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神话乃是近亲。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它们的协作是如此明显,以致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们乃是同根而生的两股分枝。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发现他具有言语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的影响。麦克斯·米勒说:
“神话问题在事实上成了心理学问题。并且,由于我们心灵主要是通过语言才对我们成为客观的,这个问题于是也就成了语言科学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神话称作语言病态,而不称为思想病态的缘故。……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语言病态同时也就是思想病态……把至高无上的上帝说成是犯下了一切罪恶的、被人欺骗的、对妻子发怒对孩子粗暴的存在者,这无疑是一种病态、一种思想状态异常的明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疯狂的明证。……这是一个神话病理学的病例。……古代语言是一种很难掌握的工具,尤其对于宗教的目的来说更是如此。人类语言除非凭藉隐喻就不可能表达抽象观念;说古代宗教的全部词汇都是由隐喻构成,这并非夸大其词。……这就是经常发生各种误解的根源,其中有许多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与神话中一直保持着它们的地盘。”
神话和语言二者都是基于人类一种很早很普遍的经验,一种关于社会性、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经验。对原始人来说,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的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自然界本身不过是个大社会——生命的社会。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巫术语词的用处与特殊功能了。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
当人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这种信念乃是虚妄的,认识到自然的无情,并非因为他不愿意满足人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不理解人的语言,这时对人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人们试图凭藉巫术语词来征服自然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但也因此,人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了。语词的巫术功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语词的语义功能。语词不再具有神秘力量,它不再具有直接的物理的或超自然的影响力。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
这个转折发生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古代自然哲学家”这一类希腊思想家。他并没满足于变化的单纯事实,而是力图寻出变化的原则。根据赫拉克利特的看法,这种原则不应在物质事物中寻找:不是物质世界而是人类世界,才是正确解释宇宙秩序的关键所在。他已不把语词看成是一种巫术的力量,而是从语义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了。赫拉克利特写道:“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
早期希腊思想就这样从自然哲学转到了语言哲学。巴门尼德宣称,我们不可能分离存在与思维,因为它们是同一的。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精确副本,使得对大宇宙的知识成为可能。正如恩培多克勒所说:“我们是以自身的火来看毁灭性的火。更用我们的爱来看世界的爱,用我们可厌的恨来看它的恨。”
如果接受这个一般理论,那么“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意义必须根据存在来解释。因为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一定是自然联系而不是约定的联系。没有这样一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以理解的。在柏拉图的对话《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以他佯装无知的方法接受的了这个学说,但是他的接受仅仅是打算以拟声说自身固有的荒谬背理性来毁灭掉它。柏拉图对这种认为一切语言起源于声音摹仿的理论叙述,是以滑稽而讽刺的方式结束的。但尽管如此,拟声说仍然流行了许多世纪。即使在当代文献中它也绝对没有消失,只是已经不再以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那种幼稚的形式出现了。
柏拉图在《太阿泰德篇》中甚至说,智者派的知识理论毫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说的派生物和必然结论而已。在语言理论中,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人类学起了主要的作用。人成了宇宙的中心。用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来说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一个语言的理论还必须完成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他应当教会我们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如何说如何做。所有关于语词名称的“真理性”和“正确性”的争辩都成了无用的和多余的了。名称并非只在表达事物的本性,它们并没有客观的对应物。
关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有三重概念: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践的。语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人类最基本的发音并不与物理事务相关,但也不是纯粹任意的记号。无论是自然的存在还是人为的存在都不是用于形容它们。人类的言语可以归溯到自然赋予一切有生命物的一种基本本能:由于恐惧、愤怒、痛苦或欢乐而发出的狂叫,并不是人类独具的特性,而是在动物界中到处可见的。
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达尔文指出,赋予表情的声音或动作是由某些生物学需要所支配,并依照一定的生物学规律来使用的。人类语言不再是“国中之国”,而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天赋。
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人类言语的单纯的事实而是它的结构。对这种结构的分析才能揭示情感语言与命题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生物学理论曾经成功的消除过这种逻辑上和结构上的差异。所谓的“动物语言”总是全然主观性的,它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状态,但并不指谓或描述对象。
叶斯柏森声称:“由我提出并首先坚持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现代的语言一直追溯到历史与我们掌握的材料所容许的限度。……如果靠着这种追溯的过程,我们最终能到达这样一种发音阶段:这些发音不再被称为真正的语言,而只是某种先于语言的东西——那么问题就会解决了。因为转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无中生有,则是人类理智绝不能理解的。”
例如,一些声音的组合,如果能和着某种旋律来唱,而且在几百或杀死敌人后用作欢庆胜利的赞歌,就可能变成代表那个特殊事件乃至代表那个杀敌英雄的专有名称。通过把这种表达隐喻的转移到类似的情况,人类语言就得以发展下去。但恰恰正是这个“隐喻转移”一语概括的包含了我们的全部问题。这样的转移意味着,以前一直只是强烈情感的无意流露和吼叫的音调,正履行一个全新的任务:它们在作为传达确定意义的符号而被使用。
在叶斯柏森的著作中常常可以发现的那种相当奇异的概念,在这里被取消了。从喊叫到说话的转折被描述成一个逐渐客观化的过程。依附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情境的原始感情的性质变得多样化了,同时与那些知觉到的具体情境的特征区别了开来。“……对象出现了,它是被认识到而不是被感觉到的。……与此同时,这个不断增长着的制约条件采取了系统化的形式。……最后,……实在的客观秩序出现了,世界真正为人所认识了。”这种客观化和系统化,确确实实是人类语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工作。伽狄纳一开始说,在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有着“基本的同质性”。但当进一步发挥它的理论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动物的音调与人类的言语之间有着如此重要的区别,以致几乎掩盖了那种基本的同质性。表面上的相似性实际上仅仅是质料上的联系,它并不排斥,反而是突出了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异质性。