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看来应当是最明明白白的人类现象之一,它没有沾染任何秘密和神秘的气息。它的品格和本性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直到康德时代,一种美的哲学总是意味着试图把我们的审美经验归结为一个相异的原则,并且使艺术隶属于一个相异的裁判权。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艺术的自主性。以往所有的体系一直都在理论知识或道德生活的范围之内寻找一种艺术的原则。如果艺术被看成是理论活动的产物,那么必然就要去分析这种特殊活动所遵循的逻辑法则。如果有什么艺术的理论,那也只能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论,只能是对人类知识的“低级的”感性部分的一种分析。
艺术哲学同样也展示出我们在语言哲学中碰见的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冲突。最初,语言和艺术都被归于同一个范畴之下——摹仿的范畴;并且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摹拟;语言来源于对声音的摹仿,艺术则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说:“摹仿是人从海提时代起就具有的天性,人之高于较低级动物的优点之一,就在于人是世界上最善于摹仿的存在物,并且最初就是靠摹仿而进行学习的。”亚里士多德宣称:“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而且对一般人来说,无论他们的求知能力多么小,也依然是一件最大的乐事。“我们在观看艺术表演时之所以产生快感,就是因为在观看的同时也就是在求知——推测某些事物的意义,例如,‘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了某某事’。”诗学的整个历史都是受贺拉斯这句题铭:“诗即画”,以及西蒙尼德斯的格言:“图画是不出声诗歌,诗歌是会说话的图画”影响的。诗歌和绘画只是在摹仿的样式和方法上有所区别,而在一般的摹仿功能上则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艺术摹仿自然这个原则就不可能被严格而不妥协的坚持到底。因为甚至自然本身就不是一贯正确的,它也并不总是能达到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必须去帮助自然并且在实际上去修正它或使他更完善。
“但艺术决不造出这种完美的事物,它创造万物,犹如一个艺术家,艺术虽熟练,手却不免发抖。”
若说“所有的美都是真”,所有的真却并不一定就是美。为达到最高的美,就不仅要复写自然,而且恰恰还必须偏离自然。规定这种偏离的程度和恰当的比例,成了艺术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
新古典主义——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到阿贝·巴德的著作《美的艺术归结为一个原则》,以同样的原则作为他们的出发点。艺术并非一概而论不加以区别的复写自然,而是复写“美的自然”。
卢梭反对所有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艺术理论。在他看来,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被证明是一种新的革命力量。那曾盛行了许多世纪的摹仿原则从今以后不得不让位于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理想——让位于“独特的艺术”的理想。歌德在他的论文《论德国建筑》中告诫读者说:
“不要让我们中间产生误会,不要让现代美的贩子软弱学说弄得你太柔软了,以致不能欣赏有意义的粗野,那样弄到后来,你变软弱了的情感将除掉无意义的流畅以外,什么都忍受不了。他们企图使你相信,美术是由于我们具有那种使自己周围事物美化的倾向而产生的。这不是事实……
“艺术早在其成为美之前,就已经是构形的了,然而在那时候就已经是正式而伟大的艺术,往往比美的艺术本身更真实、更伟大些。原因是,人有一种构形的本性,一旦他的生存变得安定之后,这种本性立刻就活跃起来;……因此野蛮人便以古怪的特色、可怕的形状和粗鄙的色彩来重新模塑他的椰子、他的羽饰和他自己的身体。而且虽则这些意象都只有任意的形式,形状仍旧缺乏比例,但是它的各个部分将是调和的,原因是,一个单一的情感将这些部分创造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
“而这种独特的艺术正是唯一的真正艺术。当它出于内在的、单一的、个别的、独立的情感、对一切异于它的东西全然不管、甚至不知,而向周围的事物起作用时,那么这种艺术不管是粗鄙的蛮性的产物,亦是文明的感性的产物,他都是完整的、活的。”
一个新的美学理论的时代从卢梭和歌德这里开始了。独特的艺术已经取得了对摹仿艺术的决定性胜利。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是在1773年——歌德青年时代“狂飙运动”时期——写的。艺术确实是表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构形它就不可能表现。歌德写道:“一当他无忧无虑之时,那些悄悄产生的半神半人就在他周围搜集着材料,以便把他的精神灌输进去。”克罗齐的哲学乃是一个强调艺术品的纯精神哲学。但是在他的理论中,全部的精神活力只是被包含在并耗费在直觉的形成上。当这个过程完成时,艺术创造也就完成了。
柯林伍德说:“艺术家企图做的,就是表现某一特定的情绪。表现它与令人满意地表现它,都是一回事。……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摆的每一个姿势都是一件艺术品。”在每一种言语行为和每一种艺术创造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论结构。在一出戏剧中一个男演员真实地“扮演着”他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台词都是首尾一贯的结构整体的一部分。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专注于对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而是专注于他自己的快乐或者“哀伤的乐趣”,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因此我们根本不能认为,抒情艺术比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具有更多的主观特性。
像所有其他符号形式一样,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即予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他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亚里士多德断言,戏剧所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这个单一的行动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具有一个生命物体所有的一切有机统一性;而历史学家却必须不只是研究一个行动,而是研究一个时期,以及这个是时期内发生在一个人或更多人身上的所有事件,不管这些事件是如何地互不相关。
在这方面,美和真一样可以根据同一古典公式来表达:它们是“杂多的统一”。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有一个着重点的不同:语言和科学是对实在的缩写;艺术则是对实在的夸张。语言和材料学依赖于同一个抽象过程;而艺术则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具体化过程。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正像科学家是各种事实或自然法则的发现者一样。各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们全都知道艺术的这个特殊任务和特殊才能。列奥纳多·达·芬奇用“教导人们学会观看”这句话来表达绘画和雕塑的意义。
单纯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同意康德的话:数学是“人类理性的骄傲”。但是对科学理性的这种胜利我们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科学意味着抽象,而抽象总是使实在变得贫乏。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格言如果对于科学家的太阳不适用的话,对于艺术家的太阳则是真的。我们不能把完全相同的东西说成是两个艺术家的题材。
画家路德维希·李希特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和三个朋友打算画一幅相同风景的情形。他们都坚持不背离自然,尽可能精确地复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然而结果是画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彼此之间的差别正像这些艺术家的个性一样。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客观眼光这样的东西,而且形式和色彩总是根据个人的气质来领悟的。埃米尔·左拉把艺术品定义为“通过某种气质所看到的自然的一角”。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朴素平凡的物理事物实在之中,也不完全生活在一个个人的小圈子内。在这两个领域之外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王国——造型形式、音乐形式、诗歌形式的王国;这些形式有着真正的普遍性。康德在他称为“客观的有效性”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艺术家选择实在的某一方面,但这种选择过程同时也就是客观化的过程。当我们进入了他的透镜,我们就不得不以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仿佛就像我们以前从未从这种特殊的方面来观察过这世界似的。
帕尔泰农神殿的中楣,巴赫的弥撒曲,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天顶画”,莱奥帕尔迪的一首诗,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都是既非单纯再现的亦非单纯表现的。在一个新的更深刻意义上它们都是象征的。伟大的抒情诗人——歌德、荷尔德林、华兹华斯、雪莱——的作品所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诗人生活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片段。它们并非只是强烈感情的瞬间突发,而是昭示着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伟大的悲剧和喜剧作家们——欧里庇德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并不以与人生景象脱离的孤立场景来使我们快乐。这些孤立场景就其本身来看仅仅是短暂易逝的幻影。但是突然,我们开始在这些幻影背后看见并且面对着一个新的实在。喜剧和悲剧使人通过他的人物与剧情表示了他对整个人生及其伟大与软弱、崇高与可笑的看法。歌德写道:
“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和广度上与自然竞争,他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他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最强烈的瞬间定型化。”
从柏拉图到托尔斯泰,艺术一直被指责为激动人的情感,从而扰乱人们道德生活的秩序和和谐。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当我们的淫欲、愤恨、欲念、悲痛等经验本来应该枯萎的时候,诗的想象力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托尔斯泰在艺术中看到了感染的根源。他说:“感染不仅是艺术的一个标志,而且感染力的程度也是艺术优劣的唯一尺度。”华兹华斯把诗定义为“在宁静中回忆到的情绪”。但是我们在伟大的诗中所感受到的宁静并不是回忆的宁静。被诗人激起的情感并不属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就在“此地”——直接的活动着。莎士比亚从未给过我们一个美学理论,他并不思索艺术的本性;然而在他谈到戏剧艺术的特性与功能的唯一一段话中,全部的重点都放在这一点上。“演戏的目的”,正如哈姆莱特所解释的,“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像是要举起镜子直照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伟大的画家向我们显示外部事物的各种形式;伟大的戏剧家则向我们显示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模糊而朦胧地感到生活具有的无限潜在可能,它们默默地等待着被从蛰伏状态中唤起而进入意识的明亮而强烈的光照之中。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过程并不是指一种净化或在情感本身特征和性质的一种变化,而是意指人类灵魂中的一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悲剧效果,乃是两种成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实际生存中互相排斥的两种成分——的综合:我们情感生活的最高度强化被看成同时也能给我们一种恬静感。审美的自由并不是不要情感,不是斯多葛式的漠然,而是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的情感生活达到了它的最大强度,而正是在这样的强度中它改变了形式。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
企图以某情感特征来刻画艺术品,那就必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看法。真正的悲剧演员在戏剧方面也是真正的艺术家,反之亦然。在每一首伟大的诗篇中——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中——我们确实都一定要经历人类情感的全域。艺术品本身没有任何特殊气质,我们不可能把它归结到任何传统的心理学的类概念下。把莫扎特的音乐说成是欢乐的或宁静的,把贝多芬的音乐说成是庄重的、低沉的或崇高的,那只是暴露了一种肤浅的鉴赏力。莫扎特的《唐璜》究竟是一出悲剧还是一出轻喜剧,这种问题简直是不值得问的。贝多芬根据席勒的《欢乐颂》而作的乐曲表达了极度的狂喜,但是在听这首乐曲时我们一刻也不会忘掉《第九交响曲》的悲怆音调。所有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都必须存在,并且必然以其全部力量而被我们感受: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它们全都结合成一个个别的整体。阿里斯托芬是对人类本性最尖锐最严厉的批评家之一;莫里哀的伟大则最好不过地体现在他的《愤世者》和《伪君子》中。我们生活在这个受限制的世界中,但是我们不再被它所束缚了。这就是喜剧的卡塔西斯作用的独特性。事物和事件失去了它们的物质重压,轻蔑溶化在笑声中,而笑,就是解放。
休谟在他的论文《论审美趣味的标准》中断言:“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关照它们的心灵之中。”美不能根据它的单纯被感知而被定义为“被知觉的”,它必须根据心灵的能动性来定义,根据知觉活动的功能并以这种功能的一种独特倾向来定义。艺术家的眼光不是被动的接受和记录事物的印象,而是构造性的,并且只有靠着构造活动,我们才能发现自然事物的美。美感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
有许多自然美不具有任何种类的审美品性,一处风景的机体美,与我们在风景画大师们作品里所感到的审美的美,并不是一回事。甚至连我们这些观赏者也能充分的意识到这种区别。我可以漫不经心的观赏一处风景并感受到景色的宜人,欣赏着柔和的微风,清新的草地,令人愉悦的五颜六色,以及鲜花的芬芳香味。但是这是我可能在心中经历了一个突然变化。随即我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看这风景——我开始构思一幅图画。现在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不是活生生的事物的领域,而是“活生生的形式”的领域。我不再生活在事物的直接实在性之中,而是生活在诸空间形式的节奏之中,生活在各种色彩的和谐和反差之中,生活在明暗的协调之中。审美经验正是存在于这种对形式的动态方面的专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