中国规划迎来大发展时期。期间,中国本土开放的发展环境接纳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新事物、新技术、新理论与新模式。特别明显的是国际化空间的出现,随着国外移民的聚居,中国本土出现了大量的白人聚居区、黑人聚居区、阿拉伯人聚居区等国际化社区与国际化商业空间。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主动对标发达国家,中国规划学界也积极参与全球城市规划与研究对话,发达国家经典的城乡规划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经验、模式、标准与理论在中国本土落地与转化。从规划编制模式看,绝大多数的地方重要规划方案中都会加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典案例,作为规划借鉴的方案,欧美城乡发展的现状与形态在不少中国地方规划中成为地方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不过,中国城乡规划也确实在向发达国家的学习借鉴之中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发展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一脉相承,中国规划从未止步,将发展与合作的目光从发达国家覆盖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规划接触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此时,中国规划再次正式地走向了海外,但与近代以来中国规划长期作为被动学习者略有不同,中国规划将作为人类重要的发展实践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检验与发展,开启新一轮兼容并蓄的发展进程。
(二)主动全球化中的规划角色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转变了全球化的引领者角色,转向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发展政策,全球经济发展秩序及产业分工体系遭受冲击,全球化遭遇“寒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成为彼此冲突的两股发展潮流。面向逆全球化的不利因素,中国选择的是继续全球化的发展方针。中国不断强化与欧盟、发展中国家等,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以寻求更稳定、更包容的合作网络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中国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从未间断走出国门,不少海外中国企业家已探索出适合所在国国情又有利于华人优势的商业模式,但以往我们对小规模、民间带动的中国规划在异国他乡的实践的关注并不多。中国规划正式走出国门实际上是在中国大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之后发生的,是由大型企业带动的规划输出。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中国规划走出去将经历从简单复制国内模式到因地制宜综合采用国际国内多重标准的过程,也将经历从服务中国企业需求到服务所在国及国际企业需求的过程;同时,在规划内容上将经历从以产业园区为主到覆盖城市及社区的过程。在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规划与其他国家的接触不断加深,中国规划打开了“一片蓝海”,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中国规划走向“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拓新市场的结果,还因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元素”对地方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使然(如中国跨国流动人口的聚居、中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和“中国模式”被采用等),也是中国再次认识世界和被世界所认识的全新过程。欧美发达国家固然具有诸多值得学习的现代化城乡规划与建设文明,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人类多样化文明的一部分,均具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明成果,去粗取精也是中国规划走出国门后所应保持的规划态度。中国规划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下所肩负的使命将更为重要,规划走出国门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反制逆全球化的一种努力,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合作空间。
二
中国规划的学术自觉
(一)“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规划的理论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规划实践积极与世界前沿接轨,同时中国规划学术研究也不断走向世界。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华人学者在以欧美人士为主的规划研究学界中终于获得了关于中国规划解释的主要话语权,华人规划研究文献的引用率和认可度不断提高。不过,当前世界规划的主流话语权仍属于欧美发达国家,包括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独特现象的定义和解释也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所提出。但中外规划研究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是相互学习和不断融合的过程,应该承认规划理论话语权对规划发展有直接影响,也会影响其他国家民众对规划潮流和规划模式的认可,甚至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工具。规划话语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的认可度。从既有关于“非洲规划”的英文文献看,美国关于“非洲规划”的文献最多,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欧美学界对非洲发展的学术掌控力 ( 图 1)。在非洲规划建设中,作为殖民时代欧洲主要殖民地的非洲,“西式”规划远早于中国规划进入非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价值体系都依存于欧美国家,也对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在非正规居住区的置留问题上,不少“一带一路”国家可能采取的方式与中国的规划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别。从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看,基于西方发展理念的规划模式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缺乏工业化基础的国家)带来更快的发展速度,庞大的非正规居住区仍旧是困扰城市有序健康扩展的重要因素。在规划中尊重所有居民平等的居住权和生存权是所有规划共同的追求,但实际上欧美规划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均衡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做出不同的发展选择。
此外,中国规划在全球的理论话语权对维护中国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和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资本与公民大规模走出国门,深度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代表“中国模式”重要内容的中国规划开始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新中国城”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兴起。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总是具有一定的共性,现代化景观对地方化景观的冲击也不可避免。然而,发展中国家新出现的中国式新城却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诸多“不满”和“紧张”,并被冠以“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污名化“中国模式”对落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即使作为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常见形态,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新城市空间也因与中国本土城市空间的相似性而被西方舆论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城市复制”。一方面,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欧美一些国家激烈批评“中国模式”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国家竞争和国家利益的驱使下,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应用。缺乏全球规划理论的话语权和更客观的调查研究使中国规划与发展模式的全球化实践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学术语境下遭遇到重大的学术挑战,为“中国模式”正名要求我国规划学者联合其他领域学者开展更多深度的全球合作和对话。中国规划的全球化是时代的发展潮流,为“中国模式”发声和正名,中国规划学科也将顺势赶上。
(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国规划的作用
中国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早于中国规划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以往的规划输出中,基本上是以大型基建工程项目附带空间规划的模式推动中国规划落地所在国。随着中国企业家、技术人员、企业等走出国门并形成集聚效应,出现以大型企业带动的产业园建设,中国规划开始成体系地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中外优势产能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境外产业园开始大规模出现,中国规划海外实践呈现以产业园区规划为主的输出模式,并逐渐由产业园区向临近区域覆盖,不少重大投资工程所在城市的规划也基本沿用中国规划,但中国规划在“一带一路”的核心推动力量仍是中方企业的需求。中国规划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无疑,中国规划对地方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对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化解社会误解和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在越南龙江工业园的规划设计中,中国规划师专门规划了园区退让空间,在退让空间范围内允许周边居民围绕园区进行配套商住经营,通过规划空间将地方居民的利益与园区的繁荣稳定连接在一起。在受西方话语权主导的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商贸生产活动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经济成本远高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具有中资色彩的产业园区所承受的挑战和关注度更高,中国规划的介入将在化解冲突和矛盾方面有更多的作为。另外,中国规划还将有助于中国援建的大型工程项目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将点、线的影响扩展到面上及全局的影响,也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把握地方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援建项目不仅能更好地服务地方,还能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华人获利。为提高中国规划在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中国规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成为新的国际标准或国际潮流,还需更深入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规划体系和演进历史,形成能够兼容他国体系的新规划模式。
(三)“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规划实践检验中国经验
中国规划走出国门不仅影响所在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将对中国本土规划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以往我们对规划实践和规划理论的探讨是根植于自身独特的发展条件与发展基础展开的,由于国内不同区域在制度和发展模式上的一致性,对中国规划理论的检验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特别是缺少国际实践的检验。随着中国规划走出国门,在其他国度、其他文化与制度环境之中,中国规划的普适性出现了巨大的改进空间,迎来了新的理论发展机会。全球实践将为中国规划理论提供广阔的新舞台和新土壤,为中国规划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极佳机遇。检验中国规划经验和理论有赖于中国规划工作者在海外的艰辛探索,提升本土规划从业者的学术自省能力,如关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山寨”西方城市的问题及中国海外规划建设工程是否复制中国本土城市的问题等。提升中国规划的国际化程度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如强化规划专业学生的国际规划课程、增进中国规划的国际交流和海外合作、增进他国规划工作者对中国规划经验和理论的熟悉度等。
三
结论与展望
与展望中国规划已经迎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与以往规划全球化的主战场在国内不同,当前中国规划全球化的主战场将扩展到国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走向海外的中国规划机遇与挑战并存,将面临新的技术与理论的融合发展,也将发展出新的中国规划的全球化理论。未来中国规划的适用性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规划范式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要看到在不同的国度编制规划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及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别,在国内所忽视或并非主要矛盾的问题在国外可能成为重要的规划前提,基于不同发展环境的规划实践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规划理论的发展。中国规划走向“一带一路”将与更多的文明进行深度的接触,中国规划在实现发展共赢的同时也将在维护国人利益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面对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国规划需针对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全球风险做出应对,也要为中国规划的国际声誉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规划未来将进一步强化规划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引领性作用,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规划工作者也将逐渐从市场驱动走出国门转向学术自觉探索中国规划的全球实践。
来源:2019年05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肖莉、蓝皓月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9年05期
《漫谈中国规划走向“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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